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克·凱魯亞克簡介

傑克·凱魯亞克

姓名：傑克·凱魯亞克

性別：男

出生年月：1922～1969

出生地：馬薩諸塞州洛威爾

國籍：美國

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1922～1969）出生於馬薩諸塞州古老的紡織工業城鎮洛威爾。父母親是來自加拿大魁北克的法國移民。直到六歲，凱魯亞克才開始學習英語。父母都是羅馬天主教徒。父親列奧·凱魯亞克開了一家印刷廠，足以維持全家生計。傑克排行老三，是家中最小的男孩，其童年生活是平靜和幸福的。四歲時，比他大五歲的哥哥傑拉德因病死去，凱魯亞克對此印象極深。在他看來，傑拉德天資聰穎，對小動物尤其有憐憫之情，卻被死神無情地帶走了。家庭的宗教信仰及哥哥的過早夭折，使凱魯亞克從小便相信再生來世。這種思想一直在其創作中表露出來，小說《傑拉德的幻想》（1963）便記敘了哥哥死前的情景。他後來篤信佛教可追溯到此事。凱魯亞克自幼生性靦腆，但卻喜歡運動（騎馬、棒球、足球），熱衷於閱讀文學小說詩歌文學作品。從中學便養成了隨身攜帶筆記本的習慣，記錄下周圍的人和事——家人、朋友、鄰居的日常談話、廣播節目、電影中人物新奇的表達方式。他閱讀廣泛，從《哈佛文學經典》的英、法、俄、德、美國作家到當代作家的小說詩歌文學作品，諸如薩洛揚、海明威等等。精典文學典故和街頭下層人民的日常口語是他小說詩歌文學作品語言的兩大特色，前者顯然受益於他這種自幼（一直到進入大學）對世界名著的酷愛與熟悉。

1936年，流經洛威爾的梅里馬克河氾濫，摧毀了城內眾多建築，凱魯亞克父親的印刷廠受到嚴重損失，債臺高築，不得不賣掉印刷廠，以打短工為生，家庭經濟開始惡化。父親把希望寄託在擅長體育（特別是足球）的凱魯亞克身上。1939年，由於在足球上的出色表現，波士頓學院和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都允諾向凱魯亞克提供獎學金。也就是在這時，他同瑪麗·卡勒相識，並墜入愛河。他得在波士頓和紐約之間做出選擇。去紐約意味著離家，也要同瑪麗暫別。最終，出於對旅遊的熱衷和對新奇事物的渴望，他毅然去了紐約，在進入哥大之前上了一年預備學校。同瑪麗的這段戀情，在小說《瑪吉·卡薩迪》（1959）中有所記述。一年（1939～1940）時間過得很快，他學業優異，並帶領學校足球隊獲得了冠軍。這段時期，除了繼續閱讀文學小說詩歌文學作品（特別是惠特曼和托馬斯·沃爾夫的小說詩歌文學作品），他尤其喜歡自由奔放、不拘一格的爵士音樂，這直接影響到他日後所主張並實踐的自發式寫作風格。1940年，在一次足球比賽中，凱魯亞克受傷骨折。其家庭這時已遷往紐黑文。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他不得不中止了哥大的學業，回到紐黑文，又隨父親遷回洛威爾，在當地的一家體育報社當記者。1942年，凱魯亞克在商船上幹活，10月回哥大繼續讀書。不等期末又遷回洛威爾，等待應徵入伍。1943年2月，他加入美國海軍服役。可在營地訓練時，他卻躲在圖書館裡看書，遂以精神症為由被送進精神病院，一個多月後被除名退役。他來到紐約，在曼哈頓埃迪·帕克（一個學習藝術的大學生，後來成為他的第一任妻子）的公寓住下。威廉·巴勒斯、金斯堡、盧西·卡爾等“垮掉的一代”夥伴常常來此聚會。1944年8月卡爾殺死了一個欲對他進行同性戀騷擾的男人，凱魯亞克亦因被控犯包庇罪而被捕，後被埃迪保釋出獄。10月，他再次到商船上幹活，然後返回紐約同巴勒斯、金斯堡同居。年長的巴勒斯對凱魯亞克和金斯堡來說，既是朋友、長者，又是教師，他畢業於哈佛大學，熱衷於文學、語文學、人類學，出生於名門望族（母親是南北戰爭中南方著名將領羅伯特·李的嫡系後裔），本來可以在仕途上平步青雲，但他厭惡貴族的情趣和生活方式，青年時代便染上了毒癮。儘管有穩定的家庭接濟，他卻喜歡浪跡天涯，到過世界的許多地方，曾在墨西哥長住，同下層人民廣泛接觸。其小說《販毒者》（1953）記述了吸毒的體驗。但奠定其在美國文學史中地位的，卻是小說《裸露的午餐》（1959），其中涉及吸毒、同性戀，用超現實主義的拼貼手法寫成。這兩部小說首開美國毒品小說之先河。凱魯亞克《在路上》中的老布林·李以及《孤獨的天使》中的布林·休巴德的原型，便是巴勒斯。

從1944年到去世，凱魯亞克同金斯堡的關係一直非常親密，儘管兩人的家庭背景、宗教信仰及性情不盡一致。金斯堡出生於新澤西州組瓦克的俄國猶太人移民家庭，父親是當時小有名氣的詩人，母親娜阿米思想激進，曾是美共黨員。在二戰後美國保守主義勢力抬頭的情勢下，她的精神幾度崩潰，長期呆在瘋人院，最後在那兒死去。金斯堡從小就從母親那兒感受到社會所導致的“精神的瘋狂”。在其代表詩作《嚎叫》中，亦如在凱魯亞克以及其他“垮掉的一代”作家的小說詩歌文學作品中一樣，“瘋狂”是共同的主題。“我看見我們的一代精英被瘋狂所摧毀了的最好的思想……”（《嚎叫》一開始就這樣聲嘶力竭）。這種“瘋狂”表現了“垮掉的一代”青年對現存體制的憤意、失望。他們和它的格格不入，是這種體制所導致的社會和人的異化的必然結果（比如《在路上》這部小說中，“垮掉的一代”夥伴們橫穿美國，行為怪誕，尋歡作樂，瘋狂至極）。凱魯亞克和金斯堡的親密關係也體現在他們在創作觀上的默契。凱魯亞克的“自發性寫作”亦是金斯堡視為其寫作原則的“最初的思緒，最好的思想”，強調寫作時“心靈的頓悟、體驗和啟示”，亦即濟慈所說的“反面感受力”——寫作時“無須煩躁不安地去弄清事實、找出道理”，詩人應遵循的只是自然，“猶如風吹過樹葉發出聲響”。金斯堡承認他的寫作受到惠特曼、威廉斯、奧爾森特別是凱魯亞克的自發性寫作的影響。而為了達到對事物的真正感悟，貼近自然，“垮掉的一代”作家使用毒品、致幻劑，使意識進入混沌痴迷狀態，在極度興奮中寫作，也就不難理解了。《在路上》。《嚎叫》都是這樣寫成的。

1946年5月，凱魯亞克的父親去世，他開始創作第一部小說《鎮與城》，於1950年出版。這部小說基調悲哀，如同一首輓歌，以作者本人的家庭沉浮變遷為線索，以他“垮掉的一代”的夥伴為原型，表現的是在工業文明惰勢下小鎮的傳統社會道德價值同城市中令人眼花鐐亂但危險叢生的精神和物慾追求之間的衝突。小鎮家庭的溫馨同移居到城市後的絕望、失意，形成鮮明的對比。全書的宿命論色彩純粹是凱魯亞克式的。有的批評家認為“鎮與城這一問題，在凱魯亞克看來已成為小鎮和城市亦即上帝和他的創造物（人類）之間衝突的一個象徵”。值得一提的是，正如他後來的小說，《鎮與城》對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可以追溯到愛默生、麥爾維爾、梭羅、霍桑這些美國文學巨匠，它崇尚自然、靈性的至高無上，強調直覺，張揚個性，反對理性的超驗主義和神祕主義，其自發性寫作風格已初見端倪。

1946年，凱魯亞克同尼爾·卡薩迪相識。卡薩迪是《在路上》主人公狄安·莫里亞蒂的原型。在“垮掉的一代”夥伴中，他是個“天使”兼“惡魔”似的人物。正如《在路上》所示，其父親是個酗酒成性的流浪漢。1926年，他父母正在流浪，途經鹽湖城時，在一家慈善醫院生下了他。他從小就野性十足。1928年，他隨父母遷往丹佛，混跡於乞丐、酒徒和流浪漢中，其綽號是“速度極限”和“速度極快的傢伙”。其童年生活在自傳《第一個第三者》中有所描述。他長得一表人才，讀過不少書，思維敏捷，行動果斷，談吐機智。在受過教育的“垮掉”夥伴中，他並不自卑，相反卻獨具魅力，頗得女人青睞。同時他也與凱魯亞克、金斯堡有同性戀關係。1940年至1947年間，卡薩迪偷了五百次車（並非為了錢，只是為了“在路上”的遊歷）。1946年，他從丹佛到紐約時已被逮捕七次，過了一年多的監獄生活。凱魯亞克在1972年出版的小說《戈迪的幻想順描述了卡薩迪交織著善與惡的傳奇故事。在凱魯亞克看來，卡薩迪的執著堅毅、熱情瘋狂與玩世不恭，最能體現“垮掉的一代”作為“局外人”的個性。

1950年，《鎮與城》出版，銷路不佳，反應不一。凱魯亞克回到丹佛，同卡薩迪一同到墨西哥城（《在路上》第二部描述了這段經歷）。11月，凱魯亞克同埃迪·帕克解除婚約，同第二任妻子瓊·哈維蒂結婚，住在紐約，開始為20世紀福克斯公司寫電影指令碼。1951年2月，卡薩迪給凱魯亞克寫了一封長達兩萬三千字的長信，用自由聯想的方式記述了他複雜的性愛關係。受到這封信的啟發，凱魯亞克花了二十天時問，在服用安非它命後，坐在打字機旁用長達一百二十英尺的打字紙寫出了《在路上》手稿（1957年，由他自己和出版社修改過的《在路上咄版，其結構酷似《鎮與城》，儘管仍保留了自發式寫作的風格）。

1952年，在新墨西哥城巴勒斯的公寓裡，凱魯亞克寫出了小說《薩克斯醫生》，副標題是“浮士德第三部”。傳說中，德國巫師、星相家浮士德博士把靈魂賣給了魔鬼，這是西方文學中探討上帝、魔鬼與人性關係的一個永恆題材，凱魯亞克也有意以此表現精神世界的複雜性。這部小說分兩部分。薩克斯的一生無疑有巴勒斯的身影。第一部分叫做“帕塔克特維爾的鬼魂”，作者用童年的眼光回憶童年時在故鄉洛威爾夢見鎮外的薩克斯醫生（一個半惡魔、半浮士德博士式的人物）的恐怖情景。餘下的一部分，運用了諸如電影指令碼、街頭市井俗語、法語、報紙剪貼、滑稽可笑的鬧劇寫作、哥特式氛圍等方式，表明其自發式寫作技巧已日趨成熟。

1952年至1953年，凱魯亞克輾轉來往於舊金山——新墨西哥——紐約——舊金山之間。他同卡薩迪一樣，在鐵路上當司閘工，生活很不安定，可正是這兩年，他卻寫出了兩部小說《瑪吉·卡薩迪》和《地下人》。前者記述他少年時代同瑪麗的愛情故事，其中也包含著同第一任妻子埃迪·帕克的惰史，富於戲劇性。在浪漫情戀的歡悅與現實生活選擇的悲涼中展開，結局是絕望的。後者追憶作者（小說中的作家列奧·貝爾斯皮耶）同一個黑人姑娘（書中叫瑪爾杜·法克斯）的愛情故事。瑪爾杜住在紐約波希米亞聚集區（來自下層，“地下人”的寓意即在於此），她同其他一夥年輕人（實際上是《在路上》中狄安·莫里亞蒂的夥伴及追隨者）的亂七八糟的生活方式在小說中亦有反映。小說用列奧·貝爾斯皮耶的獨白敘述，以瑪爾杜的背叛而告終。自發性寫作方式在小說中可以說達到了極致，從不間斷、跳躍而又起伏的長句有時竟達半頁之多。

1954年至1957年算是凱魯亞克創作成果最豐碩的幾年。這時他醉心於閱讀佛教及禪宗經典（特別是大乘佛教），還寫了大量有關對佛教感悟的手稿（都未出版）。長久榮繞在凱魯亞克頭腦中的一個問題是：上帝無處不在，但又似乎難以捉摸。現實的存在只不過是一個虛幻。佛教教義的“空幻”說頗能使他共鳴。佛教主張的靈魂的寂滅永生這一停論使他明白，上帝所創造的一切生靈的痛苦都是神聖的，人的所有慾望並不是“惡”的象徵。西方傳統宗教的“人性原罪”這一道德二元論同大乘佛教、禪宗，尤其是老莊哲學“天地與我重生”、“萬物與我為一”這些思想是對立的，因此一切（人的思想和行為）應順應自然。這便成為“垮掉”哲學的又一人生信念，他們並以放蕩不羈的生活方式及“自發式寫作”來身體力行。對佛教禪宗的研讀使凱魯亞克的煩惱得到些許解脫（最令他苦惱的是寫得多但出版不多）。寫於1954年至1957年間並於1957年出版的詩集《墨西哥城布魯斯》包括242首短詩，反映了他對人生重大問題（生與死）的思考。寫於同年的長篇小說《特麗斯特莎》，講的是一個同他一起吸毒又是他的悲哀中的撫慰者的墨西哥姑娘的故事。1956年他寫成了《孤獨的天使》第一部（記敘他在舊金山夥伴中的經歷）。1957年，寫完《達摩流浪漢》。所有這些小說詩歌文學作品無不貫穿生命無常、因而需縱情享受這一凱魯亞克式的佛教——禪宗感悟。

凱魯亞克的創作生涯終於迎來了轉機。1955年，《在路上》前兩部分別在《新世界寫作》和《巴黎評論》上發表。同年，金斯堡在舊金山“六畫廊”朗讀《嚎叫》，大獲成功，標誌著“垮掉的一代”作為一個文學流派的正式登場。1957年10月，得力於評論家馬爾科姆·考利的推薦，《在路上》由維京出版社出版。此時凱魯亞克已滿三十五歲，但由於縱酒，身體也日漸虛弱。儘管評論家對他的小說詩歌文學作品褒貶不一，但他已遠非無名之輩，小說詩歌文學作品得以陸續出版，經濟情況也有所改善。1961年，他花了十天時間寫出了小說《大瑟爾》，記錄了他在加利福尼亞西部海岸風景區大瑟爾療養期間身心交瘁（因縱酒）的迷亂思緒。

1962年至1969年期問，凱魯亞克在佛羅里達州和新英格蘭之間頻繁遷居，同母親居住在一起。1966年同幼年時代的朋友桑帕斯的妹妹斯特拉（第三任妻子）結婚。1965年，他寫完了記述他到巴黎尋訪家族史的小說《薩托裡在巴黎》，該書於1966年出版。兩年後，其最後一部小說《杜魯阿茲的虛榮》出版，杜魯阿茲也就是作者的化身。該書記述了他在故鄉洛威爾以及哥倫比亞大學踢足球的經歷，也回憶了從二戰期間一直到他父親死去的1966年他本人及家庭的一系列事件。“虛榮”一詞雖說暗示的是他自己的過去，似乎也在總結始於童年時代的文學追求，包括性愛等等，在他看來這一切只不過是過眼煙雲。他生命的最後歲月就是在這種“自我放逐”的孤獨心境中度過的——同母親、妻子住在一起，縱酒、看電視、聽音樂，逐漸與“垮掉”夥伴遠離。1969年10月21日，他在佛羅里達聖·彼德斯堡醫院逝世。就在前一年，尼爾·卡薩迪h在路上》中狄安的原型也告別人世。金斯堡、霍爾姆斯等“垮掉”派作家，還有親屬、記者等二百多人蔘加了在洛威爾舉行的葬禮。霍爾姆斯在葬禮上說：“要了解他並不是件容易的事。”的確如此。凱魯亞克在世時，其小說詩歌文學作品大都受到貶抑，認為不合正統文學口味。馬庫斯·坎利夫的評論頗具代表性：“他只是陳述，而不是傳達，是閒談而非寫作。一如過去像他們那樣過流浪生活的人，他們在創作上的努力都消耗在努力冒充創作上。這就像烹調術一樣，做出來的東西當天就吃掉了，剩下來的只是一股淡淡的香味。而且他們重視自然，流露出這種差不多毀掉惠特曼大部分詩作的風氣，使嚴肅的創作難於有成。他們的文體可能有助於美國日常語言的發展，卻不能對美國文學有所貢獻。它既艱澀又不清楚——是一種個人的、散漫的、憤世嫉俗而感傷的文體。”坎利夫這裡所指出的是凱魯亞克（也包括“垮掉的一代”作家）的創作“缺陷”，同時也是針對自發性寫作而言的，但顯然很不公允。首先，自發性寫作本身就是一種二元對立的寫作方法，並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效仿的。其初衷是順其自然，離不開意識的參與，可同時又是無意識的，意在衝破傳統文學的語言規範，但又並不完全脫離。從凱魯亞克小說詩歌文學作品中表露出的對經典作家的熟悉程度，正可表明這一點。再者，凱魯亞克的自發性寫作實際上是繼承了美國超驗主義作家尤其是愛默生的主張：“語言直接依賴自然的這種屬性以及它把外部現象轉化為人類生活中某一部分的能力，永遠也不會失去它感染我們的力量……那種詩情畫意的原始語言同時又有力地證明，它的使用者是一個與上帝相通的人。”在《論自然》中，愛默生還認為追求思想意識中的這種自然就叫做“真理”。可見，凱魯亞克在一個半世紀後重新提出這些主張並加以實踐，使之合法化，只不過是在追隨先哲的教導罷了，實際上這已經在衝擊美國文壇的正統文學語言觀念並持續影響到二戰之後至今的一些作家的創作。最後一點但並非不重要的是，凱魯亞克的文學地位是同“垮掉的一代”相聯絡的。普遍認為，對“垮掉的一代”尤其是對凱魯亞克的看法，從二戰以來就一直是檢驗美國文學氣氛或政治一社會話語的一塊試金石，“只有‘麻木不仁’的50年代，由於信守繁文得節和政治上安於現狀，才會視垮掉運動為一種全無社會或學術意義的道世文化”。的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