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簡介

劉伯承

中文名稱: 劉伯承

又　　名: 原名劉明昭

生 卒 年: 1892～1986

國　　別: 中國

省: 四川

生平簡介

劉伯承，中國人民解放軍建立人和領導人，軍事家。原名劉明昭。生於四川開縣趙家場。1911年在萬縣參加學生軍，響應辛亥革命。1912年考入重慶軍政府將校學堂，研讀兵書韜略。1913年8月，參加癸丑討袁之役，1915年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1915年底，奉命潛回四川，組織400餘人，成立川東護國軍第4支隊，響應護國戰爭。1916年3月率4支隊攻取酆都（今豐都）縣城時右眼中彈致殘。1917年參加護法戰爭任川軍靖國軍第9旅參謀長，攻克成都後任督軍署警衛團團長。1923年在討伐直係軍閥吳佩孚的戰爭中任東路討賊軍第1路前敵指揮官，取得馳援龍泉驛等戰鬥的勝利。曾被譽為川中名將。

192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兵運工作。同年12月任中共重慶地方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委員，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與楊闇公、朱德等發動瀘（州）順（慶）起義，策應北伐戰爭。起義後任國民革命軍四川各路總指揮，1927年4月被武漢國民政府任命為暫編第15軍軍長。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轉往南昌，與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等領導南昌起義，任中共前敵委員會參謀團參謀長。1927年底赴蘇聯留學，開始入蘇聯高階步兵學校，後轉入伏龍芝軍事學院。為直接閱讀俄文軍事典籍，以頑強的毅力攻克俄文關。學習中注重理論聯絡實際，是學院的高材生。1928年夏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作軍事問題補充報告。1930年夏回國，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8月底任中共中央長江局軍委書記，被派往武漢，進行糾正立三路線錯誤、停止執行武漢暴動計劃的工作。後在上海協助周恩來舉辦以培訓省委、特委負責幹部為主的短期訓練班，並主講暴動方略、游擊戰、運動戰等課程，期間他翻譯了《蘇軍步兵戰鬥條令》（後在瑞金刊印）。1932年1月進入中央蘇區，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校長兼政治委員，10月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參謀長，11月發表《戰術學、戰役學與戰略學》長篇譯文。1933年春，協助朱德、周恩來指揮第四次反“圍剿”作戰，取得了殲國民黨軍3個師，俘1萬餘人的重大勝利。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因反對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又名華夫，原名奧托·布勞恩，德國共產黨員）作戰指揮上的教條主義和專橫作風，被撤銷總參謀長職務，調任紅5軍團參謀長。發表《現在游擊隊要解答的問題》和《到敵人後方開展游擊戰爭的幾個教訓》等文章，提出“向敵人的深遠後方活動”，為紅軍擺脫消極防禦的困境出謀劃策。1934年10月參加長征，參與指揮5軍團殿後，掩護中央機關通過國民黨軍4道封鎖線。同年底復任總參謀長，兼中央縱隊司令員，指揮先遣部隊強渡烏江，智取遵義。

1935年1月，參加在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支援毛澤東的主張。會後，協助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指揮中央紅軍四渡赤水，佯攻貴陽，急進雲南，親率幹部團一部搶佔皎平渡，保障全軍順利北渡金沙江。5月，任先遣隊司令，與政治委員聶榮臻率部為全軍開路。進入大涼山時，與彝族首領小葉丹“歃血為盟”，使全軍順利通過彝族聚居區。繼而率第1師在安順場強渡大渡河。第一、四方面軍會合後，堅定地執行中共中央關於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與朱德一起，在困難危險的處境中，同張國燾的分裂活動進行了鬥爭。

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八路軍第129師師長。1937年9月率部東渡黃河，開赴太行山區，開展敵後游擊戰爭。10月，組織所部夜襲陽明堡飛機場，繼而在正太路南側，連續在馬山村、七亙村、黃崖底等地給正向太原急進的日軍以沉重打擊，前後殲敵1000餘人。12月，挫敗日軍對太行地區的六路圍攻，殲敵600餘人，在晉東南站穩了腳跟。1938年2月，日軍集中3萬餘人，向晉南發動進攻，他與政治委員鄧小平一起，指揮部隊在正太路東段包圍舊關村，設伏長生口，殲滅由井陘出援舊關的一個日軍加強中隊。隨即轉師南下，指揮本部和配屬作戰的第115師之344旅及第5支隊，襲擊黎城，設伏神頭嶺，殲滅由潞城出援的日軍共1500餘人。半個月後，又在邯（鄲）長（治）大道上的響堂鋪佈下伏兵，擊毀日軍汽車181輛，全殲其掩護部隊。4月，日軍發動九路圍攻，他率所部機動靈活地跳出了敵人的合圍圈後，在武鄉縣長樂村抓住日軍一路，集中優勢兵力，重創日軍主力第108師，殲其2200餘人，收復長治、沁縣等縣城18座，將敵人趕出晉東南。4月下旬，根據中共中央關於發展平原游擊戰爭的指示，派769團、689團和5支隊進入冀南和豫北地區發展游擊戰爭，至9月底，共消滅偽軍1萬多人，收復了臨清、高唐、臨漳、滑易等20餘縣。同年5月起，為鞏固發展抗日根據地，配合正面戰場國民黨軍作戰，領導軍民對平漢鐵路（今北京—漢口）、正太鐵路（正定—太原）、道清鐵路進行了13次破擊戰，有力地打擊了敵人。1939年1月，日軍集中1萬餘人，對冀南根據地進行十一路大“掃蕩”。他親赴冀南，領導軍民進行反“掃蕩”作戰，組織指揮所部進行大小戰鬥百餘次，斃傷日偽軍3000餘人，鞏固並發展了冀南平原抗日根據地。同年8月22日，作《129師抗戰第二週年的戰術報告》，根據兩年來在敵後開展游擊戰爭的經驗，就襲擊、伏擊、急襲、吸打敵援等游擊戰術作創造性的闡述和發揮，對提高第129師各級指揮員的戰術水平和指揮能力起了重大作用。1940年3月，在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指揮磁武涉林戰役，殲國民黨頑軍朱懷冰部主力，鞏固了太行抗日根據地。8、9月間，領導根據地軍民參加百團大戰，對正太、平漢、德石、白晉、同蒲等鐵路和聯結這些鐵路的公路交通線進行廣泛出擊，共斃傷日偽軍5000餘人。從1937年冬到1940年，在北至滄石路、正太路，南至黃河、隴海路的廣大地區，以第129師為骨幹，領導建立了太行、太嶽、冀南抗日根據地，連同冀魯豫抗日根據地，後統稱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在日軍推行“囚籠政策”，根據地被嚴重蠶食的情況下，提出“敵進我進”的軍事鬥爭方針，將主力分散，組織正規軍、游擊隊和民兵相結合的遊擊集團和精幹的武裝工作隊，向敵佔區的城鎮據點和交通線出擊，在被動中取得主動，使敵後游擊戰爭在最困難的情況下堅持下來，根據地得以逐步恢復並再度發展。1943年赴延安參加整風運動。1945年6月，被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

解放戰爭時期，歷任晉冀魯豫軍區、中原軍區、第二野戰軍司令員，與政治委員鄧小平一起指揮了許多重大戰役。1945年9月指揮上黨戰役，以3.1萬人的主力和5萬民兵迎戰國民黨軍正規軍3.8萬人，巧妙調動敵人，以少勝多，殲敵3.5萬人，有力地配合了重慶談判。10月，為粉碎國民黨軍打通平漢鐵路搶佔平津和東北的戰略企圖，集中主力6萬人，並動員民兵10萬，在漳河以北、邯鄲以南的滏陽河套地區發起邯鄲戰役），除爭取新8軍近萬人起義外，共殲敵2萬餘人。1946年6月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後，率部以大踏步進退的運動戰，取得隴海、定陶、鉅野、鄄城、滑縣、巨金魚、豫皖邊、豫北等一系列重大戰役的勝利。1947年6月30日，根據中央軍委的戰略部署，率12萬大軍在濮縣至東阿間突破國民黨軍黃河防線，發起魯西南戰役，經28天激戰，殲敵4個整編師共9個半旅6萬餘人，揭開了戰略進攻的序幕。隨即遠離根據地，千里躍進大別山，深入國民黨統治的腹心地區，依靠人民群眾，立足紮根，並多次打破敵重兵圍攻。9月起，所部與陳（毅）粟（裕）野戰軍、以及挺進豫兩獨立作戰的陳（賡）謝（富治）集團密切協同，轉戰江淮河漢廣大地區，10個月共殲敵34萬餘人，解放縣城100餘座，開闢和擴大了中原解放區，迫使蔣介石從陝北和山東抽調10個旅回援，國民黨軍由重點進攻轉入戰略防禦，從而使全國戰局發生了變化。1948年11月，根據中央軍委決定，與鄧小平、陳毅、粟裕、譚震林組成總前委，統一指揮華東、中原部隊進行規模巨大的淮海戰役，同徐蚌地區國民黨軍主力進行戰略決戰，取得了殲敵55萬餘人的重大勝利。1949年4月，參與總前委籌劃渡江戰役，並直接指揮第二野戰軍在馬當至貴池間強渡長江，前出浙贛線，解放了皖南、浙西、贛東北和閩北廣大地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與鄧小平指揮第二野戰軍和第一、第四野戰軍各部，向西南進軍，出色地執行了毛澤東提出的大迂迴、大包圍和遠距離追擊的作戰方針，大量殲敵。通過軍事打擊和政治爭取，促成西南國民黨上層軍政人員多人率部起義和投誠。進軍西南作戰解決國民黨軍10個兵團部、49個軍部、133個師，連同地方部隊共約90萬人，解放了四川、雲南、貴州3省和西康省（今分屬四川和西藏）大部，徹底粉碎了蔣介石割據西南、捲土重來的企圖。12月，出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書記，和鄧小平、賀龍一起，領導軍民肅清匪患，恢復經濟，進行土地改革，籌劃和平解放兩藏的工作。

1950年冬，受命組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任院長兼政治委員。1954年起先後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訓練總監部部長，是重視汲取各國現代軍事科學成果，最早把教育訓練提到人民解放軍建設的戰略地位的領導人之一。在軍事學院工作中堅持以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思想指導教學和學術研究，在繼承和發揚人民解放軍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學習外國軍隊的先進經驗。領導了大規模的教材編寫和翻譯工作，親自撰寫、審定和翻譯了一批軍政教材。重視合同作戰的訓練，校訂出版了他在抗日戰爭時期翻譯的蘇軍《合同戰術》一書。在軍事學院陸續開設了海軍、空軍、炮兵、裝甲兵等系，為後來建立各兵種指揮院校和形成完整的軍事院校體系奠定了基礎，為建設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培養了大批德才兼備的高中級指揮員。1955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和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58年曾因所謂教條主義受到錯誤的批評。1959年後曾負責中央軍委的戰略研究工作。1962年指揮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

他是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家。博採古今中外軍事理論學術精華，運用於中國的革命戰爭。在用兵作戰中講究實事求是，敵變我變，強調“計劃、命令是建立於最現實的情況上的，因此一切行動都應適應現實情況。但現實是辯證的，指揮也應是辯證的”。把唯物辯證法引入軍事指揮，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的軍事辯證法。他對於游擊戰、運動戰、陣地戰和司令部工作以及部隊的教育訓練都有豐富的論述。其軍事著作收入《劉伯承軍事文選》（1992），構成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他是中共第八至第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966年起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他還是第二至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82年，由於年齡和健康原因辭去黨政軍領導職務。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