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文章

舒慶春(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字舍予，筆名老舍。老舍的文學語言通俗簡易，樸實無華，幽默詼諧，具有較強的北京韻味。下面就是本站小編給大家整理的老舍的文章，希望大家喜歡。

老舍的文章：又是一年芳草綠

悲觀有一樣好處，它能叫人把事情都看輕了一些。這個可也就是我的壞處，它不起勁，不積極。您看我挺愛笑不是?因為我悲觀。悲觀，所以我不能扳起面孔，大喊：“孤——劉備!”我不能這樣。一想到這樣，我就要把自己笑毛咕了。看著別人吹鬍子瞪眼睛，我從脊樑溝上發麻，非笑不可。我笑別人，因為我看不起自己。別人笑我，我覺得應該;說得天好，我不過是臉上平潤一點的猴子。我笑別人，往往招人不願意;不是別人的量小，而是不象我這樣稀鬆，這樣悲觀。我打不起精神去積極的幹，這是我的大毛病。可是我不懶，凡是我該作的我總想把它作了，總算得點報酬養活自己與家裡的人——往好了說，盡我的本分。我的悲觀還沒到想自殺的程度，不能不找點事作。有朝一日非死不可呢，那隻好死嘍，我有什麼法兒呢?

這樣，你瞧，我是無大志的人。我不想當皇上。最樂觀的人才敢作皇上，我沒這份膽氣。

有人說我很幽默，不敢當。我不懂什麼是幽默。假如一定問我，我只能說我覺得自己可笑，別人也可笑;我不比別人高，別人也不比我高。誰都有缺欠，誰都有可笑的地方。我跟誰都說得來，可是他得願意跟我說;他一定說他是聖人，叫我三跪九叩報門而進，我沒這個癮。我不教訓別人，也不聽別人的教訓。幽默，據我這麼想，不是嬉皮笑臉，死不要鼻子。

也不是怎股子勁兒，我成了個寫家。我的朋友德成糧店的寫帳先生也是寫家，我跟他同等，並且管他叫二哥。既是個寫家，當然得寫了。“風格即人”——還是“風格即驢”?——我是怎個人自然寫怎樣的文章了。於是有人管我叫幽默的寫家。我不以這為榮，也不以這為辱。我寫我的。賣得出去呢，多得個三塊五塊的，買什麼吃不香呢。賣不出去呢，拉倒，我早知道指著寫文章吃飯是不易的事。

稿子寄出去，有時候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頭;連個回信也沒有。這，咱只好幽默;多喒見著那個騙子再說，見著他，大概我們倆總有一個笑著去見閻王的，不過，這是不很多見的，要不怎麼我還沒想自殺呢。常見的事是這個，稿子登出去，酬金就睡著了，睡得還是挺香甜。直到我也睡著了，它忽然來了，彷彿故意嚇人玩。數目也驚人，它能使我覺得自己不過值一毛五一斤，比豬肉還便宜呢。這個咱也不說什麼，國難期間，大家都得受點苦，人家開鋪子的也不容易，掌櫃的吃肉，給咱點湯喝，就得唸佛。是的，我是不能當皇上，焚書坑掌櫃的，咱沒那個狠心，你看這個勁兒!不過，有人想坑他們呢，我也不便攔著。

這麼一來，可就有許爭人看不起我。連好朋友都說：“夥計，你也硬正著點，說你是為人類而寫作，說你是中國的高爾基;你太洩氣了!”真的，我是洩氣，我看高爾基的鬍子可笑。他老人家那股子自賣自誇的勁兒，打死我也學不來。人類要等著我寫文章才變體面了，那恐怕太晚了吧?我老覺得文學是有用的;拉長了說，它比任何東西都有用，都高明。可是往眼前說，它不如一尊高射炮，或一鍋飯有用。我不能吆喝我的作品是“人類改造丸”，我也不相信把文學殺死便天下太平。我寫就是了。

別人的批評呢?批評是有益處的。我愛批評，它多少給我點益處;即使完全不對，不是還讓我笑一笑嗎?自己寫的時候彷彿是蒸饅頭呢，熱氣騰騰，莫名其妙。及至冷眼人一看，一定看出許多錯兒來。我感謝這種指摘。說的不對呢，那是他的錯兒，不干我的事。我永不駁辯，這似乎是膽兒小;可是也許是我的寬巨集大量。我不便往自己臉上貼金。一件事總得由兩面瞧，是不是?

對於我自己的作品，我不拿她們當作寶貝。是呀，當寫作的時候，我是賣了力氣，我想往好了寫。可是一個人的天才與經驗是有限的，誰也不敢保了老寫的好，連荷馬也有打盹的時候。有的人呢，每一拿筆便想到自己是但丁，是莎士比亞。這沒有什麼不可以的，天才須有自信的心。我可不敢這樣，我的悲觀使我看輕自己。我常想客觀的估量估量自己的才力;這不易作到，我究竟不能象別人看我看得那樣清楚;好吧，既不能十分看清楚了自己，也就不用裝蒜，謙虛是必要的，可是裝蒜也大可以不必。

對作人，我也是這樣。我不希望自己是個完人，也不故意的招人家的罵。該求朋友的呢，就求;該給朋友作的呢，就作。作的好不好，咱們大家憑良心。所以我很和氣，見著誰都能扯一套。可是，初次見面的人，我可是不大愛說話;特別是見著女人，我簡直張不開口，我怕說錯了話。在家裡，我倒不十分怕太太，可是對別的女人老覺著恐慌，我不大明白婦女的心理;要是信口開河的說，我不定說出什麼來呢，而婦女又愛挑眼。男人也有許多愛挑眼的，所以初次見面，我不大願開口。我最喜辯論，因為紅著脖子粗著筋的太不幽默。我最不喜歡好吹騰的人，可並不拒絕與這樣的人談話;我不愛這樣的人，但喜歡聽他的吹。最好是聽著他吹，吹著吹著連他自己也忘了吹到什麼地方去，那才有趣。

可喜的是有好幾位生朋友都這麼說：“沒見著閣下的時候，總以為閣下有八十多歲了。敢情閣下並不老。”是的，雖然將奔四十的人，我倒還不老。因為對事輕淡，我心中不大藏著計劃，作事也無須耍手段，所以我能笑，愛笑;天真的笑多少顯著年青一些。我悲觀，但是不願老聲老氣的悲觀，那近乎“虎事”。我願意老年輕輕的，死的時候象朵春花將殘似的那樣哀而不傷。我就怕什麼“權威”咧，“大家”咧，“大師”咧，等等老氣橫秋的字眼們。我愛小孩，花草，小貓，小狗，小魚;這些都不“虎事”。偶爾看見個穿小馬褂的“小大人”，我能難受半天，特別是那種所謂聰明的孩子，讓我難過。比如說，一群小孩都在那兒看變戲法兒，我也在那兒，單會有那麼一兩個七八歲的小老頭說：“這都是假的!”這叫我立刻走開，心裡堵上一大塊。世界確是更“文明”了，小孩也懂事懂得早了，可是我還願意大家傻一點，特別是小孩。假若小貓剛生下來就會捕鼠，我就不再養貓，雖然它也許是個神貓。

我不大愛說自己，這多少近乎“吹”。人是不容易看清楚自己的。不過，剛過完了年，心中還慌著，叫我寫“人生於世”，實在寫不出，所以就近的拿自己當材料。萬一將來我不得已而作了皇上呢，這篇東西也許成為史料，等著瞧吧。

老舍的文章：落花生

我是個謙卑的人。但是，口袋裡裝上四個銅板的落花生，一邊走一邊吃，我開始覺得比秦始皇還驕傲。假若有人問我：“你要是做了皇上，怎麼享受呢?”簡直都不必思索，我就答得出：“派四個大臣拿著兩塊錢的銅子，愛買多少花生吃就買多少!”

什麼東西都有個幸與不幸。不知道為什麼瓜子比花生的名氣大。你說，憑良心說，瓜子有什麼吃頭?它夾你的舌頭，塞你的牙，激起你的怒氣，因為一咬就碎;就是幸而沒碎，也不過是那麼小小的一粒，不解餓，沒味道，勞民傷財，布林喬亞!你看落花生：大大方方的，淺白麻子，細腰，曲線美。這還只是看外貌。弄開看，一胎兒兩個或者三個粉紅的胖小子。脫去粉紅的衫兒，象牙色的花生仁兒一對對地抱著，上邊兒還接著吻。那個光滑，那個水靈，那個香噴噴，碰到牙上那個幹鬆酥軟!直接吃也好，就酒喝也好，放在舌上當檳榔含著也好。寫文章的時候，三四個花生可以代替一支香菸，而且有益無損。

種類還多呢：大花生、小花生，大花生米、小花生米;糖餞的、炒的、煮的、炸的，各有各的風味，都好吃。陰天下雨，煮上些小花生，放點兒鹽，來四兩玫瑰露，夠作好幾首詩的。瓜子可帶來作詩的靈感?冬夜，早早躺在被窩裡，看著《水滸傳》，枕旁放著些花生米;花生米的香味在舌上、在鼻尖，被窩裡的暖氣，武松打虎……這便是天國!冬天在路上，颳著冷風，或下著雪，口袋裡有些花生，使你心中有了主兒，掏出一個來，剝了，慌忙往口中送，閉著嘴嚼，風或雪立刻不那麼厲害了。況且，一個二十歲以上的人肯神仙似的，無憂無慮的，隨隨便便的，在街上一邊走一邊吃花生，這個人將來要是做了宰相或度支大臣，他是不會有官僚氣或貪財的。他若是做了皇上，必是一位儉樸溫和、直爽天真的皇上，沒錯。

吃瓜子的照例不在街上走著吃，所以我不給他保這個險。

至於家中要是有小孩兒，花生簡直比什麼都重要。不但可以吃，而且能拿它們玩。夾在耳脣上當環子，幾個小姑娘就能辦很大的一回喜事。小男孩若找不著玻璃球兒，花生也可以當彈兒。玩法還多著呢。玩了之後，剝開再吃，也還不髒。兩個大子兒的花生可以玩半天，給他們些瓜子試試。

論樣子，論味道，栗子其實滿有勢派兒。可是它沒有落花生那點家常的“自己”勁兒。栗子跟人沒有交情，核桃也不行，榛子就更顯著疏遠。落花生在哪裡都有人緣，自天子以至庶人都跟它是朋友，這不容易。

在英國，花生被叫作“猴豆”。人們到動物園去才帶上一包，去喂猴子。花生在這個國家真不算很光榮，可是我親眼看見去喂猴子的人——小孩就更不用提了——偷偷地往自己口中也送這猴豆。花生和蘋果一樣好像有點魔力，假如你知道蘋果的典故。我這兒確是用著典故。

美國吃花生的不限於猴子。我記得有位美國姑娘，到中國來的時候，在幾隻皮箱的空處都填滿了花生，大概湊起來有十來斤吧，怕到中國吃不著這種寶物。美國姑娘都這樣看重花生，可見它確實有價值。按照哥倫比亞的哲學博士的辯證法看，這當然沒有誤兒。

花生大概還跟婚禮有點關係，可我一時想不起來是怎麼個辦法了，不是新娘子在轎裡吃花生，反正是什麼什麼春吧。你可曉得這個典故?其實花轎裡真放上一包花生米，新娘子未必不一邊落淚一邊嚼著。

老舍的文章：馬褲先生

火車在北平東站還沒開，同屋那位睡上鋪的穿馬褲，戴平光的眼鏡，青緞子洋服上身，胸袋插著小楷羊毫，足登青絨快靴的先生髮了問：“你也是從北平上車?”很和氣的。

我倒有點迷了頭，火車還沒動呢，不從北平上車，難道由——由哪兒呢?我只好反攻了：“你從哪兒上車?”很和氣的。我希望他說是由漢口或綏遠上車，因為果然如此，那麼中國火車一定已經是無軌的，可以隨便走走;那多麼自由!他沒言語。看了看鋪位，用盡全身——假如不是全身——的力氣喊了聲，“茶房!”

茶房正忙著給客人搬東西，找鋪位。可是聽見這麼緊急的一聲喊，就是有天大的事也得放下，茶房跑來了。“拿毯子!”馬褲先生喊。

“請少待一會兒，先生，”茶房很和氣的說，“一開車，馬上就給您鋪好。”

馬褲先生用食指挖了鼻孔一下，別無動作。

茶房剛走開兩步。

“茶房!”這次連火車好似都震得直動。

茶房像旋風似的轉過身來。“拿枕頭，”馬褲先生大概是已經承認毯子可以遲一下，可是枕頭總該先拿來。

“先生，請等一等，您等我忙過這會兒去，毯子和枕頭就一齊全到。”茶房說得很快，可依然是很和氣。

茶房看馬褲客人沒任何表示，剛轉過身去要走，這次火車確是嘩啦了半天，“茶房!”

茶房不是假裝沒聽見，便是耳朵已經震聾，竟自沒回頭，一直地快步走開。

“茶房!茶房!茶房!”馬褲先生連喊，一聲比一聲高：站臺上送客的跑過一群來，以為車上失了火，要不然便是出了人命。茶房始終沒回頭。馬褲先生又挖了鼻孔一下，坐在我的床上。剛坐下，“茶房!”茶房還是沒來。看著自己的磕膝，臉往下沉，沉到最長的限度，手指一挖鼻孔，臉好似刷的一下又縱回去了。然後，“你坐二等?”這是問我呢。我又毛了，我確是買的二等，難道上錯了車?

“你呢?”我問。

“二等。這是二等。二等有臥鋪。快開車了吧?茶房!”我拿起報紙來。

他站起來，數他自己的行李，一共八件，全堆在另一臥鋪上——兩個上鋪都被他佔了。數了兩次，又說了話，“你的行李呢?”

我沒言語。原來我誤會了：他是善意，因為他跟著說，“可惡的茶房，怎麼不給你搬行李?”

我非說話不可了：“我沒有行李。”

“嘔?!”他確是嚇了一跳，好像坐車不帶行李是大逆不道似的。“早知道，我那四隻皮箱也可以不打行李票了!”

我對面的鋪位也來了客人，他也沒有行李，除了手中提著個扁皮夾。

“嘔?!”馬褲先生又出了聲，“早知道你們都沒行李，那口棺材也可以不另起票了!”

馬褲先生把領帶解開，摘下領子來，分別掛在鐵鉤上：所有的鉤子都被佔了，他的帽子，大衣，已佔了兩個。車開了，他頓時想起買報，“茶房!”

茶房沒有來。我把我的報贈給他;我的耳鼓出的主意。

他爬上了上鋪，在我的頭上脫靴子，並且擊打靴底上的土。枕著個手提箱，用我的報紙蓋上臉，車還沒到永定門，他睡著了。我心中安坦了許多。

過了豐臺，茶房拿來兩壺熱茶。我和對面的客人——一位四十來歲平平無奇的人，臉上的肉還可觀——吃茶閒扯。大概還沒到廊房，上面又打了雷，“茶房!”

“先生，您等一等。天津還上客人呢;過了天津我們一總收拾，也耽誤不了您睡覺!”

茶房一氣說完，扭頭就走，好像永遠不再想回來。待了會兒，開水到了，馬褲先生又入了夢鄉，呼聲只比“茶房”小一點，可是勻調，繼續不斷，有時呼聲稍低一點，用咬牙來補上。

到了天津，又上來些旅客。馬褲先生醒了，對著壺嘴喝了一氣水。又在我頭上擊打靴底。穿上靴子，溜下來，食指挖了鼻孔一下，看了看外面。“茶房!”

恰巧茶房在門前經過。

“拿毯子!”

“毯子就來。”

馬褲先生出去，呆呆地立在走廊中間，專為阻礙來往的旅客與腳伕。忽然用力挖了鼻孔一下，走了。下了車，看看梨，沒買;看看報，沒買;看看腳行的號衣，更沒作用。

又上來了，向我招呼了聲，“天津，唉?”我沒言語。他向自己說，“問問茶房，”緊跟著一個雷，“茶房!”我後悔了，趕緊地說，“是天津，沒錯兒。”

“總得問問茶房;茶房!”

我笑了，沒法再忍住。

車好容易又從天津開走。

剛一開車，茶房給馬褲先生拿來頭一份毯子枕頭和手巾把。馬褲先生用手巾把耳鼻孔全鑽得到家，這一把手巾擦了至少有一刻鐘，最後用手巾擦了擦手提箱上的土。

我給他數著，從老站到總站的十來分鐘之間，他又喊了四五十聲茶房。茶房只來了一次，他的問題是火車向哪面走呢?茶房的回答是不知道;於是又引起他的建議，車上總該有人知道，茶房應當負責去問。茶房說，連駛車的也不曉得東西南北。於是他幾乎變了顏色，萬一車走迷了路?!茶房沒再回答，可是又掉了幾根眉毛。

他又睡了，這次是在頭上摔了摔襪子，可是一口痰並沒往下唾，而是照顧了車頂。我睡不著是當然的，我早已看清，除非有一對“避呼耳套”當然不能睡著。可憐的是別屋的人，他們並沒預備來熬夜，可是在這種帶鉤的呼聲下，還只好是白瞪眼一夜。

我的目的地是德州，天將亮就到了。謝天謝地!

車在此處停半點鐘，我僱好車，進了城，還清清楚楚地聽見“茶房”!

一個多禮拜了，我還惦記著茶房的眉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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