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延年簡介
苦哉邊地人,一歲三從軍。
三子到敦煌,二子詣隴西。
五子遠鬥去,五婦皆懷身。
據《晉書·音樂志》載,左延年在黃初(220—226)年間,“以新聲被寵”,其地位大致相當於漢武帝時代的李延年。因他是宮庭樂官,比較講究歌辭中的韻律和感情色彩。因此,分析這首詩的思想藝術價值時,也必須從文學和音樂兩個角度來欣賞。從文學的角度看,這首詩有類於王粲《七哀詩》中的“邊地使心悲”篇。因為兩者都是描寫西北邊民的戰爭負擔和所受的災難。但王詩寫得比較細緻平直,而左詩則注重了音樂的跳躍性和簡括性。從音樂的角度論,它吸收了民間樂府的特點,但又不象樂府民歌那樣注重排比鋪陳,而是以簡括語言出之,給讀者留下較多的想象餘地,是比較典型的文人樂府詩。
起首二句:“苦哉邊地人,一歲三從軍。”“苦哉”雖是樂府詩中寫憐憫內容常用的發端語,但由於它是一種悲愴的調子,悽苦感歎的詞語,讀後仍給人以心靈的撞擊和顫動。而“邊地人,一歲三從軍”,則表明邊地的戰爭頻仍,人民的深重災難。這裏的“三”字,不是實指次數,而應當作多次、頻繁解。意思是沒完沒了的從軍,打仗,不可止息。讀來倍感痛戚、沉重,頗有呻吟、幽歎的情味。
接下來,詩人要具體敍述邊人的悽苦不幸遭遇,但詩人不是將五個兒子的情況一一敍述,全盤托出,而是隻列舉了其中兩個兒子的情況:“三子到敦煌,二子詣隴西”。“敦煌”,即今之甘肅省敦煌縣;隴西,秦置郡名,在今臨洮縣之東北。兩地均為荒遠之處。在這裏,詩人只列舉了“三子”、“二子”,而將其餘“一子”、“四子”、“五子”略去,這樣非小説詩歌文學作品的忽略,而是為了收到用字少而韻味長的藝術效果。寫詩如同作畫,善畫龍者,總是雲龍藏身,只寫首尾,通過一鱗半爪,而想見全軀。如全畫出,不給讀者留有想象餘地,便會興味索然。從用韻講,“煌”字用開口呼,是響韻,讀來響亮,唱來有高遠的間響效果,“西”字是唱腔“尖團”音中有尖音,讀來悠長,唱起來給人以極其遙遠的藝術想象。
五六句是總括邊人全家的現實處境:“五子遠鬥去,五婦皆懷身。”“鬥”即格鬥,指對面廝殺,打交手仗;“五婦”,指五個兒媳;“皆懷身”,都懷孕在身。可以想象,五個兒子都到邊遠的地方打仗去了,都在異廝殺,白刃相見,他們怎麼能保得住不陣亡呢?如果陣亡,那全家將是什麼樣子呢?除了白髮翁媪,便是身懷六甲的少婦忽然剛剛落地的遺腹子,即使將來能全軀還家,但就目前他們又怎麼過得下去呢?小説詩歌文學作品雖然只寫了“一歲三從軍”,但在漢末混亂之也,“一歲三從軍”的情況,又哪會只此一年呢?戰亂不息,格鬥不止,這樣長時期地戰鬥下去,上有高堂父母,下有黃口小兒,舉家全是老弱婦孺,戰士們的心中怎能不悽苦不堪呢?這些,好在小説詩歌文學作品中全未明講,而是讀者從“五子遠鬥去,五婦皆懷身”的事實中去理解、去想象。這正是小説詩歌文學作品的高明之處。
本詩第二句的“一歲三從軍”與第三句的“三子到敦煌”;第五句的“五子遠鬥去”與第六句的“五婦皆懷身”。這些,都既非修辭學中的“頂真”和“續麻”,也不屬於詞章學中的“重現”和“復沓”,但在意念和音響上,卻引起到了災難並至、紛至沓來的直覺感,從而更增加了對邊民災難生活的同情。這種感情,實際上不是文學意義的效果,而是音樂中特有的音響感應。前人評論此詩,曾有“以為不全者”,認為這不是一首完整的詩章。其實,他們只注意子從“文學”的角度來研究,而忽視了這是樂師之詩,沒注意從“音樂”的角度去開掘它的藝術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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