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描寫夜雨的詩《微雨夜行》

《微雨夜行》

唐•白居易

漠漠秋雲起，稍稍夜寒生。

但覺衣裳溼，無點亦無聲。

【賞析】

“漠漠秋雲起，稍稍夜寒生”兩句寫秋雨將至的所見所感。秋雲密佈，天色已晚，一陣寒氣襲來，讓人略感到寒冷。“秋雲”是秋雨形成的必要條件，而“夜寒”則是秋雨給人帶來的直觀感受，但作者並沒有點出雨字。“但覺衣裳溼，無點亦無聲”兩句，尤為精妙，將秋雨的細膩之質刻畫得十分淋漓。這秋雨是極其細微的，那“夜寒”尚且能使人實實在在感覺到，而這一樣寒冷的秋雨卻讓人根本覺察不到，更不用說聽到雨聲，看到雨點了。它就像濛濛的霧氣，浸潤著人衣，久而久之，衣服變得潮溼，作者才發覺：原來是下雨了！

白居易筆下的秋雨，像極了春日杏花雨，它帶給人的不是蕭瑟淒涼，卻是一種寧靜詩意與淡泊。詩人應該也是喜歡這秋雨的，不然他何以要久久地行走在雨中，以至沾溼了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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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佔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閒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採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樑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豔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採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這裡的“質而徑”、“直而切”、“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於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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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於事而繫於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於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曆（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鍼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於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