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經典哲理散文欣賞

莫言散文多是對故鄉和童年的回憶,對母親的感念,對生活的反思,讓人在歷史前進中所發生的大事小事間感喟著普通人的喜怒哀樂。下面是本站小編為大家整理的莫言的經典哲理散文欣賞，歡迎大家參閱。

莫言的經典哲理散文欣賞篇一：生活是一種態度

生活其實就是一種態度，悲與樂就在自己的一念之間，想通了也就是那麼回事。

蕭十一郎說，他從小就失去了爹孃，與狼生活在一起，狼是最忠貞的動物，就好像他一樣，從小，他就學會了在苦中做樂，他清楚的知道世界的現實，他想要逃避，想要過寧靜的生活，可是現實卻逼迫著他向前，不允許他停止腳步。

我知道蕭十一郎本就是古龍想象中的一個人物，可是這也是他自己形象的一種典範，年輕的時候受盡了顛沛流離的生活，到老通過酗酒來渡過餘生，這也導致了他英年早逝。其實，比起金庸我是更加的喜歡古龍的，至少說，比起古龍，金庸是幸運的，所以，這也是他們寫作創作風格的不同之處。

古龍希望過著平靜的生活，能有家的溫暖的生活，就好像就是小說中的蕭十一郎，正因為如此，所以蕭十一郎喜歡上了沈碧君而不是風四娘，因為沈碧君代表著善良、美麗、真誠。

因為看清了世界真實的面目，所以他總是與這個世界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保持在安全線內，他的要求不多，只想著平靜的生活，想要一個家，這也導致了邪惡派連城壁的出現，其實連城壁也是一個悲劇的人物，作為一個保養的孩子，沒有受到過一點的親情，知道遇上沈碧君，這而，也是問題的根源。

多次被誤會，不解釋，因為時間會證實一切，多好次想要了斷自己的生命，可是使命卻讓他不能如此。所以他就這樣的堅強的活了下來。原著中，本來蕭十一郎的結局本不是很好，這也讓大師古龍很是不滿，於是又著手寫了續《火拼蕭十一郎》，於是有了完美的結局。其實這也是古龍自己想要有的生活的結局，可是都不能如願。

生活其實就是如此的現實，現實得讓人可怕，可是我喜歡蕭十一郎的那個角色，苦中作樂，也許我是應該學習一下他的精神，學習他對於生活的態度，雖然我是沒有什麼護刀家族的使命，但是至少我應該為我的事業想一想。世界上的人那麼多，品種又是那麼的多，我能考慮的又能有多少呢，學著與這個世界保持著一定的距離，至少不要讓自己受傷，不要讓自己輕易的受傷。

莫言的經典哲理散文欣賞篇二：漫長的文學夢

最早發現我有一點文學才能的，是一個姓張的高個子老師。那是我在村中國小讀三年級的時候。因為自理生活的能力很差，又加上學時年齡較小，母親給我縫的還是開襠褲。為此，常遭到同學的嘲笑。有一個名叫郭蘭花的女生，特別願意看男生往我褲襠裡塞東西。她自己不好意思動手，就鼓勵那些男生折騰我。男生折騰我時她笑得點頭哈腰，臉紅得像雞冠子似的。後來，這個那時大概剛從鄉村師範畢業、年輕力壯、衣冠潔淨、身上散發著好聞的肥皂氣味的高個子張老師來了，他嚴厲地制止了往我褲子裡塞東西的流氓行為。他教我們語文，是我們的班主任。他的臉上有很多粉刺，眼睛很大，脖子很長，很凶。他一瞪眼，我就想小便。有一次他在課堂上訓我，我不知不覺中竟尿在教室裡。他很生氣，罵道：“你這熊孩子，怎麼能隨地小便呢?”我哭著說：“老師，我不是故意的……”有一次，他讓我到講臺上去念一篇大概是寫井岡山上毛竹的課文，唸到生氣蓬勃的竹筍衝破重重壓力鑽出地面時，課堂上響起笑聲。先是女生哧哧的低笑，然後是男生放肆的大笑。那個當時就十七歲的、隔年就嫁給我一個堂哥成了我嫂子的趙玉英笑得據說連褲子都尿了。張老師起先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訓斥大家：“你們笑什麼?!”待他低頭看了看我，便咧咧嘴，說：“別念了，下去吧!”我說：“老師，我還沒念完呢。”因為我念課文是全班第一流利，難得有次露臉的機會，實在是捨不得下去。張老師一把就將我推下去了。我堂嫂趙玉英後來還經常取笑我，她摹仿著我的腔調說：春風滋潤了空氣，太陽晒暖了大地，尖尖的竹筍便鑽出了地面……

張老師到我家去做家訪，建議母親給我縫上褲襠。我母親不太情願地接受了他的建議。縫上褲襠後，因為經常把腰帶結成死疙瘩，出了不少笑話。後來，大哥把一條牙環壞了的洋腰帶送我，結果出醜更多。一是六一兒童節在全校大會上背誦課文時掉了褲子，引得眾人大譁;二是我到辦公室去給張老師送作業，那個與張老師坐對面的姓尚的女老師非要我跟她打乒乓球，我說不打，她非要打，張老師也要我打，我只好打，一打，褲子就掉了。那時我穿的是笨褲子，一掉就到了腳脖子。尚老師笑得前仰後合，說張老師你這個愛徒原來是個小流氓……

在我短暫的學校生活中，腰帶和褲襠始終是個惱人的問題。大概是上四年級的時候，我寫了一篇關於五一勞動節學校開運動會的作文，張老師大為讚賞。後來我又寫了許多作文，都被老師拿到課堂上念，有的還抄到學校的黑板報上，有一篇還被附近的中學拿去當作範文學習。有了這樣的成績，我的腰帶和褲襠問題也就變成了一個可愛的問題。

後來我當了兵，提了幹，探家時偶翻箱子，翻出了四年級時的作文簿，那上邊有張老師用紅筆寫下的大段批語，很是感人。因為“文化大革命”，我與張老師鬧翻了臉。我被開除回家，碰到張老師就低頭躲過，心裡冷若冰霜。重讀那些批語，心中很是感慨，不由得恨“文化大革命”斷送了我的錦繡前程。那本作文簿被我的侄子擦了屁股，如果保留下來，沒準還能被將來的什麼館收購了去呢。

輟學當了放牛娃後，經常憶起寫作文的輝煌。村裡有一個被遣返回家勞改的“右派”，他是山東師範學院中文系的畢業生，當過中學語文教師。我們是一個生產隊，經常在一起勞動。他給我灌輸了許多關於作家和小說的知識。什麼神童作家國中的作文就被選進了高中教材啦，什麼作家下鄉自帶高階水啦，什麼作家讀高中時就攢了稿費三萬元啦，什麼有一個大麻子作家坐在火車上見到他的情人在鐵道邊上行走，就奮不顧身地跳下去，結果把腿摔斷了……他幫我編織著作家夢。我問他：“叔，只要能寫出一本書，是不是就不用放牛了?”他說：“豈止是不用放牛!”然後他就給我講了丁玲的一本書主義，講了那些名作家一天三頓吃餃子的事。大概從那時起，我就夢想著當一個作家了。別的不說，那一天三頓吃餃子，實在是太誘人了。

1973年，我跟著村裡人去昌邑縣挖膠萊河。冰天雪地，三個縣的幾十萬民工集合在一起，人山人海，紅旗獵獵，指揮部的高音喇叭一遍遍播放著湖南民歌《瀏陽河》，那情那景真讓我感到心潮澎湃。夜裡，躺在地窖子裡，就想寫小說。挖完河回家，臉上蛻去一層皮，自覺有點脫胎換骨的意思。跟母親要了五毛錢，去供銷社買了一瓶墨水，一個筆記本，趴在炕上，就開始寫。書名就叫《膠萊河畔》。第一行字是黑體，引用毛澤東的話：水利是農業的命脈。第一章的回目也緊跟著有了：元宵節支部開大會，老地主陰謀斷馬腿。故事是這樣的：元宵節那天早晨，民兵連長趙紅衛吃了兩個地瓜，喝了兩碗紅黏粥，匆匆忙忙去大隊部開會，研究挖膠萊河的問題。他站在毛主席像前，默默地念叨著：毛主席呀毛主席，您是我們貧下中農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唸完了一想，其實紅太陽並不熱烈，正午時刻的白太陽那才叫厲害呢。正胡思亂想著，開會的人到了。老支書宣佈開會，首先學毛主席語錄，然後傳達公社革委會關於挖河的決定。婦女隊長鐵姑娘高紅英請戰，老支書不答應，高紅英要去找公社革委會馬主任。高紅英與趙紅衛是戀愛物件，兩家老人想讓他們結婚，他們說：為了挖好膠萊河，再把婚期推三年。這一邊在開會，那一邊陰暗的角落裡，一個老地主磨刀霍霍，想把生產隊裡那匹棗紅馬的後腿砍斷，破壞挖膠萊河，破壞備戰備荒為人民……這部小說寫了不到一章就扔下了，原因也記不清了。如果說我的小說處女作，這篇應該是。

後來當了兵，吃飽了穿暖了，作家夢就愈做愈猖狂。1978年，我在黃縣站崗時，寫了一篇《媽媽的故事》。寫一個地主的女兒(媽媽)愛上了八路軍的武工隊長，離家出走，最後帶著隊伍殺回來，打死了自己當漢奸的爹，但“文革”中“媽媽”卻因為家庭出身地主被鬥爭而死。這篇小說寄給《解放軍文藝》，當我天天盼著稿費來了買手錶時，稿子卻被退了回來。後來又寫了一個話劇《離婚》，寫與“四人幫”鬥爭的事。又寄給《解放軍文藝》。當我盼望著稿費來了買塊手錶時，稿子又被退了回來。但這次文藝社的編輯用鋼筆給我寫了退稿信，那瀟灑的字型至今還在我的腦海裡搖頭擺尾。信的大意是：刊物版面有限，像這樣的大型話劇，最好能寄給出版社或是劇院。信的落款處還蓋上了一個鮮紅的公章。我把這封信給教導員看了，他拍著我的肩膀說：“行啊，小夥子，折騰得解放軍文藝社都不敢發表了!”我至今也不知道他是諷刺我還是誇獎我。

後來我調到保定，為了解決提幹問題，當了政治教員。因基礎太差，只好天天死背教科書。文學的事就暫時放下了。一年後，我把那幾本教材背熟溜了，上課不用拿講稿了，文學夢便死灰復燃。我寫了許多，專找那些地區級的小刊物投寄。終於，1981年秋天，我的小說《春夜雨霏霏》在保定市的《蓮池》發表了。

莫言的經典哲理散文欣賞篇三：文學與牛

榮獲了《小說月報》獎，十分高興，但聽說要寫“得獎感言”，又十分犯愁。真是得獎不易感言更不易;不易也要寫，為了這個我盼望許久的獎。

記得當年汪曾祺先生到我們班上來講課，開首就在黑板上寫上了六個大字“卑之無甚高論”，這句話出自何典我忘了，汪先生當時是說過的，但話的意思還明白。談到文學，連汪先生這樣的大家都說沒有高論，如我這般蠢貨，只怕連低論也不敢有。不敢有也得有，因為我的《牛》得了獎，因為我很看重這個獎。

俗話說吃水不忘打井人，得了獎不能忘了我放過的和我追過的那些牛。一談牛，就難免談到所謂的“童年記憶”，一談到“童年記憶”就難免遭人恥笑，但無論多麼聰明的人，只要一恥笑我，就跟對牛彈琴差不多，因為他們的話都是文學理論，而文學理論我根本就聽不懂，不是裝糊塗，的確是不懂，有好幾次我想冒充一下陽春白雪，不懂裝懂一下，結果弄巧成拙，讓人摸到了我的底細，就像讓貴州的小老虎摸到了驢子的底細一樣。

我童年時期，正逢“文革”，大人垂頭喪氣，小孩子歡天喜地。我們那時的一個最大的娛樂專案就是吃過晚飯後到曠野裡去追牛。當然是月亮天最好。大人們點著馬燈在大隊部裡鬧革命，四類分子趁著月光給生產隊裡幹活，我們趁著月光在田野裡追牛。那時候，就像我在《牛》裡寫的那樣，牛是大家畜，是生產資料，偷殺一頭牛是要判刑的，但生產隊里根本沒有飼草，革命時期，明年的生產誰還去想?就把那些牛從飼養室裡轟出去，讓它們去打野食，能活的就活，活不下去就死，死了就上報公社，公社下來驗屍後，證明是自然死亡，然後，就剝皮賣肉，全村皆歡。當然最歡的還是那些正在掌權的紅衛兵頭頭，這些雜種，比正在挨著批鬥的支部書記、大隊長還要壞，死牛身上最好的肉都讓他們吃了。現在想想，這也是應該的，當官如果沒有好處，誰還去當?我們一幫孩子，吃罷晚飯，等到月光上來，就跑到田野裡，追趕那些瘦得皮包骨頭的牛。“文革”期間，地裡不但不長莊稼，連草也長得很少，牛在光禿禿的田野裡，吃不飽，學會了挖草根啃樹皮，還學會了用蹄子敲開冰河飲水。我們在月光照耀下開始追牛，起初我們不如牛跑得快，但漸漸地牛就不如我們跑得快了。我們每人扯住一條牛尾巴，身體後仰著，讓牛帶著跑，舉頭望著明月，猶如騰雲駕霧，有點飄飄如仙的感覺。那些老弱病殘的牛，很快就被我們給折騰死了，剩下的那些牛，基本上成了野牛，見了人就雙眼發紅，鼻孔張開，腦袋低垂，擺出一副拼命的架勢。對這樣的牛，我們不敢再追了。後來又出了一個謠言，說是有幾個剛死了的人的墳墓讓這些野牛給扒開了，屍體自然也讓這些野獸給吃了。牛野到吃死人的程度，離吃活人也就不遠了。因此我們的追牛運動就結束了。這個時期，中國基本上沒有文學。

“文革”結束後不久，人民公社就散了夥，先是聯產計酬，緊接著就是分田單幹，家家戶戶都養起牛來，牛的身價猛地貴了起來。人民公社時期說起來很重要實際上根本不當東西的牛，重新成了農民的命根子。這個時期，正是中國的新時期文學的黃金時代。

90年代以來，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農民對種地失去了熱情，年輕力壯的人，大都跑出去打工掙錢，村子裡的土地，多被大戶承包，再加上小型農業機械的普及，林果的增加和糧田的減少，牛作為主要的生產資料逐漸成為歷史。現在農民養牛的目的，基本上是養肥了賣肉，社會的商品化，改變了牛的歷史地位，農民與牛的感情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過去，人們常常詛咒那些殺牛的人，說他們死後不得好報，現在，殺牛跟殺豬一樣，成了司空見慣之事。這個時期，我們的文學也失去了它的神聖和尊嚴，文學創作，也正在變成一種商品生產。

我馬馬虎虎地感到，幾十年來，牛的遭遇與文學的遭遇很是相似，農民的養牛史，活像一部當代文學史。我估計會有很多人反對我的“研究成果”，太下里巴人了嘛!我也想陽春白雪，但學不會，只能是什麼人說什麼話。

最後，我想說，搞文學的同志們，不要悲觀，更不要絕望，科學無論如何發達，農民無論怎樣變化，為了耕田而被飼養的牛還是會存在的，因此純粹的文學還是會存在的。我想《小說月報》之所以獎勵我，並不是因為我的這篇小說寫得有多麼好，他們獎勵的是我這種為了耕田才養牛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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