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大猷簡介

吳大猷：鏗鏘言行　一代宗師

胡新和

吳先生畢生獻身科學研究和教育事業，為中國科學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在世界物理學界享有盛譽。吳先生關心國家統一，致力於民族富強，並且為海峽兩岸科技學術交流作出了傑出貢獻，為兩岸同胞所讚譽。

——江澤民主席對吳大猷逝世的唁電

3月4日，一個普通的休息日，噩耗從海峽彼岸傳來：一代物理學宗師吳大猷先生下午在臺北仙逝，享年93歲。

吳先生是一位見證了中國物理學的坎坷風雨的世紀老人，一位享譽國際物理學界的物理學大師，也是一位桃李滿天下、造就了一大批優秀華人物理學家的傑出教育家。然而，即或在專業領域之外，他對於科技政策的洞見，他為人所著稱的坦誠執著、率直不阿的秉性，又何嘗不具一種動人心魄的人格力量？

筆者晚學，孤陋寡聞，也因前此海峽兩岸的特殊態勢，直到80年代上學期間才由拜讀吳先生煌煌七大卷《理論物理》（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而得聞其人；此後於90年代中期有幸參與翻譯出版了吳先生有關科學哲學的兩部書《吳大猷科學哲學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和《物理學的歷史與哲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瞭解到其與我的專業興趣相關的諸多見解和思想；近來又讀到新近出版的《吳大猷文錄》（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其中較多地展示了他的人文思想；由此，形成了對他的一個初步認識。

正如吳先生自己所說，“大致上講，一生從來沒有離開過學校生活”。他1929年南開大學畢業後留母校任教，1931年赴美國密西根大學深造，1934年回國任教於北京大學和西南聯大，1946年起先後任教美國密西根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布魯克林理工學院，紐約州立大學，瑞士洛桑大學，後又擔綱加拿大國家研究院理論物理組，臺灣“中央研究院”，吳先生確實畢生致力於教育和學術，成就卓著。

——以培育人才論，僅中國成名的科學家，他的學生中北大時期有馬仕駿、郭永懷、馬大猷、虞福春等，聯大時期更有他稱作“群英會”的楊振寧、黃昆、胡寧、黃授書、張守廉，和後來因選派出國又專門加課的李政道、朱光亞、唐敖慶、孫本旺等。其中楊振寧在獲取諾貝爾物理學獎後向恩師致敬，稱自己後來的工作和獲得該獎金，都可以追溯到在先生指導下所做的用群論研究多原子振動的論文；而李政道更是受益於吳先生慧眼識英才，未經考試即收錄聽課，後又以大二學生身份被選派赴芝加哥大學攻博，成名之後，對吳先生知遇之恩感銘至深。據網上訊息，今年1月下旬，李政道曾專程攜鮮花和自繪龍年賀卡，探望病臥有日的恩師，他緊握吳先生的手，反覆按摩，並貼近他的耳朵，“我們都在這裡”，而吳先生的女兒吳吟之表示，支撐吳先生的最大力量，就是要等著李政道來看他。師生情深，至為感人。

——以學術成就論，吳先生計發表論文百二十篇並有《多元分子的振動光譜學與結構》等10多部專著，主要獨創性的工作分佈於原子分子理論、散射理論和統計力學等方向。他關於鈾後元素的理論預言，原子光譜中後來被稱作“吳態”的研究等，都具有世界性的影響。他所撰寫的一些專著，已成為本領域中世界範圍內的經典。即以七卷本《理論物理》來說，以一人之力完成如此鴻篇鉅製，確實無人可望其項背，充分體現了其學識之博大精深。

然而，吳先生的建樹遠不止於這兩方面。比如，在哲學思想、尤其是我個人的學術興趣——科學哲學方面，吳先生有許多值得重視的觀點。對於科學理論的結構、胡適所提倡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科學方法等都有不少精闢見解，其中最為突出、也為他屢屢提起的，是他認為量子力學的解釋問題上愛因斯坦與玻爾之間的爭論，本質上起因於兩人對於物理理論本性的不同哲學觀點。前者出於他的物理實在概念，認為現行的量子力學不完備，而後者則認為互補性正反映了我們的知識本性，因而量子力學不僅是完備的，也是唯一的理論。吳先生本人指出，在這場爭論中，絕大多數贊成量子力學的主流派人士都在力圖證明量子力學的一致性，這與愛因斯坦的詰問是文不對題的，而“斷言現行體系是唯一最合適的體系似乎有悖於科學的基本精神”，“一種真正的科學態度要求一種開放的精神”。可以說，深諳量子力學且有英文專著的吳先生本人的坦誠直率，正是這種科學精神和他的學術勇氣的體現。

從公共領域講，吳先生始終心繫中國，“始終關注著我們國家科學的總體發展”，尤對臺灣地區的科技政策的制定和科教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自1967年起，吳先生被委任為臺灣的“國防安全會議之科學發展指導委員會”主任和“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主持制定了改進科教、加強科研、應用科學與工業發展相配合三大方向，制定了臺灣的十二年科學發展規劃，重新編寫了中國小的所有科學教科書，為臺灣的科學發展和經濟騰飛打下了紮實的基礎，被譽為“臺灣科學發展之父”。吳先生一再強調，發展科技，以基礎科學為本；而發展基礎科學，又以人才為本，“人的因素重於物質”。切忌急利風尚，偏向應用科學，導致人心的功利化和求知志趣的低減。他以樹根、枝葉和花果的關係，來比喻基礎科學、應用科學和技術之間的源流層次。他進而強調發展教育，培育人才是一個國家科學發展的關鍵，人才缺乏，是“目前推進科學發展工作所遭遇之最大困難”。他尖銳批評了臺灣中學教育中機械應考的教學方式和聯考制度，指出“聯考不去，則高中教育無法改善；聯考不考的科目，高中不教亦不學”，造成學術訓練的偏向，無益於通識教育的提倡。而更為重要的是“真正的科學家（自然科學家或人文和社會的科學家），不僅是要有天賦，有訓練，和能夠從事研究工作，並且必須對學問有極濃厚的興趣……做學問工作，必須很早就養成對學問的興趣和研究的習慣，使學問變成一種強烈的‘嗜好’；到了學問成為一種‘嗜好’以後，做學問的人便能夠終年努力而自得其樂了”。從眼下應試製度的枯燥和緊張中，又如何能培養出對於學問的興趣和愛好，從而使教育成為科學家成長的沃土呢？

吳先生為人們所稱頌的見識和人品，可見之於一個例項。1964年10月中國內地首次成功進行了核試驗之後，儘管美國把核武器和具有核打擊能力的武器系統駐紮在臺灣本島內，但臺灣當局仍覺得安全受到了內地核武器研製的極大震撼，於是開始制定祕密研製核武器的計劃。時任“國家安全委員會”科研顧問小組委員會“主席”的吳大猷奉命對臺灣“國防部”的這一建議進行可行性研究。結果吳大猷堅決反對這一絕密的核武器研製計劃。他給蔣介石寫信說，他本人不反對獲得核科學或者核技術，也不反對訓練臺灣的軍用或者民用核技術人員，但他覺得“中山科技研究院”制定的計劃有著幾個致命的不足：首先是對核武器研製經費過於低估；其次是必須冒著與美國衝突的風險；高估了研製成功的機會。吳大猷認為，如果再算上彈道導彈的研製經費，那麼總體的研製費用絕非當時的臺灣所能承擔得起的，所以，“中山科技研究院”提出的這一絕密核武器計劃實際上不符合臺灣的安全利益。不久，臺灣“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人告訴吳大猷說，蔣“總統”接受了他的建議。吳先生的進言勇氣為後人讚譽。這又何嘗不是對於海峽兩岸關係的一大貢獻，因為它消弭了一個危及兩岸關係的潛在危險。而其中所體現出來的，也決不僅僅是一個科學家的精確和客觀的眼光，更是對於兩岸共有文化和政治遠景的信心。

吳先生有言：“我以為當前知識分子最應具備的一點即前人所說的骨格。我最看不起的，是逢迎阿諛、睜眼說瞎話的人。”鏗鏘言行，折射出這位慈祥老人內在的科學精神。“作為一個曾與任何組織和黨派無瓜葛的‘局外人’，使我在決策時更獨立也更客觀。經年的嚴格學術生涯培養了我獨立思考的習慣和思想的誠實性。無論個人或小集體利益的淡漠使我彌補我的坦率——對於過失直言不諱——可能帶來的損失。”他的無私無畏，坦誠率直贏得了公眾的敬重。

吳先生有言：“我極贊成海峽兩岸間的有實質的文化（學術）交流；望‘政府’能在學術文化和政治性考慮間，作些決策，使有實質的學術文化交流，可以進行。”1992年5、6月間，他在李政道陪同下回大陸參觀訪問並參加學術會議，先後被北京大學、南開大學授予名譽教授、名譽博士稱號，並被聘為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名譽會長。他指出“少數人近倡脫離‘中國’而獨立”，這實際上“是對中國民族文化的獨立，是一極可悲的事。欲使我中華民族文化不支離破碎，基本的是要人民由認識而認同我們中華民族文化的整體”。他還在香港迴歸祖國之際歡呼“國恥盡雪，科技興國”，希望香港能保持繁榮，祖國能在21世紀成為一富強大國。充分體現了一個赤子對於中華文化和祖國的拳拳之情。

吳先生有言：當前人類面臨的生態和環境危機，表現出物質文明隨科技高度發展，而精神智慧似無大進步，“這些情形只能靠人文的打破來解決”；“‘人文’與‘科技’結合，可能是條出路”。應使人類的教育兼具人文與科技的性質，“使人類有更高的智慧——兼哲學、科學的智慧。這顯然是一個‘理想的境界’”。這是一種有別於科學工匠、或是科學從業者的大師的境界。如同愛因斯坦、玻爾、薛定諤等眾多科學大師一樣，吳先生當無愧於這一境界。斯人已逝，風範長存。緬懷吳先生，追思吳先生的洞見卓識，我們期盼著我們也能真正注重基礎科學與培育人才，也能創生出這麼一種環境，培養出一批運用著自己的知識力量、情感力量和人格力量去教育後學的教育家，一批既不乏真知灼見又能坦誠直言的科學家，一批兼具科學與人文精神的學者。

這不也正是吳先生在天之靈所寄希望於我們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