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貽笑大方,趣說“秀才識字識半邊

貽笑大方,趣說“秀才識字識半邊

  自古以來,有這樣一句俗語:“秀才識字識半邊。”在漢字當中,形聲字佔了絕大多數,到目前為止已經達到了90%以上,給識字者帶來了很大的方便。清代著名語言學家段玉裁說:“同諧聲者,必同部也。”翻譯成今天的話就是:以同一個字為“聲符”的一組形聲字,它們的讀音相同或相近。例如何、河、柯、苛……然而,在數量浩大的形聲字當中,卻也常常會出現“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例如“破綻百出”的“綻”、“草菅人命”的“菅”等等,如果只是讀“半邊”,必然會貽笑大方。
  讀半邊而鬧了笑話,是緣於“半邊”沒有找對,這屬於文字學方面的問題。
  眾所周知,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註、假借為漢字的六種構字方式,其中前四種屬於造字方法,後兩種屬於用字方法。在象形、指事、會意和形聲這四種造字方法當中,前三種均不能表“音”,唯有形聲字具有這方面的功能。為此,專家學者們認為,形聲字的產生是漢字造字法中的一個根本性變革。既然形聲字可以表音,為什麼又有人會將它讀錯呢?這是因為沒有找對錶音的部分。具體來說,分為以下四種情況——
  第一,錯將會意字當成了形聲字。象形和指事屬於“獨體”(即不可再分化為字了),會意和形聲屬於“合體”(即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構成)。對於“獨體”,不存在“識字識半邊”的問題;而對於“合體”,則出現了究竟哪個“半邊”屬於表音的問題。據說北宋名相王安石也曾鬧過笑話,他將“波”解釋為水之皮,將“滑”解釋為水之骨。王安石犯的錯誤,便是將形聲字當成了會意字;而我們今天則更容易將會意字當成形聲字。比如:昶(chǎng白天時間長)、嵐(lán山裡的霧氣)、昊(hào廣大無邊)等等,若將它們的“半邊”當成了聲符,就大錯特錯了。
  第二,找錯了聲符。在大多數的形聲字裡,結構上是存在著一定規律的,比如:左形右聲、右形左聲、上形下聲、下形上聲、外形內聲、內形外聲。至於為何會找錯了聲符,原因有二:其一,弄反了。比如“問”,聲符偏偏不是“口”,而是“門”;“篤定”的“篤”,聲符為“竹”,而非“馬”。其二,有一部分字的聲符與形符並非“平分天下”,而是偏居於一個角落,例如“施”。民間有這樣一個傳說:明代著名文士方孝孺,因為堅決不給燕王朱棣草擬即位詔書,被誅滅十族。其僥倖活下來的後代被迫改姓“施”——其義即“方人也”。其實它並不是一個會意字,它的形符讀yǎn,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是旗幟的形狀,因此以它為部首的字多與旗幟有關,例如“旌”、“旗”等等,因此它們的聲符沒有佔據“半邊天下”,僅僅是右下方的“也”、“生”、“其”等等。
  第三,聲符字本身的寫法發生了變異。這主要有兩種表現:其一,它被省略了一部分形體,或是被簡化了,比如“京畿(jī)”之“畿”,聲符字本為“幾”(幾),加進形符之後,竟省略了其左下的部分;“麇集”之“麇(qún)”,聲符字本為“囷(qūn,古代的一種糧倉)”,簡化之後變成了“禾”……這些字如果還堅持讀“半邊”的話,同樣是必謬無疑。其二,它的形體(即寫法)發生了訛變,同樣使今天的人們無法相認——例如:“賊”,讀左半、讀右半都不對,而是從貝朿聲(cì刺的本字)。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因為漢字的形體在數千年中發生了變化。一般來說,以秦朝為界,分為古文字與今文字兩個階段。前者,包括商周時期的甲骨文、金文及秦統一天下前的大篆和統一天下後的小篆;後者,包括秦漢時期出現的隸書和魏晉之後出現的楷書、草書、行書等等。有人將隸書作為古文字與今文字的一種過渡形體。“隸”即“皁隸”,指政府基層工作人員。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政務極其繁忙,負責書寫工作的皁隸們的任務繁重不堪,而那時的小篆筆劃太繁,書寫極為不便,於是他們便將原有的結構化繁為簡,從而漸漸發明了隸書。這樣一來,字型是簡單多了,但是它們卻打破了文字原有的結構,有些字從此很難再找到它們的“孃家”了。
  第四,聲符被人為地變成了“多音字”。漢字於造字之初,均當是一字一音的。但是中國大陸在對漢字形體進行簡化的時候,人為地產生出一批形同、音異、義更不同的所謂“多音字”來。比如“廠”,本讀hǎn,是一個古已有之的象形字,意為山崖下的石穴;但“工厰”的“厰”字簡化後,卻將聲符“敞”省去,只留下一個意符“廠”,使得原本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字合用了一個形體,變成了所謂的“多音字”。如果它們單獨使用,尚且不會造成因“識字識半邊”而帶來的錯誤,但是一旦作為聲符,便後患無窮了。比如說,“適”與“適”,即屬於這種情況——前者的聲符是kuò(上邊為“氏”,下邊為“口”),後者的聲符是“啇”(dí),但一經簡化,便“合二而一”了。
  造成“秀才識字識半邊”錯誤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表音的部分沒有讀準。這屬於音韻學方面的問題。
  中國歷史悠久漫長,疆域遼闊廣大,這便使語音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然而更重要的原因還是變動——即戰爭、動亂,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口大規模遷徙。舉例而言,在中國悠久的歷史長河中,統一政權時的京都往往都在北方,它不僅是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而且語音也被視為“正聲”,即標準音。但當北部邊境的遊牧民族紛紛南下,而朝廷又無力抵抗時,中原地區的人們便只有隨著中央政府大規模南遷了。與此同時,他們亦將中原一帶的語音帶到了新的地區,並且保留了下來,而且離開中原越早、越遠,保留的古音也就越多、越純(例如吳語、粵語、湘語、鄂語等等)。而此時的中原大地,則由於更換了主人,在語音上也同樣呈現出了新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