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讀書成功的名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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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使人成功的故事篇1

幾十年來，毛主席一直很忙，可他總是擠出時間，哪怕是分分秒秒，也要用來看書學習。他的中南海故居，簡直是書天書地，臥室的書架上，辦公桌、飯桌、茶几上，到處都是書，床上除一個人躺臥的位置外，也全都被書佔領了。

為了讀書，毛主席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都用上了。在游泳下水之前活動身體的幾分鐘裡，有時還要看上幾句名人的詩詞。游泳上來後，顧不上休息，就又捧起了書本。連上廁所的幾分鐘時間，他也從不白白地浪費掉。一部重刻宋代淳熙本《昭明文選》和其他一些書刊，就是利用這時間，今天看一點，明天看一點，斷斷續續看完的。

毛主席外出開會或視察工作，常常帶一箱子書。途中列車震盪顛簸，他全然不顧，總是一手拿著放大鏡，一手按著書頁，閱讀不輟。到了外地，同在北京一樣，床上、辦公桌上、茶几上、飯桌上都擺放著書，一有空閒就看起來。

毛主席晚年雖重病在身，仍不廢閱讀。他重讀了解放前出版的從延安帶到北京的一套精裝《魯迅全集》及其他許多書刊。

有一次，毛主席發燒到39度多，醫生不准他看書。他難過地說，我一輩子愛讀書，現在你們不讓我看書，叫我躺在這裡，整天就是吃飯、睡覺，你們知道我是多麼地難受啊!工作人員不得已，只好把拿走的書又放在他身邊，他這才高興地笑了。

認真地學，反覆地讀

毛主席從來反對那種那種只圖快、不講效果的讀書方法。他在《讀韓昌黎詩文全集》時，除少數篇章外，都一篇篇仔細琢磨，認真鑽研，從詞彙、句讀、章節到全文意義，哪一方面也不放過。通過反覆誦讀和吟詠，韓集的大部分詩文他都能流利地背誦。《西遊記》、《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等小說，他從國小的時候就看過，到了六十年代又重新看過。他看過的《紅樓夢》的不同版本差不多有十種以上。一部《昭明文選》，他上學時讀，五十年代讀，六十年代讀，到了七十年代還讀過好幾次。他批註的版本，現存的就有三種。

一些馬列、哲學方面的書籍，他反覆讀的遍數就更多了。《聯共黨史》及李達的《社會學大綱》，他各讀了十遍。《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列寧選集》等等，他都反覆研讀過。許多章節和段落還作了批註和勾畫。

不動筆墨不看書

幾十年來，毛主席每閱讀一本書，一篇文章，都在重要的地方劃上圈、槓、點等各種符號，在書眉和空白的地方寫上許多批語。有的還把書、文中精當的地方摘錄下來或隨時寫下讀書筆記或心得體會。毛主席所藏的書中，許多是朱墨紛呈，批語、圈點、勾畫滿書，直線、曲線、雙直線、三直線、雙圈、三圈、三角、叉等符號比比皆是。

無所不讀

毛主席的讀書興趣很廣泛，哲學、政治、經濟、歷史、文學、軍事等社會科學以至一些自然科學書籍無所不讀。

在他閱讀過的書籍中，歷史方面的書籍是比較多。中外各種歷史書籍，特別是中國曆代史書，毛主席都非常愛讀。從《二十四史》、《資治通鑑》、歷朝紀事本末，直到各種野史、稗史、歷史演義等他都廣泛涉獵。他歷來提倡“古為今用”，非常重視歷史經驗。他在他的著作、講話中，常常引用中外史書上的歷史典故來生動地闡明深刻的道理，他也常常藉助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來指導和對待今天的革命事業。

讀書使人成功的故事篇2

世界上有許多著名的科學家的家境是清貧的。他們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都曾與困苦的境遇作過頑強的鬥爭。牛頓少年時代的境遇也是十分令人同情的。

牛頓一六四二年出生在英國一個普通農民的家裡。在牛頓出生前不久，他的父親就去世了。母親在他兩歲那年改嫁了。當牛頓十四歲的時候，他的繼父不幸故去了，母親回到家鄉，牛頓被迫休學回家，幫助母親種田過日子。母親想培養他獨立謀生，要他經營農產品的買賣。

一個勤奮好學的孩子多麼不願意離開心愛的學校啊!他傷心地哭鬧了幾次，母親始終沒有回心轉意，最後只得違心地按母親的意願去學習經商。每天一早，他跟一個老僕人到十幾裡外的大鎮子去做買賣。牛頓非常不喜歡經商，把一切事務都交託老僕人經辦，自己卻偷偷跑到一個地方去讀書。

時光漸漸流逝，牛頓越發對經商感到厭惡，心裡所喜歡的只是讀書。後來，牛頓索性不去鎮裡營商了，僅囑老僕人獨去。怕家裡人發覺，他每天與老僕人一同出去，到半路停下，在一個籬笆下讀書。每當下午老僕人歸來時，再一同回家。

這樣，日復一日，籬笆下的讀書生活倒也其樂無窮。一天，他正在籬笆下興致勃勃地讀書，趕巧被過路的舅舅看見。舅舅一看這個情景，很是生氣，大聲責罵他不務正業;把牛頓的書搶了過來。舅舅一看他所讀的是數學書，上面畫著種種記號，心裡受到感動。舅舅一把抱住牛頓，激動地說：“孩子，就按你的志向發展吧，你的正道應該是讀書。”

回到家裡後，舅舅竭力勸說牛頓的母親，讓牛頓棄商就學。在舅舅的幫助下，牛頓如願以償地復學了。

讀書使人成功的故事篇3

科學家霍金小時候的學習能力似乎並不強，他很晚才學會閱讀，上學後在班級裡的成績從來沒有進過前10名，而且因為作業總是“很不整潔”,老師們覺得他已經“無可救藥”了，同學們也把他當成了嘲弄的物件。

在霍金12歲時，他班上有兩個男孩子用一袋糖果打賭，說他永遠不能成材，同學們還帶有諷刺意味地給他起了個外號叫“愛因斯坦”.誰知，20多年後，當年毫不出眾的小男孩真的成了物理界一位大師級人物。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原來，隨著年齡漸長，小霍金對萬事萬物如何執行開始感興趣起來，他經常把東西拆散以追根究底，但在把它們恢復組裝回去時，他卻束手無策，不過，他的父母並沒有因此而責罰他，他的父親甚至給他擔任起數學和物理學“教練”.

在十三四歲時，霍金髮現自己對物理學方面的研究非常有興趣，雖然中學物理學太容易太淺顯，顯得特別枯燥，但他認為這是最基礎的科學，有望解決人們從何處來和為何在這裡的問題。從此，霍金開始了真正的科學探索。

三

東漢的班超，為人有大志。兄長被召入京，他和母親隨往，然而家中貧寒，班超於是為官家抄書，供養家用。這份工作自然辛苦，這天抄得手痠，班超丟開筆，嘆息道：“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大家聽了，一場鬨笑。班超憤憤道：“小子安知壯士志哉!”

這便是傳說中著名的投筆從戎掌故。說起來，當年班超兄長班固因回鄉寫史而遭人告發，下了詔獄，班超上書漢明帝，受到召見，稟明實情，漢明帝對班固頗為賞識，於是才有被召的題材。漢明帝也因此記住了班超，在某個閒暇時候，問起卿弟安在，班固如實稟告，於是班超也被委派為和兄長一樣的文案工作。只是這位二弟的志向的確不在筆研之間，後來果然在西域成就不俗的事業，受封定遠侯，終於踐行了自己的豪言，與寫成《漢書》的其兄，實在是班家文武昭彰的雙壁。

班超最初養家餬口的抄書，古人稱為傭書。手工抄寫是印刷術發明之前，文字材料尤其是書籍複製和傳播的最主要甚而是唯一的手段。應該說，母本之外所有副本的製作都是需要謄抄的，不過傭書作為一種行業，班超的掌故卻是見諸典籍的第一次，於是它的起始只好確認為漢代。

在如今的人看來，抄書實在是份門檻很低的工作，其實不然。抄書之人必須具備一定的文字功底，這在班超的時代實在不屬多數，即便在號稱教育普及的後世，也未必人人做得。識字乃至受過高等教育，能夠將書抄好也並不簡單，除了要耐得辛苦，字跡起碼清朗，還必須有相當的學養充當底氣。這樣看來，傭書竟是讀書人專屬的一條生路。

傭書被視為一個行業，獲得勞動報酬是一個重要的起點。就史籍的記載來看，班超之所以傭書，乃是因為家境貧寒，這也是所有傭書人的命門，更是這個行業能夠存在的要義所在。就班超的個案而言，他的傭書，是受僱於官府，拿的是公家錢。同時代的類似記載雖然不多，但大都是政府行為的模式，也就是說，這一時期的傭書，並沒有純粹商業意義上的市場購買。

政府需求出於統治的必要，幾乎可以視為一種剛需，而藏書對於所謂統治階級而言，意義和價值並非僅僅在於文化，或者說文化其實也是要為政治訴求服務的。譬如劉邦攻入咸陽，諸將皆爭先掠奪金帛財物，而蕭何乃先入秦宮，收取秦丞相、御史之律令圖籍。這樣的行為，直接導致漢立國之後，具知天下要塞乃戶口多寡，形勢強弱，以及民間疾苦情狀。這些資訊對於一個政權的重要意義，真是怎麼估量都不為過。資治的訴求，在太平時代也是蒐集典籍的誘因，對相關文獻的複製，原是題中應有之義。

誠然，文化的彈性絕對不會侷限於講求實用的官廳文字，文學歷史哲學諸門類的發育，作品的流播，在文字當道的時代，自然不會滿足於口頭的傳誦，學問的究治，也必須依託於相關典籍的收藏，匯攏起來，這實在是一個極其強悍的缺口，作為複製副本的唯一途徑，由買方賣方共同構成市場化的傭書行業，其興起真的是必需的。

這個必需的時代被定位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而這一時期正是輕薄廉價的紙張廣泛流行的時代。雖然造紙術發明之後，紙張並未成為主流的書寫載體，簡牘和縑帛依然佔據書寫材料的主體位置，不過東晉的桓玄以政令的形式，宣佈紙張對原有書寫材料的替代，這種替代儘管披著強制的外衣，但不難想象，桓玄之所以有此政令，必然是民間已經擁有了濃郁的此類風氣，方才有此發動，所謂應運而生是也。

作為文化的一個元素，宗教對傭書的推動是不容忽視的。伴隨佛教道教的興盛，佛經的迻譯，道籍的製造，出於傳播的需要，抄寫複製成為重要的途徑，於是傭書人中後來分化出專門抄寫宗教經文的門類，稱為寫經生。其實，經文的複製原本是僧侶的分內之事，但當宗教的影響深入民間之後，這種格局就有了變化。譬如佛教信眾出於祈福求保佑的期待，嘗試以功德主的身份舍財寫經，在表達虔誠的同時，將對菩薩呈報的私人願景機巧地夾帶在抄寫佛經的題記裡面。這是一種極富本土色彩的民間智慧，因為比起鑿窟造像建蓋寺廟浮屠，寫經的成本實在是太過實惠，尤其搔到貧寒信眾的癢處，因而不能不引發效仿和攀比，也就不能不蔚為風氣。最虔誠的功德自然是親自抄寫，只是會寫字的人在當時並不廣大，而權勢階層以及商業人士，殷實的經濟實力足以令他們規避抄寫的辛勞，必然或者只好出資僱人代勞。由於代勞的需求太過充盈，出家人已經不能滿足如此熾烈的渴求，傭書人以及窮寒的讀書人轉而介入寫經，寫經生於是成為專門職業。前面說過，不是識字乃至受過教育的人都能傭書，這一點在寫經上尤其如此，鑑於寫經的目的在於做功德，或者直截了當說是求佛辦事，意在發願消災的僱主勢必將靈驗與否的砝碼押在寫經生身上，寫經的水準被推到一個嚴苛的地步，相比一般的傭書人，寫經生肩負了宗教、道德、技能的諸般壓力，一絲不苟甚至戰戰兢兢便是他們工作的常態。

除了辛苦的謀生，傭書其實也並非毫無存在感的枯燥工作。不可否認，包括寫經生在內的傭書人在這般辛苦謀生的同時，也受用著學習，於是其間頗有人經過筆墨歷練之後，於學問和書法都有不俗的長進，成就自己的功業。譬如三國時吳國的闞澤，在劉玄德大舉伐吳連戰連克的危急時刻，以全家性命作保，向孫權推舉了陸遜，彝陵之戰大敗蜀軍。這位不同凡響的大臣，早年家世農夫，居貧無資，好學的他常為人傭書，所寫既畢，誦讀亦遍，於是究覽群籍，追師論講，兼通曆數，由此顯名。後秦的僧肇也是家貧以傭書為業，由此歷觀經史，備盡墳典，歎服於《維摩經》的深邃，剃髮為僧，皈依佛門，後來得到鳩摩羅什的真傳，被贊為秦人解空第一者，其所作《肇論》是佛教哲學的代表作，影響深遠。蕭樑的王僧孺，也有傭書養母的經歷，天資聰穎的他不但因抄書而善楷隸，而且博聞強記，被譽為“即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他入仕後政績卓著，又是南朝著名的文士和知名的藏書家。其他如東晉的範汪、後梁的張景仁、北魏的崔亮等，都是以傭書作為人生的初始職業，後來各自成就一番功業。這樣看來，傭書可以說是這些讀書人成學成名的階梯，乃至入仕的擺渡。

可以逆料的是，批量複製的印刷術，是手抄的傭書業之天敵，現存最早的印刷實物出自唐代，敦煌遺書中，印本的《金剛經》赫然在目，不過也同樣有手抄的經文。可見，同造紙術誕生後並未立刻替代簡牘縑帛一樣，雕版印刷發明之後，手抄的形式也沒有退出歷史的舞臺，唐代大書家虞世南的兄長虞世基，入隋後貧無產業，便每以傭書養親。即便在刻書盛行的時代，傭書雖然退居非主流，乃至嚴重萎縮，但也並未消歇，甚至還有過規模龐大的傭書活動。譬如《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鑑於其卷帙太過浩大，無法制版印刷，只好僱用傭書人謄抄繕寫，以至於事情結束之後，許多傭書人閒居，行市大跌，有慧眼者乘機招募，從《四庫全書》底本中謄錄近百種集部書籍。

說到行市，班超等人傭書的酬勞既然可以養家，應該不會太過低下。北魏的劉芳，常為諸僧傭寫經論，筆跡稱善，卷直以一縑，歲中能入百餘匹，如此數十年，賴以頗振。劉宋的陶貞寶，善隸書，家貧，以寫經為業，一紙直價四十。有人經過換算，以為他寫經3張紙的佣金差不多夠得上一匹麻布的價格。唐代的吳綵鸞，因夫不治生計，家貧，以小楷書《唐韻》一部，賣得五千錢，以為餬口之計。應該說，他們的報酬都算是可觀的。四庫館開出的標準則是每一千字給銀二錢五分，而熟手的繕寫速度可以達到每天約寫兩千字，這自然是一筆滋潤的收入了。當然，繕寫草率者，屆時也是要賠紙換寫的。

王嘉的《拾遺記》裡講故事，說王溥家貧不得仕，乃挾竹簡插筆於洛陽市傭書，美於形貌，又多文辭，來僦其書者，丈夫贈其衣冠，婦人遺其珠玉，一日之內，衣寶盈車而歸。積粟於廩，九族宗親，莫不仰其衣食，洛陽稱為善筆而得富。《拾遺記》所記多屬奇聞軼事，所以本故事只好作傭書的傳奇看，不過也不妨當作是一種折射性的社會反映。既然美姿容的潘岳可以受到婦人的擲果追捧，同樣俊俏的王溥還有富麗的文辭出售，衣寶盈車的景象似乎亦不為過——儘管有些文藝的誇張。這也不足怪，撰寫這類憑藉筆墨致富故事的本就是文士，不免會將難以企及的願景附會在自我意象的同類身上。據說他形貌醜陋而聰敏睿智，於是這故事愈發地平添某些心理投射。值得注意的是所謂文辭，畢竟抄書只是複製，容不得創作，於是這傳奇便有些渺茫起來。

至於傭書的字型，一般都是正體，行草少見。由於鎮日浸淫於筆墨之間，傭書人當然對書體構成了影響，自然也產生了一些書家。《宣和書譜》說：唐書法至經生自成一律。清人金農抄書易米，形成自家特色的抄經體，並與他的楷隸作品相互滲透，頗富創造性。當然，更多從事傭書的人，如同歷史上從事其他行業沉默的大多數一樣，留不下絲毫的影響，大約只有他們繕寫文獻的字裡行間，善存下他們些許的印記，儘管這樣的文獻在經歷時間的打磨和風雲變幻的水火銷解之後，更多隻剩下絕不豐裕的孑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