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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雁落腳的地方

說有一種無趾鳥,飛在風裡,睡在雲裡,吃在天空裡,著地的那一天,就是它生命結束的那一天。 

大雁落腳的地方

從此,我喜歡上了這隻鳥,一如把希望寄託在文學的牧歌聲裡。我從來為著這無趾鳥奔跑,在靈魂的夢中。就算千年,勇往直前。

一晃盪,十年過去。十年一見。 

竟發現從沒如此這般散漫自己,我從暈暈沉沉的睡夢醒來,張開眼睛,屋內只有我自己,還有一張不足一米高的破方桌。 

看不見繁華傷夢,那麼,我是醒了,徹底地醒了。

每次清醒,記憶又催促著我,像在奔流錯亂的街頭中心,一個小孩一次又一次地目睹車流從身邊串過,而狂叫出來的驚悸。 

我閉上眼睛,文學、書法、繪畫、設計、音樂……那些不確切的藝術臉孔,遊離著似笑非笑的表情。依我在二十二歲的年齡,假如文學成了生命的唯一,它僅是一段回憶,左右不了夙命可得到的其他。 

權且讓我安妥自己,再夢一回無趾鳥吧!? 

開啟臨街的窗戶,才半天工夫,已舌燥脣乾,雙眼發腫,憔悴不堪,忘了身在何處。 

是的,是該走出去了。 

往日企羨的大學校園,幾個角落擁擠著幾個學生,手裡拿著一本教科書,巋然不動,連同跋扈的朗誦聲,出賣了自己;換成我,我絕然達不到如此高的境界。我為我默哀。這默哀因有很多人與我論說,所以,我也敢堂而皇之躲進申保箱先生值班室篤志作文。 

已經有幾天沒去上課,教授肯定在心裡惦念我了,但我真又不想輕易囚禁自己,做不喜歡做的事,青春是人最好的資本啊! 

有這樣的思想,作為現實生活中的一個人來說,我知道是不遜的兆頭。事實也真如此,一個禮拜下來,連page maker都不會操作了,我勉強選了一張寸照,算是畢業前對自己的告慰,上附近的照相館沖洗,主人問我叫什麼名字;“我姓施”。我說,儘量不想吐出後面那個字 

“全名”主人又問。 

“施晗”。 

這時,馬上有人注意到我了。 

“你就是施晗呀!久仰大名。”一個學生說。 

我臉燒如炭,然愈是這樣,別人還以為我的謙遜。其實,我有什麼資格謙遜呢? 

曾有一度,我經常被拽著參加某個活動,大小都得為其講上一席話,我的苦楚難言是不能通過面部表情標榜出來的,我深知自己是個和平凡人一樣平凡的小角色,充當門面,只怕還得再混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 

我寫了“一線天文學社”六個大字的牌匾,奮鬥營造的一切,稀里嘩啦都打碎了,只剩下一具軀殼和精神上中了病毒的我。 

一個朋友自豪的告訴我,他現在跑到食堂,找十個人詢問,有八個人知道我的名字。 

“是嗎?就像十個人中有八個人知道鱉的另一個名字叫王八一樣。”我苦笑。 

朋友也笑。 

但我又是幸運的,當所有人都在寫著、叫著、罵著“施晗”的時候,我的最親信的教授們,是在快到大三那年才深信,我就是“施晗”,而且有先見之明的預料到我哪天要出書,提前聲明於我;屆時送她兩本,不忘加一句,其中一本是給她兒子看。 

這個時候,我開始籌劃這本書了。 

要寫下所有,確實是件不易的事,而我屋裡已沒有供我寫書的桌案,我整理了從一九九六年到20xx年的所有手稿,不論好壞,挑了六十餘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單就藝術水準來說,良莠不齊,絕過不了我現在的眼,好在,我並不想把這本書當成最終的代表作,有且能代表我當時風格,就算語言嫩幼,哪怕單純,還是選上了。餘下部分,我力戒以往的風格,以其詩歌的語言,小說的情節演進融入散文,創造自己的藝術特色,也終成了我現在乃至今後的文學追求。 

20xx年十二月一日,我徹底躲進了申保箱先生寓所。申先生是一位散文作家,待人十分熱情,每天為我沏茶做飯,共談天下,偶爾,又揮毫潑墨,吟詩對賦,其樂融融。 

房子雖在一樓,也常有人相往來,那個特殊的座位,卻總能夠使我靜下心來,專心作文,友人來訪,瑣聚斗室,又頗有陋室銘之“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之境。後來,乾脆就成了我的會友私所。這一切,莫不感謝申先生的賜予。 

乙酉年的最後幾天,我要回家鄉湖南祁東度春節,為了一份赤子之情的相聚,走時,我寫下一幅斗方書法贈申先生以示感謝,哪怕不是感謝,是報答。 

我也不確切還有別的理由暗示我回去,最末,我也帶了所有文稿,很不幸的是,正月九年級,因在寫完《前塵往事》《月神》兩篇文章後,忘了關窗,被風吹走,再沒找見。過後,我曾與家人自嘲說,老天都愛看我的作品,想必日後一定會很有文緣。 

家人當然不知道,“施晗”這兩個字比我本人更吃香,更被別人更多次的寫著、叫著、罵著。我也只是在再沒找到那兩篇文章後,整天在地上用水塗字,有人看見,許或是覺出我得了什麼怪症,請來醫生替我把脈,我跟醫生調侃了一大堆有關中醫的理論,還給他開了副中藥,他呆望著我,就好似不在這個世界上似的漠然。臨來北京前,我一直忘不了兩位尊敬的恩師,便在上火車前,返回縣教育局。充原老師,周延華老師正安然地忙碌,我的眼淚乾澀,又強忍不住內心的撕扯,一個是曾經引導我走上文學之路的人,一個是有恩萬分,又永遠在心頭傷感的人,如是一面,又要分離,不免惆悵深沉。 

回到北京,文章已基本作完,下午,我去集市買菜,想犒勞一回自己,風很大,很冷,郵差把一大摞信放到我手裡,拆開一看,大部分是約稿函、邀請函之類,也有知我出書,詢問購買之事,我也恍然驚厥,確實很長時間沒有投稿,只是,有人訊息竟比千里眼、順風耳還靈通,要來購書,不免讓我為難,越發覺得對不起他們,我的貿然與輕率,促使我把書稿,先後拿給了著名散文家林非都對我非常之熱情,都有著不一的見解,並分別給出了十分珍貴的建議,他們的褒貶直言,使我狠下決心擺脫一切,重又審視自己。雖然,我從不敢奢望這本書到底會不會受人喜歡,但我起碼得完成它,不為三位老師的期望與鼓勵,也為著對讀者的責任。 

這樣,我又躲回了申保箱先生寓所,抑或哪間正空置的教室,進行長達半個月的修改善後工作,為不使思路中斷,常常餓著肚子,從早上持續到下午五點,不幾天,胃痛又犯,只好置身去外面買幾個餅,一邊吃一邊看。 

後來,人就漸漸多起來。過來問出書之事,問文學之事,問做人管理之事,問辦刊演講之事,問書法繪畫之事……漸漸多起來,彷彿,我真被當神仙一樣敬奉著,什麼都懂。 

再後來,就有人向我索求書法、繪畫,是朋友倒好說,有莫名上門的,就說拿錢買,真讓人哭笑不得。在這一切緩和過去,朋友馮頌為我提供了電腦,一線天的很多編輯,以及其他一些好友,也不遺餘力地為我錄入文字,付出了勞動,我深表謝意。毋庸置疑,培黎為我提供了一個美好的舞臺,不論是餘臨常務副校長,還是徐會處長,以及默默為我奉獻的所有人,我都將永遠銘記。 

於是,我帶著修改完的列印稿,請當代著名作家、詩人、《人民日報》文藝部副主任石英老師為其作序,石英老師欣然允諾,我們在辦公室裡促膝相談近三個小時。 

北京的天,已經變暖,風吹得人心裡駘蕩,一片片棉絮伴著風吹進公交車廂,堆滿城隅。還有來時的雨,我攙雜在人群,人們爭相躲逃,我大義稟然地繼續前行,人們一個個諦視著我,待雨停,一看,身上竟全是星星點點的黃沙,原來,剛才下的不是雨,是黃沙啊! 

北京的天就是這樣。 

五一前夕,我終於修繕完了全書的最後一個步驟——裝幀設計。 

對我來說,十年的文學回顧,到此,亦可告一段落,我不知道新的一年,我將如何面對生活,又將作些怎樣的文字。每每坐在桌前,昔日眷念的種種一一過思,到底給我以撥冗,又不免害怕;害怕如我九下地獄等待重生,復活後又變何物,也許只有讀者最能慰我以答覆。 

假如我一直是隻大雁,只為與無趾鳥同飛,千年來回,夢過幾生。何處都是我落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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