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新年優美散文

馮驥才是“文革”後崛起的“傷痕文學運動”代表作家。20xx年3月24日，入圍中國出版集團公佈20xx年第二期“中版好書榜”。下面是本站小編給大家帶來的馮驥才新年優美散文，供大家欣賞。

馮驥才新年優美散文：鼠年的滋味

鼠年頌龍，鼠年誇猴，鼠年贊牛，鼠年呢?友人說，你脫脫俗套說點真實的吧，你屬馬，也最知鼠年的滋味。

我回頭一看，倏忽已過了五個鼠年。咀嚼一下，每個本命年的滋味竟然全不一樣。

我的第一個鼠年是1942年，我出生。本來母親先懷一個孩子，不料小產了，不久就懷上我，倘若那孩子——據說也是個男孩子"地位穩固"，便不會有我。我的出生乃是一種幸中之幸。第一個鼠年裡我一落地，就是匹幸運之馬。

第二個鼠年是1954年，我十二歲。這一年天下太平。世界上沒有大戰爭，吾國沒有政治運動。我一家人沒病沒災沒禍沒有意外的不幸。今天回憶起那個鼠年來，每一天都是笑容。我則無憂無慮地踢球、釣魚、捉蟋蟀、爬房、畫畫、鑽到對門大院內去偷摘蘋果。並且第一次感覺到鄰桌的女孩有種動人的香味。這個鼠年我是快樂之馬。

第三個鼠年是1966年，我二十四歲。這年大地變成大海。黑風白浪，翻天覆地。我的家被紅衛兵佔領四十天，佔領者每人執一木棒或鐵棍，將我的一切，包皮括我的理想與夢想全都淋漓盡致地搗個粉碎。那一年我看到了生活的反面，人的負面，並發現只有漆黑的夜裡才是最安全的。我還有三分鐘的精神錯亂。這一鼠年我是受難之馬。

第四個鼠年是1978年，我三十六歲。這一年我住在北京的人民文學出版社裡寫小說。第一次拿到了散發著油墨香味的自己的書《義和拳》。但我真正走進文學還是因為投入了當時思想解放的洪流。到處參加座談會，每個會都是激情洋溢，人人發言都有耀眼的火花。那是個熱血沸騰的時代。作家們都為自己的思想而寫作。我"膽大妄為"地寫了傷痕文學《鋪花的歧路》。這小說原名叫《創傷》，由於書稿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引起激烈爭論，誤了發表，而盧新華的《傷痕》出來了，便改名為《鋪花的歧路》。這情況直到11月才有轉機。一是由於茅盾先生表示對我的支援，二是被李小林要走，拿到剛剛復刊的《收穫》上發表。我便一下子站到當時文學的"風口浪尖"上。這一鼠年對於我，是從掙扎之馬到脫韁之馬。

第五個鼠年是1990年，我四十八歲。我的創作出現困頓，無人解惑，便暫停了寫作。打算理一理自己的腦袋，再走下邊的路。在迷惘與焦灼中重拾畫筆，卻意外地開始了闊別久矣的繪畫生涯。世人不知我的"前身"為畫家，吃驚於我;我卻不知這些年竟積累如此深厚的人生感受，萬般情境，揮筆即來，我也吃驚於自己。在藝術創作中最美好的感覺莫過於叫自己吃驚。於是發現，稿紙之外還有一片無涯的天地，心情隨之豁然。這一年的我，可謂突圍之馬。

回首五個鼠年才知，這鼠年的滋味，酸甜苦辣，駁雜種種。何況本命年只是人生的驛站。各站之間長長的十二年的征程中，還有說不盡的曲折婉轉。我不知別人的本命鼠年是何滋味，反正人生況味，都是五味俱全。五味之中，苦味為首。那麼，在這個將至的鼠年裡，我這匹馬又該如何?

前幾天，請友人治印兩方，皆屬閒文。一方是"一甲子"，一方是"老驥"。這"老驥"二字，不過是乘一時之興，借用曹操的詩，以寓志在千里罷了。可是反過來，我又笑自己不肯甘守寂寞，總用種種近憂遠慮來折磨自己。看來這一年我註定是奔波之馬了?

馮驥才新年優美散文：年夜思

民間有些話真是意味無窮，比如"大年根兒"。一年的日子即將用盡，就好比一棵樹，最後只剩一點根兒——每每說到這話的時候，便會感受到歲月的空寥，還有歲月的深濃。我總會去想，人生的年華，到底是過一天少一天，還是過一天多一天?

今年算冷夠勁兒了。絕跡多年的雪掛與冰柱也都奇蹟般地出現。據說近些年溫溫吞吞的暖冬是厄爾尼諾之所為;而今年大地這迷人的銀裝素裹則歸功於拉尼娜。聽起來，拉尼娜像是女性的稱呼，厄爾尼諾卻似男性的名字。看來，女性比起男性總是風情萬種。在這久違的大雪裡，沒有汙垢與陰影，夜空被照得發亮，那些點燈的窗子充滿金色而幽深的溫暖。只有在這種濃密的大雪中的年，才更有情味。中國人的年是紅色的，與喜事同一顏色。人間的紅和大自然的銀白相配，是年的標準色。那飛雪中飄舞的紅吊錢，被燈籠的光映紅了的雪，還有雪地上一片片分外鮮紅的鞭炮碎屑，深深嵌入我們兒時對年的情感裡。

舊時的年夜主要是三個節目。一是吃年飯，一是子午交接時燃放煙花炮竹，一是熬夜。兒時的我，首先熱衷的自然是鞭炮。那時我住在舊英租界的大理道。鞭炮都是父親遣人到宮北大街的炮市上去買，用三輪運回家。我懷裡抱著那種心愛的彩色封皮的"炮打雙燈"，自然瞧不見打扮得花枝招展而得意洋洋的姐姐和妹妹們。至於熬夜，年年都是信誓旦旦，說非要熬到天明，結果年年都是在劈劈啪啪的鞭炮聲裡，不勝睏乏，眼皮打架，連怎麼躺下、脫鞋和脫衣也不知道。早晨睜眼，一個通紅的大紅蘋果就在眼前，由於太近而顯得特別大。那是老時候的例兒，據說年夜裡放個蘋果在孩子枕邊，可以保平安。

在兒時，我從來沒把年夜飯看得特別非凡。只以為那頓飯菜不過更豐盛些罷了。可是輪到我自己成人又成家，身陷生活與社會的重圍裡，年飯就漸漸變得格外的重要了。

每到年根兒，主要的事就是張羅這頓年飯。70年代的店鋪還沒有市場觀念。賣主是上帝。凍雞凍鴨以及豬頭都扔在店門外的地上。豬的"後座"是用鍘刀切著賣;凍成大方坨子的帶魚要在馬路上摔開。做年飯的第一項大工程，是要費很大的力氣把這些帶著原始氣息的葷腥整理出來。記憶中的年飯是一碗燉肉，兩碟炒菜，還有炸花生米，松花蛋，涼拌海蜇和妻子拿手的辣黃瓜皮——當然每樣都是一點。此外還有一樣必不可少的，那是一隻我們寧波人特有的紅燒鴨子，但在70年代吃這種鴨子未免奢侈，每年只能在年飯中吃到一次。這樣一頓年飯，在當時可以說達到了生活的極致。幾千年來，中國人的年飯一直是中國社會經濟狀況的最真實的上限的"水位"。我說的中國人當然是指普通百姓，決不是官宦人家。年的珍貴，往往就是因為人們把生活的企望實現在此時的飯桌上。那些歲月，年就是人生中一年一度用盡全力來實現出來的生活的理想啊!平日裡把現實理想化，過年時把理想現實化。這是中國人對年的一個偉大的創造。

然而，這年飯還有更深的意義。由於年飯是團圓飯。就是這頓年飯，召喚著天南海北的家庭成員，一年一次地聚在一起。為了重溫昨日在一起時的歡樂，還是相互祝願在海角天涯都能前程無礙和人壽年豐?此刻杯中的酒，碗裡的菜，都是新增的一種甜蜜蜜的黏和劑罷了。那時，父親在世，年年都去他家，鑽進他的陰暗的小屋，陪他吃年飯。他那時捱整。每天的懲罰是打掃十三個廁所，冬天裡便池結冰，就要動手去清理。據說"打掃廁所就是打掃自己腦袋裡的思想"。於是我們的年飯就有了另一層意願——叫他暫時忘了現實!可是我們很難使他開心地笑起來。有時一笑，好似痙攣，反倒不如不笑為好。父親這奇特而痛苦的表情就被我收藏在關於年的記憶中。每年的年夜都會拿出來看一看。

舊時中國人的年，總是要請諸神下界。那無非是人生太苦，想請神仙們幫一幫人間的忙。但人們真的相信有哪位神仙會伸手幫一下嗎?中國人在長期封建桎梏中的生存方式是麻痺自己。1967年我給我那時居住的八平米的小屋起名字叫寬齋。寬是心寬，這是對自己的一種寬慰;寬也是從寬，這是對那個殘酷的時代的一種可憐的痴望。但起了這名字之後我的一段生活反倒像被鉗子死死鉗住了一樣。記得那年午夜放炮時，炸傷了右手的虎口，以致很長時候不能握筆。

我有時奇怪。像舊時的年，不過吃一點肉，放幾個炮。但人們過年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勁頭?那時沒有電視春節晚會，沒有新春音樂會和新商品展銷，更沒有全家福大餐。可是今天有了這一切，為什麼竟埋怨年味太淡?我們懷念往日的年味，可是如果真的按照那種方式過一次年，一定會覺得它更加空洞乏味了吧!

我想，這是不是因為我們一直誤解了年?

我們總以為年是大吃大喝。這種認識的反面便是，有吃有喝之後，年就沒什麼了。其實，吃喝只是一種載體，更重要的年賦予它的意義。比如吃年飯時的團圓感、親情、孝心，以及對美好未來的希冀與祝願。正為此，愈是缺憾的時候，渴望才來得更加強烈。年是被一種渴望撐大的。那麼，年到底是精神的，還是物質的?當然它首先是精神的!它決不是民族年度的服裝節與食品節。而是我們民族一年一度的生活情感的大爆發，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大團聚，是現實夢想的大表現。正因為這樣，年由來已久;年永世不絕。只要我們對生活的嚮往與追求緊擁不棄，年的燈籠就一定會在大年根兒紅紅地照亮。

寫到此處，忽有激情迸發，奔湧筆端，急忙展紙，揮筆成句，曰：

玉兔已乘百年去，

青龍又駕千歲來;

風光鋪滿前程地，

鮮花隨我一路開。

一時寫得水墨淋漓，鋒毫飛揚，屋內燈燭正明，窗外白雪倍兒亮。心無塊壘，胸襟浩蕩是也。

白髮

人生入秋，便開始被友人指著腦袋說：

"呀，你怎麼也有白髮了?"

聽罷笑而不答。偶爾笑答一句："因為頭髮裡的色素都跑到稿紙上去了。"

就這樣，嘻嘻哈哈、糊里糊塗地翻過了生命的山脊，開始漸漸下坡來。或者再努力，往上登一登。

對鏡看白髮，有時也會認真起來：這白髮中的第一根是何時出現的?為了什麼?思緒往往會超越時空，一下子回到了少年時——那次同母親聊天，母親背窗而坐，窗子敞著，微風無聲地輕輕掀動母親的頭髮，忽見母親的一根頭髮被吹立起來，在夕照裡竟然銀亮銀亮，是一根白髮!這根細細的白髮在風裡柔弱搖曳，卻不肯倒下，好似對我召喚。我第一次看見母親的白髮，第一次強烈地感受到母親也會老，這是多可怕的事啊!我禁不住過去撲在母親懷裡。母親不知出了什麼事，問我，用力想託我起來，我卻緊緊抱住母親，好似生怕她離去……事後，我一直沒有告訴母親這究竟為了什麼。最濃烈的感情難以表達出來，最脆弱的感情只能珍藏在自己心裡。如今，母親已是滿頭白髮，但初見她白髮的感受卻深刻難忘。那種人生感，那種悽然，那種無可奈何，正像我們無法把地上的落葉拋回樹枝上去……

當妻子把一小酒盅染髮劑和一支扁頭油畫筆拿到我面前，叫我幫她染髮，我心裡一動，怎麼，我們這一代生命的森林也開始落葉了?我瞥一眼她的頭髮，笑道："不過兩三根白頭髮，也要這樣小題大作?"可是待我用手指撩開她的頭髮，我驚訝了，在這黑黑的頭髮裡怎麼會埋藏這麼多的白髮!我竟如此粗心大意，至今才發現才看到。也正是由於這樣多的白髮，才迫使她動用這遮掩青春衰退的顏色。可是她明明一頭烏黑而清香的秀髮呀，究竟怎樣一根根悄悄變白的?是在我不停歇的忙忙碌碌中、侃侃而談中，還是在不捨晝夜的埋頭寫作中?是那些年在大地震後寄人籬下的茹苦含辛的生活所致?是為了我那次重病內心焦慮而催白的?還是那件事……幾乎傷透了她的心，一夜間驟然生出這麼多白髮?

黑髮如同綠草，白髮猶如枯草;黑髮像綠草那樣散發著生命誘人的氣息，白髮卻像枯草那樣晃動著刺目的、淒涼的、枯竭的顏色。我怎樣做才能還給她一如當年那一頭美麗的黑髮?我急於把她所有變白的頭髮染黑。她卻說：

"你是不是把染髮劑滴在我頭頂上了?"

我一怔。趕忙用眼皮噙住淚水，不叫它再滴落下來。

一次，我把剩下的染髮劑交給她，請她也給我的頭髮染一染。這一染，居然年輕許多!誰說時光難返，誰說青春難再，就這樣我也加入了用染髮劑追回歲月的行列。誰知染髮是件愈來愈艱難的事情。不僅日日增多的白髮需要加工，而且這時才知道，白髮並不是由黑髮變的，它們是從走向衰老的生命深處滋生出來的。當染過的頭髮看上去一片烏黑青黛，它們的根部又齊刷刷冒出一茬雪白。任你怎樣去染，去遮蓋，它還是茬茬湧現。人生的秋天和大自然的春天一樣頑強。擋不住的白髮啊!

開始時精心細染，不肯漏掉一根。但事情忙起來，沒有閒暇染髮，只好任由它花白。染又麻煩，不染難看，漸而成了負擔。

這日，鄰家一位老者來訪。這老者閱歷深，博學，又健朗，鶴髮童顏，很有神采。他進屋，正坐在陽光裡。一個畫面令我震驚——他不單頭髮通白，連鬍鬚眉毛也一概全白;在強光的照耀下，蓬鬆柔和，光明透澈，亮如銀絲，竟沒有一根灰黑色，真是美極了!我禁不住說，將來我也修煉出您這一頭漂亮瀟灑的白髮就好了，現在的我，染和不染，成了兩難。老者聽了，朗聲大笑，然後對我說：

"小老弟，你挺明白的人，怎麼在白髮面前糊塗了?孩童有稚嫩的美，青年有健旺的美，你有中年成熟的美，我有老來沖淡自如的美。這就像大自然的四季——春天蔥蘢，夏天繁盛，秋天斑斕，冬天純淨。各有各的美感，各有各的優勢，誰也不必羨慕誰，更不能模仿誰，模仿必累，勉強更累。人的事，生而盡其動，死而盡其靜。聽其自然，對!所謂聽其自然，就是到什麼季節享受什麼季節。哎，我這話不知對你有沒有用，小老弟?"

我聽罷，頓覺地闊天寬，心情快活。擺一擺腦袋，頭上花發來回一晃，宛如搖動一片秋光中的蘆花。

馮驥才新年優美散文：書齋一日

——新歲開篇

一如日日那樣，晨起之後，沏一杯清茶坐進書房裡。書房是我的心房，坐在裡邊的感覺真是神奇之極。聽得見自己心跳的節率，感受得到熱血的流動，還有心之溫暖。書房的電話與傳真還通向天南地北。於是朋友們把他們富於靈氣的話送了進來。昨天與身在地凍天寒的哈爾濱的遲子建通話。談到我一個月前在地中海邊尋找梵·高的蹤跡之行。談到她的巨集篇鉅製《偽滿洲國》。談到大雪紛飛中躲在屋內寫作的感覺。她說惟冬天書房裡的陽光才真正算得上是一種享受。我說，夏天的陽光照在身上，冬天的陽光照在心裡。書房裡的談話總是更近於文字。

書桌對面的一架書，全是我的各種版本。面對它，有時自我的感覺很好很踏實，由此想到可以扔下筆放鬆一下喘息一下了;有時卻覺得自己的作為不過如此，那麼多文學想象遠沒有寫出來，這便恨不得給自己抽上一鞭子，再加一把勁兒。

人回過頭時才會發現：做過的事總是十分有限。

今天坐在書房裡，這感覺更是強烈。甚至有一種浩大的空蕩。陌生，未知，莫名，一片白晃晃，虛無而不定;我從未有此感受;房中一切如舊，這從何而來。難道這就是"新世紀"之感嗎?

靜坐與凝思中，漸漸悟出，這新世紀並不是一種可見的物質，而是無形的未曾經歷過的時間。現在，以百年劃分的時間已經無聲地湧進我的書房。但它並沒有把我的書房填滿，相反卻將原先的一切辛勞全都排擠出去。昨天的一切全不算數了!此刻我站在這個全新的巨大的時間裡，兩手空空如也，我還沒有為21世紀做一件事呢!

時間只是一個載體。你給它製造什麼，它就具有什麼。時間不會帶給你任何"美好的未來"。它是空的。它給你的只是時間本身。然而這已經足夠了!其實生命最根本的意義，不就是任憑你使用和支配的短短的一段時間嗎?

來不及去推想生命的時間意義。卻見眼前的事物竟發生著一種非常奇妙的變化——

屋中的一切。除去那些歷時久遠的古物。現今的這些傢俱器物，書籍報刊，乃至桌上的鋼筆、檯燈、水杯等等，在世紀的轉換中，一下子都屬於了那個過往的百年。從明天的角度看，眼前這一切全都是20世紀的文化。而我現在不正是坐在一種具有20世紀風格的迷人"歷史文化"中嗎?這感覺竟然這麼奇妙!

我們的生命跨進了新的世紀。然而我們的身體卻置身於昨天的物質中。再去體驗我們的生命的深處，那裡邊也帶著重重疊疊、與翻滾的歷史?於是我明白，歷史不是過去時。歷史依然鮮活地存在現實中，存在我們的生命中。歷史應該是我們經驗過和創造過的生活的一種昇華。它昇華為一種精神，一種信念，並結晶為一種財富，和我們的血肉生機勃勃地混在一起。我們在歷史中成長，因歷史而成熟，我們永遠受益於歷史——無論這歷史是光榮還是恥辱甚至是罪惡的。這因為歷史的頑疾總是要反覆發作的。

屋角的一盆綠蘿長得旺足，本來它是朝著照入陽光的窗子伸展去的。我卻用細繩把它牽引到掛在屋頂的一塊清代木雕的簷板上。它碧綠可愛的葉子在這縷空的雕板間遊戲般地穿來繞去。那雕板上古老的木刻小鳥竟然美妙地站在這彎曲而翠綠的莖蔓上了。這一來，歷史變得生意盈盈。

不斷電話鈴響，把我線性的思緒切斷，接連到遠遠近近各種話題。這些話題無不叫我關切。王蒙照例是輕輕鬆鬆像戲說三國那樣笑談文壇，天大的事在他嘴裡也會煙消雲散;奇怪的是今天他的嗓門分外的大，中氣足，挺衝，好像剛打了一場球，還贏了分，是不是因為他方才闖進了新世紀的大門?李小林在電話中說，九十六歲高齡的巴老今天真的跨世紀了，而且身體狀況十分平穩，這可是件喜事，叫我高興了好一陣子;歐洲一位媒體的朋友來電祝賀新年，當她聽說國內的市面上已綻露出春節的氣象，便勾起回憶，情真意切地說起她兒時的種種年俗，使我忽然懂得最深刻的民間文化原來在最嚴格的風俗裡。由此我滔滔不絕談起我那個"恪守風俗"的文化觀。說著說著，忽然想到是對方花錢打來這個越洋電話的。於是匆忙說聲"對不起"便撂下話筒……

這時傳真機嗒嗒地響。一張雪白的帶字的傳真紙送出機器。原來是山西作家哲夫傳來的。他昨天夜裡傳來的一紙也是同樣的內容，看來他很急迫。他還是那樣十萬火急地為中國危難重重的自然生態呼籲。他說他寫在長篇紀實《中國檔案》裡所謂淮河將在20世紀結束時變清的那句話已經完全落空。淮河如今差不多成了一條臭河。我們的大自然真的已是"雞皮鶴髮"，脆弱之極。他要我幫他一齊吶喊。他相信我會擔此道義。他還說，他已經無力再喊下去了，他想不幹了。

他這份傳真叫我陡然變得沉重。一下子，我的書齋變暗變小，我好像被緊緊夾在了中間。我想到這些年我固執地為保護人文生態而竭盡全力地發出的那些呼喊，最終成效幾何?接著我又想到樑思成先生。他曾經也激情昂然地呼喊過，北京城還不是照樣拆了。樑思成是不是白喊了?當然不是——我忽然明白——他的呼喊，並不只是一種聲音，而是一種精神。一種知識精神和文化精神。我們今天的呼喊不是在延續和堅持著這種精神嗎?於是我抓起電話打給哲夫。我說：

"如果我們閉住嘴，那才真正是一種絕望。你應當看到，現在這呼聲已經愈來愈大，未來的社會一定會在這呼喊中醒來。你要堅持下去!"

通過電話，我忽然想，這大概是我在跨世紀的書房做的第一件事。或者說，我首先使我們要做的事情跨過了世紀。因為我堅信，上世紀沒有做成的事，下個世紀一定會做成的。

此時，我感覺，我的書齋在一點點發亮，一點點闊大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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