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詩經》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奠定了我國詩歌的優良傳統，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詩人，我國詩歌藝術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詩經》雖有少數敘事的史詩，但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衛風·氓》這類偏於敘述的詩篇，其敘事也是為抒情服務的，而不能簡單地稱為敘事詩。《詩經》可以說主要是一部抒情詩集，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產生了如此眾多、水平如此之高的抒情詩篇，是世界各國文學中罕見的。從《詩經》開始，就顯示出我國抒情詩特別發達的民族文學特色。從此以後，我國詩歌沿著《詩經》開闢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進，抒情詩成為我國詩歌的主要形式。

《詩經》表現出的關注現實的熱情、強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識、真誠積極的人生態度，被後人概括為“風雅”精神，直接影響了後世詩人的創作。

《詩經》中以個人為主體的抒情發憤之作，為屈原所繼承。“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史記·屈原列傳》）《離騷》及《九章》中憂憤深廣的作品，兼具了國風、“二雅”的傳統。漢樂府詩緣事而發的特點，建安詩人的慷慨之音，都是這種精神的直接繼承。後世詩人往往倡導“風雅”精神，來進行文學革新。陳子昂感嘆齊樑間“風雅不作”（《與東方左史虯修竹篇序》），他的詩歌革新主張，就是要以“風雅”廣泛深刻的現實性和嚴肅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質樸自然、剛健明朗的創作風格，來矯正詩壇長期流行的頹靡風氣。不僅陳子昂，唐代的許多優秀詩人，都繼承了“風雅”的優良傳統。李白慨嘆“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古風》其一）；杜甫更是“別裁偽體親風雅”（《戲為六絕句》其六），杜詩以其題材的廣泛和反映社會現實的深刻而被稱為“詩史”；白居易稱張籍“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張籍古樂府》），實際上白居易和新樂府諸家，所表現出的注重現實生活、干預政治的旨趣和關心人民疾苦的傾向，都是“風雅”精神的體現。而且這種精神在唐以後的詩歌創作中，從宋陸游到清末黃遵憲，也代不乏人。

如果說，“風雅”在思想內容上被後世詩人立為準的，比興則在藝術表現手法上為後代作家提供了學習的典範。《詩經》所創立的比興手法，經過後世發展，成了我國古代詩歌獨有的民族文化傳統。《詩經》中僅作為詩歌起頭協調音韻，喚起情緒的興，在後代詩歌中仍有表現。而大量存在的兼有比義的興，更為後代詩人所廣泛繼承，比興就成了一個固定的詞，用來指詩歌的形象思維，或有所寄託的藝術表現形式。《詩經》中觸物動情，運用形象思維的比興，塑造鮮明的藝術形象，構成情景交融的藝術境界，對我國詩歌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後世詩歌中的興象、意境等，對我國詩歌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後世詩歌中的興象、意境等，都可以在《詩經》裡看到萌芽。後代的民歌和模仿民歌的文人作品中，以興句起頭的很多。漢樂府民歌、古詩十九首，以及魏晉時期許多文人的創作中，都不乏其例，這明顯是對《詩經》起興手法的繼承。而興句和所詠之辭融為一體，構成詩的意境，則是《詩經》比興發展的更高階段。

《詩經》於比興時有寄託，屈原在《楚辭》中，極大地發展了《詩經》比興寄託的表現手法。同時，《詩經》中不一定有寄託的比興，在《詩經》被經學化後，往往被加以穿鑿附會，作為政治說教的工具。因此，有時“比興”和“風雅”一樣，被用來作為提倡詩歌現實性、思想性的標的。而許多詩人，也緊承屈原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寫了許多寓有興寄的作品。比興的運用，形成了我國古代詩歌含蓄蘊藉、韻味無窮的藝術特點。

《詩經》對我國後世詩歌體裁結構、語言藝術等方面，也有深廣的影響。曹操、嵇康、陶淵明等人的四言詩創作直接繼承《詩經》的四言句式。《詩經》其他各種句式當時只是單句，後世演之，遂以成篇。同時，後世箴、銘、誦、贊等文體的四方言句和辭賦、駢文以四六句為基本句式，也可以追溯到《詩經》。總之，《詩經》牢籠千載，衣被後世，不愧為中國古代詩歌的光輝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