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　盾個人資料

譚　盾：從音樂的視窗關照東方智慧

張　潔

從東方到西方，從湘西到世界，譚盾以自己的音樂走出了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譚盾有一個自己的理想；把中國很遠古的、富有地方特色的音調、傳統，通過自己的音樂實踐，帶到全世界。

從中國的遠古到現代的西方

譚盾出生在長沙，長沙郊外有個地方叫“思茅衝”，那裡每天紅白喜事很多，還有各種儀式、音樂、夜歌子，比如：吹咚咚喹，還有“彈四郎”，那時打著赤腳的少年譚盾，天天就聽著、看著這些。兒時的民間音樂經歷，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民間藝人們看來，通過“彈四郎”，彷彿可以尋找到一種境界，跟過世、來世溝通，跟上帝與土地溝通。譚盾在接觸音樂之初，就見識到了這種富有傳奇色彩的東方民間藝術，而這樣的特殊經歷，也許讓譚盾的未來音樂之路帶上了濃厚的鄉土色彩。從鄉土到世界，從遠古到現代，從湘西到世界……譚盾從吹咚咚喹，“彈四郎”開始，走出了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

1981年，譚盾還在中央音樂學院讀書，回湖南探親時，他在湘西遇到一位會用石頭奏樂的老人，一塊普通的石頭在他手中可以打出很多的音調和旋律。每次打完之後，老人把石頭撒落在地上，總要排列出《易經》中的某種卦相。這引起了譚盾的好奇。他想拜師學藝，老人也答應了。多年以後，當他為大提琴家馬友友和波士頓交響樂團準備創作一部新交響樂的時候，突然想起當年的往事，回到湖南再要去找那位老人，老人已經過世了，也沒有人知道石頭音樂是怎麼做的了。

這件事情對譚盾的震動很大：我們現存的傳統就是這樣一個現實：一些人過去了，一切就都隨風而逝。他希望找到一個媒體，找到一種方法，找到一種精神，把消失的東西再找回來，讓這些東西永不消失。這就是《地圖》的開始。

譚盾認為，人類的語言發明之前是有音樂的，在語言發明之前，他們是“聽音尋路”，過一個寨子、過一個村的時候，你必須留下你的歌，通過這樣的“聽音尋路”，你能聽到回聲、對歌，聽到鄉間不同的口音、不同的音調、不同的節奏，尋找你的去路，尋找你要去的方向。從鄉土出發的音樂，它可能超越有形的世界，到達更廣大的世界，因為它是連線生命和過去的“根”。

譚盾的音樂之路，就是在追尋這樣一條“根”，尋找這樣一條“聽音尋路”的路徑。而這樣的“聽音尋路”的路徑，必須在它們即將完全堙沒之前找到它們。譚盾感到了自己的責任和任務的緊迫。譚盾說：我覺得我們尋根的全部目的，就是去創造。所以我一直有一個很強烈的想法，想通過這種精神上的尋覓，通過一種看不見的“通往故鄉的道路”，去把過去最美好的東西延伸成為未來更加美好的東西。

譚盾再次回到了湘西鳳凰採風時，碰到一個唱“飛歌”的苗家姑娘。譚盾就問她“飛歌”是怎麼個唱法，是怎麼回事。她說，“飛歌”是愛情，是生活的對歌，是唱給看不見的人聽的，是唱給山那邊的人、河那邊的人聽的；你這邊一唱，那邊就有答，歌聲在空中“面對面”，但是人和人卻是看不見的。譚盾覺得這個交流方式很有意思，就問她：“你能不能唱給地球那一邊的人聽呢？”她笑笑說：“可以。”譚盾說：“那你試試看吧。”她就一邊唱，一邊好像在聽。譚盾用攝像機把整個聲像的過程全部記錄下來。把她等待的這個過程，通過作曲做出來了。於是整個音樂就構成了湘西與世界、新與舊、過去與現在的一個互動和對答。

譚盾還做過一個自然音樂的系列：紙樂、水樂、陶樂。紙樂是為美國洛杉磯迪斯尼音樂廳建造落成開幕做的音樂。當時他想，既然是為迪斯尼音樂廳做，就要找到一種音樂語言跟兒童的生活、思維方式有關的。生活中最難挑戰的是兒童，兒童對音樂的感知是非常自然合理的，支配他們的也許就是老莊哲學。我們的生活中充滿了紙，但是否有人問過：“紙張是誰發明的？許多美國人答不上來。再一個是，如果世界上沒有紙會怎樣？第三點，有誰注意聽到過紙的聲音麼？而紙的聲音是永遠在你身邊的。

譚盾建議洛杉磯迪斯尼音樂廳第一場音樂會一定要給兒童聽，他們開始還有點猶豫，但還是接受了。紙樂演出剛剛結束的一刻，在譚盾的想象中，可能是拍手，但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他聽到了2000多個孩子5分鐘的尖叫！譚盾笑說：“這是孩子們給我的最大的獎賞，這比獲奧斯卡獎刺激多了。”

中國人需要把自己的感受傳遞到全世界

譚盾說，如果我兒子學藝術的話，我第一個要求的就是他要狂，膽子要大。這也是我在中國李白和杜甫詩中的境界裡學到的。如果李白不狂，哪兒來李白？如果中國人不狂，哪來鄭和下西洋？哪來四大發明？譚盾覺得很多劣等的藝術小說詩歌文學作品或者音樂，第一感覺就是它不張揚，沒有想象力。

譚盾提到斯大林說過的一句話：“你如果想成為藝術家，你就要把你自己看成藝術家。”譚盾認為藝術就應該是這樣的，我們的教育在這方面特別欠缺，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後，我們中國人睡了一個午覺，這個午覺睡得太長了，魏晉、先秦時候的那種狂放，盛唐李白時期的那種瀟灑，我們忘卻了很多。現在中國發達了、強盛了，中國人開始有很強烈的表達願望了，中國人需要把自己的愛，把自己對世界的感受傳遞到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這個時候，當你需要傳遞你的愛和感受的時候，就要有很強的想象力，要有狂熱的想象力，這個想象力就是要征服所有人在想象上的意念和行為。譚盾說，只有你覺得自己是米開朗基羅，或者自己就是貝多芬，只有這樣，才可以成功。

譚盾認為，事實上也正是這樣的。如果仔細去觀察一些好的音樂家在舞臺上的表現，就會釋然了。馬友友成功以後，他覺得自己就是世界上最有表現能力和表達慾望的一個人，他只有葆有這種狀態，才可以征服跟他一起分享這個音樂世界的所有觀眾。譚盾說：“在讀莎士比亞的劇本，讀李白的詩歌時，他都感受到了這種狂熱，我覺得這種狂放恰恰是極為可貴的。”

譚盾反思自己的時候說：“我是由傳統和新異的夢想所構成。如果只是讓我生活在湖南，在湖南的那些有花鼓戲、湘劇、京劇的院子裡邊生存一輩子，我是不心甘情願的。所以，一定要去中央音樂學院，到那裡學習全中國的音樂，我實現了；但我還要學超越中國的音樂，於是我跑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我也實現了；如果說有一天宇宙上有更美妙的音樂，我一定報名去月球上學音樂。”

中國有最美好的音樂，最聰穎的智慧，最寬廣的心靈，它不只是屬於中國，它屬於世界。

譚盾對音樂的定義就是：“音樂就是生活，生活就是音樂。”他覺得這就是他在湘西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在湘西的村子裡邊，人們如果想試一下那裡的音響效果，就會自己叫一下“嗚……”這邊一叫，那邊就有“嗨，嗚……”跟著山歌就起來了，勢不可當。當時那場景給譚盾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譚盾認為這就是音樂的來源，這就是音樂最初的存在狀態，這就是生活。在湘西鳳凰看到的河邊上，洗衣服的堂客們，她們洗衣服時唱的歌，洗衣服時打的水，以及洗衣服時的閒談，跟婆家的矛盾，家裡的事情，都用音樂表達出來，這些跟她們的勞動，跟她們的日子都有關。

譚盾覺得真正創作音樂的人就是當地的農民。他認為，他們是真正的音樂家，像巴托克、肖斯塔科維奇、斯特拉文斯基這些20世紀音樂領域的領軍人物，都在思考如何將音樂返還給真正創作音樂的農民。農民是自由的，真正的音樂家要跟著他們的靈魂走。

這也是譚盾的音樂手稿被卡內基音樂廳收藏的原因之一。《地圖》的手稿是被放在卡內基音樂廳的長廊裡，左邊是貝多芬，右邊是巴赫，對面是馬勒。

卡內基音樂廳是西方文化最為權威的表演場所。世界上最好的一些音樂藝術家常去那裡演奏，那裡首演過許多像貝多芬、施特勞斯、肖斯塔科維奇的經典小說詩歌文學作品，譚盾的《地圖》也是在這裡同波士頓交響樂團合作首演，由此足見卡內基音樂廳對此的珍視。是譚盾那些帶有泥土香味的東西吸引了他們，在泥土味裡邊他們又看到了譚盾。

《臥虎藏龍》獲得奧斯卡音樂獎，就是因為它的東方文化底蘊。無論從中國人的角度來講，還是從實驗的藝術與古典藝術的角度來講，其中包涵的東方智慧都是很有意義的。正像李安在奧斯卡的研討會上說的一句話：“你們千萬不能忽略中國，中國是世界上財富和人文資源最為豐富的一個國家。”

譚盾說：“音樂是世界瞭解中國的視窗，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有最美好的音樂，最聰穎的智慧，最寬廣的心靈，它一定不只是屬於中國，它屬於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