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振堂簡介

董振堂：中央紅軍長征的後衛將軍

在我軍歷史上，有一位在蔣介石實施第三次“圍剿”時毅然宣佈起義投奔紅軍併為中國革命作出過重大貢獻的人，他就是多次受到毛澤東主席和黨中央褒揚的董振堂將軍。正是這樣一位常勝將軍率領紅五軍團為長征保駕護航，才使得蔣介石的幾十萬追兵不敢靠近中央紅軍；正是有董振堂將軍的堅固後衛，才使中央紅軍順利地完成了二萬五千里長徵。可以說，如果沒有董振堂作長征的堅固後衛，中央紅軍不可能取得長征的勝利。近日，我們訪問了李倫施、熊炳坤、孫德昌、趙德仁等紅軍老戰士，瞭解到董振堂的詳細情況，現整理出來。

寧都起義 投奔紅軍

董振堂，1895年出生在河北省新安縣農村，1916年考入保定軍官學校學習，1923年畢業後在馮玉祥的部隊裡工作。他才能出眾，很受馮玉祥器重，由排長開始級級上升，後任師長、警備司令等職。1929年到 1930年間，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等軍閥混戰，馮玉祥部失敗，蔣介石指使孫連仲趁機將包括董振堂的隊伍在內的部隊調往山東濟寧地區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路軍，董振堂改任二十五師七十三旅旅長。

1931年春，蔣介石下令調二十六路軍南下江西進攻紅軍，當南下的第一列火車開到兗州、濟寧之間一個叫孫氏店的小站時，董振堂一個團的人全部下來，破壞鐵路，拒絕前行。蔣介石聞訊後，先派原國民軍舊將領劉鬱芬等前往“誘導”，繼之以不發軍餉相威脅，部隊滯留了數日後，只得繼續南下。

二十六路軍到江西后，奉命參加蔣介石對紅軍的第二、三次“圍剿”。在“圍剿”中，董振堂編了一些假情報，並以此為由不肯進“剿”；蔣介石親自指揮的第三次“圍剿”失敗以後，又命令二十六路軍困守孤城寧都。在寧都，許多官兵因水土不服，染上了疾病，加上醫療條件極差，幾個月內就死亡幾千人。為此，廣大官兵普遍厭戰。

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處在內戰前線的二十六路軍的廣大官兵，紛紛要求回到北方去打日軍，並聯名寫信給總指揮孫連仲。孫連仲也想借此擺脫困境，遂一面用電報請示蔣介石，一面下令全軍北上。但蔣介石卻不讓二十六路軍離開“剿共”前線。因此，當部隊剛向北開拔60多裡到達湖嶺時，便受到重兵阻攔，只得重返寧都。此後；孫連仲丟下部隊，到上海治牙病去了。內戰外患，使二十六路軍愛國官兵義憤填膺，仇蔣反日情緒普遍高漲。

董振堂在大革命時期曾接觸過劉伯堅、鄧小平等許多共產黨人。他一直懷念這些人，但打聽不到他們的下落。恰在此時，處於絕密狀態的二十六路軍中的地下黨組織，及時發展了參謀長趙博生加入共產黨。趙博生與董振堂是長期共事的河北同鄉，就把共產黨的主張傳給了董振堂和自己要好的軍官季振同，3人不謀而合，決定率部起義。

經過一系列的準備工作，二十六路軍舉行起義的各種條件日臻成熟。這時，發生了一樁意外的嚴重事件：黨組織在南昌的一個地下交通站遭到敵人破壞，中央軍委派在二十六路軍中工作的王超回上海時，不幸在南昌被捕，二十六路軍地下黨的兩個重要材料被敵人搜去了。蔣介石立即下令，要二十六路軍總指揮部嚴緝劉振亞、袁漢澄(袁血卒)、王銘五3名共產黨員，星夜送南昌行營懲處。接著，又派人乘專機送來蔣介石的“手令”，要徹底打盡二十六路軍中的中共地下黨員。因總指揮孫連仲在上海治牙病未歸，“急電”和“手令”都落到當時主持全軍工作的趙博生手裡。二十六路軍中的中共地下黨組織，決定儘快舉行起義。

14日黃昏，按照事前商定的計劃，部隊開始行動。七十三旅旅部周圍的警衛排荷槍實彈。旅部裡邊，董振堂召開緊急會議，他簡短明瞭地命令：“今晚要行動，到紅軍那邊去!學兵連要把北門和東門把好，警衛連加強巡邏。李青雲到學兵連去!郭參謀到特務連去!……”聽了旅長果斷的命令，大家立刻分頭行動。在細雨濛濛的暮色中，旅部貼出新標語：“打倒截斷我軍北歸道路的蔣介石!”“打倒阻止我軍北上抗日的蔣介石!”“到紅軍中去!”接著，幾聲清脆的槍響劃破了夜空!這是預先約定的全城行動訊號。各支起義部隊聽到這振奮人心的槍聲，立即行動起來：董振堂的好友、八十旅參謀長邊章五控制八十旅。袁漢澄以師生關係爭取二十七師參謀處長掌握七十五旅。董振堂率領特務連扼於總部與七十四旅之間，準備策應意外事變。

寧都城裡，起義軍將國民黨的官僚和太太小姐們，三五成群地押進學兵連連部。多數地方的行動都進行順利，唯有兩處遇到頑抗。一處是二十五師師部，起義部隊前去捉拿這個師的師長李樺昆時，其警衛人員進行反抗，李樺昆越牆逃走，把駐防在城北40裡砍柴崗的一個團帶走了。再一處是二十五師電臺，起義部隊去奪取時，遭到頑固抵抗。董振堂聞訊，前往策應指揮，十幾分鍾後，戰鬥勝利結束。

董振堂回到旅部後，連夜用電話、信件和派人通知等各種方法號召大家到城外東南角高塔下集合。

15日晨，寧都城裡的戰鬥全部結束，起義隊伍浩浩蕩蕩地向中央根據地進發!部隊的前鋒是董振堂率領的七十三旅。

起義後，起義軍通過電臺，向全國發出了《原國民黨二十六路軍於寧都起義後加入紅軍宣言》(又稱《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宣言》)，表示要“永遠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指揮，永遠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站到蘇維埃這邊來”!

16日上午，前來迎接起義部隊的劉伯堅，代表中央軍委向全體起義官兵宣佈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的命令，並頒發了委任狀，董振堂為紅五軍團的副總指揮兼十三軍軍長。

保衛蘇區 展建奇功

二十六路軍起義加入紅軍後，中央軍委調何長工任十三軍政委，並囑咐何長工，到十三軍後抓緊研究批覆董振堂的入黨問題。實際上，十三軍改造得很快各項工作都走在十四、十五軍的前面。董振堂還經常帶著十三軍各級幹部到紅一、三軍團和中央各機關參觀學習。毛澤東、項英等親自接見他們，並同他們親切談話。董振堂早就對毛澤東主席佩服得五體投地，這次，他親眼見到了毛主席，又親耳聆聽了毛主席的教導，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到紅一軍團參觀之後，他撰寫了《模範的紅五團》一文，學著老紅軍的樣子做，經常言傳身教，培養自己的下級。

1932年春，紅三軍團攻打贛州失利。中央軍委交給紅五軍團的任務是：掩護三軍團撤出陣地，防止敵人從城裡衝出，阻擊城外增援的敵人。這是紅五軍圃組建以來的第一仗，董振堂表示：堅決完成任務，人在陣地在。他命令紅五軍團開上去，用猛烈的炮火頂住前來救援的敵主力陳誠的十一師，順利地掩護紅三軍團安全撒下來，任務完成得很漂亮。

紅五軍團政治部主任劉伯堅對董振堂的過去是瞭解的，對其從寧都起義以來的一系列表現都看在眼裡，完全同意儘快批准董振堂入黨。

1932年4月，中共蘇區中央局正式批准董振堂入黨，董振堂將自己在舊軍隊中積蓄起來的錢全部交給了黨。毛澤東知道這件事後很受感動，親自來到紅五軍團，找到董振堂說：“振堂啊!你對共產黨的忠心，我們都看得清清楚楚，你過去節約下來的錢不要全交嘛，寄一些給家裡，留一點自己用。”董振堂卻說：“革命了，我把一切者d交給黨了，還要錢幹什麼!”毛澤東握住董振堂的手久久不肯放開：“我們的革命是艱苦些，要錢沒錢，要糧沒糧，需要的就是覺悟起來的人為革命捐資助紅。”

不久，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的名義親自指揮東路軍發起漳州戰役，董振堂率部參戰，此役殲敵第四十九師主力的大部，這一勝利，使紅軍籌到了大量的物資和現款，同時也擴大了黨和紅軍的政治影響。漳州戰役後，紅軍聲勢浩大。廣東軍閥陳濟棠、餘漢謀在蔣介石挑動下，糾集20個團的兵力，從江西南部向中央根據地撲來。1932年6月底，中央紅軍一、三、五軍團根據中央軍委指示，到達南康、信豐、大餘地區，準備打擊進犯贛南的敵人。此時，董振堂已繼季振同之後，任紅五軍團軍團長。這一次，他帶領紅五軍團開到前線後，首先命令偵察科長、作戰科長和下屬各級幹部瞭解敵情。他聽完彙報之後，又找老百姓座談，詢問敵軍是從哪裡來的，帶了什麼武器等。經過周密調查之後，才部署了這次作戰。7月8日，他率領紅五軍團在南雄、水口籲附近與敵接戰，打成對峙，敵進入水口籲固守待援。9日，餘漢謀以兩個師又一個旅向水口籲增援。紅一、五軍團和紅十二軍與敵展開激戰，董振堂親率四五千名手持大刀的紅軍戰士奮勇拼殺，敵人抵擋不住，潰退下去，傷亡3000多人。

8月，董振堂又率部參加了北線的宜黃、東安戰役。同年冬，進軍贛東、閩西的黎川、建寧、泰寧。每次戰役都取得了輝煌的戰績。因指揮作戰有功，12月中旬，在中央蘇區軍民隆重紀念寧都起義勝利一週年時，毛澤東主席親自將紅旗勳章別在董振堂的胸前，並稱贊他是卓越的指揮員、常勝將軍。

在紅軍隊伍裡，董振堂對毛澤東在運動中殲滅敵人、避其主力、各個擊破的軍事指導思想很是佩服，他利用游擊戰術沉重地打擊了敵人，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他在邊打擊敵人邊學習紅軍經驗中提高自己，越戰越猛，功勳卓著。1933年春，董振堂又帶領紅五軍團參加了第四次反“圍剿”戰役。在黃陂、東陂戰役中，紅五軍團與紅一、三軍團密切配合，殲滅了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五十二師、五十九師和十一師等部，擊斃敵師長李明，生俘敵師長陳師驥。這一輝煌戰績更使董振堂和紅五軍團聲威大震。

在第五次反“圍剿”初期，中革軍委命董振堂率領紅五軍團在黎川東北的間口打擊進入蘇區的敵軍。他與三軍團緊密配合，英勇作戰，一舉殲滅敵人3個團，俘敵旅長以下官兵1100多人。“左”傾領導人被這次勝利衝昏了頭腦，李德命令五軍團和三軍團立即在黎川以北建立阻擊陣地，堅決阻擊進攻的國民黨軍，同優勢敵軍展開“堡壘陣地戰”。雖然紅五軍團以打阻擊戰著稱，但所賴以阻擊敵人的陣地堡壘也不過是一些臨時的掩體，根本經不起敵軍炮火的轟擊，加之後方彈藥供應不上，五軍團的彈藥奇缺，全部輕重機槍、自動步槍俱因無彈停用，步槍每支平均子彈不過5發。在這種情況下，董振堂憑著對黨的一片忠誠，率領五軍團的紅軍戰士，與敵軍進行了殊死奮戰，節節遲滯敵人的進攻。廣昌失守後，董振堂又將部隊撤到地勢險要的建寧，繼續執行對國民黨軍隊進攻的阻擊任務。 　建寧是中央蘇區阻擋敵軍進犯的重要屏障，蔣介石為了開啟通向中央蘇區的大門，將其嫡系精銳陳誠調來。但是，紅五軍團在董振堂的率領下，配合一、九軍團，依託建寧一帶險要的地勢，頑強地阻擊敵人達半年之久。在整個第五次反“圍剿”中，五軍團自始至終都是在死死地抵制著敵軍的進攻，更打出了五軍團的威風。

長征路上 堅固後衛

1934年10月，由於中共臨時中央的“左”傾領導，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了，中央紅軍不得不進行艱苦卓絕的戰略轉移——長征。

長征一開始，紅五軍團就奉命擔任後衛，掩護全軍安全轉移。在董振堂接受擔任全軍後衛重任的同時，他也迎來了一向為自己所敬重的中央紅軍的重要領導人劉伯承。劉伯承本來是紅軍總部的參謀長，因得罪了軍事顧問李德，被貶到五軍團當了參謀長。這對劉伯承來說是一種委屈，但對董振堂來說，在最困難的時候能有一位享譽全軍的軍事家來助陣，是求之不得的。

11月27日，擔任前衛的一、三軍團到達湘江，在湘江兩岸建立了寬30公里的渡江地帶，但是，因中央縱隊和軍委縱隊負重太多，貽誤了戰機。而這時蔣介石為了堵住這一缺口，調動了中央軍、湘軍、桂軍、粵軍和黔軍共幾十個師的兵力從四面八方向中央紅軍壓迫過來，為了確保軍委縱隊有充足的時間強渡湘江．紅五軍團必須在後面阻止國民黨正規軍的追擊。

為了堵住國民黨“追剿”軍的追擊，紅五軍團在渡口、土地圩一帶激戰兩天兩夜，堵住了敵軍的尾追。12月1日是紅五軍團全線戰鬥壓力最大的一天，全軍團已經出現嚴重傷亡，但由於中央縱隊和軍委縱隊還未完全渡過湘江，軍團的防禦陣地不能有絲毫的鬆動。董振堂比任何人都清楚，他的身後就是中央首腦機關，如果他頂不住，那麼整個紅軍將會陷入絕境，於是他憑著一股堅忍不拔的毅力，和參謀長劉伯承始終戰鬥在第一線，率領紅五軍團像鐵閘一樣緊緊地堵住了幾十萬國民黨的軍隊。當中央機關全部渡江的訊息傳來，已經幾天幾夜沒閤眼的董振堂才鬆了一口氣，並迅速與劉伯承作出決定：全軍撤出戰鬥，向湘江西岸渡去。

中央紅軍在進入廣西北部時，因廣西軍閥和地方反動地主武裝的阻撓，隊伍行進很慢。周渾元、吳奇偉的縱隊{艮快就從後面趕了上來，殿後的紅五軍團邊打邊退，好不容易掩護主力紅軍進入貴州，國民黨軍仍然尾追不放，紅五軍團的處境十分艱難。一次部隊進人貴州境內的一座大山中，紅五軍團被國民黨地方武裝截斷了去路，後面又遭到優勢敵人的追擊，加上彈藥缺乏，幾次衝殺都未能成功。董振堂遂令大刀隊埋伏在山腰草叢中，又命令一部分持槍的戰士在山頂故意暴露，裝作停止戰鬥的模樣。敵人發現後，一窩蜂地向山上衝。待敵人衝到山腰時，董振堂一聲令下，頓時一顆顆手榴彈向敵群飛去，把敵人炸得血肉橫飛。董振堂率部隊乘勢猛衝猛殺十多裡，狠狠地打擊了猖狂一時的敵人，勝利地掩護了主力西進。

紅軍在西進中減員較多，12月下旬，當部隊到貴州黃平縣時，中央軍委決定在這裡進行整編。經過整編，將紅八軍團與紅五軍團合編，把兩個團合併成一個團，兩個連合併為一個連，大大提高了戰鬥力。 　1935年1月，先頭部隊攻下了遵義城，紅五軍團在遵義東南方向佈防。軍團長董振堂、政委李卓然接到了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的通知。因為董振堂要佈防和檢查部隊的設防情況，李卓然先走一步，後來由於戰事吃緊，董振堂未能參加這次重要會議。通過這次會議，糾正了“左”傾的軍事錯誤，肯定了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得知這一訊息，董振堂異常高興，他對將士們說：“早就希望毛澤東出來領導紅軍了，只有毛主席帶領紅軍，紅軍才能打勝仗如今，毛主席又出來領導我們，紅軍就一定能戰勝前進中的困難。有了毛主席指揮，紅軍就一定能消滅敵人，擺脫困境，完成北上抗日大業，我們東北人就一定能回到東北去與家人團聚。”

正是由於董振堂率紅五軍團在遵義城東南佈防阻止了國民黨“追剿”軍的追擊，才確保了遵義會議的順利召開。董振堂為黨和紅軍又立了一大功勞。

遵義會議後，紅五軍團仍然擔負著後衛的重任。月底，黨中央決定向東進軍，在川南渡過長江，與活躍在川北的紅四方面軍會合。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意圖毛澤東指揮中央紅軍的主力對黔北的土城發動了攻擊，紅五軍團作為一支主力也參與了攻擊作戰，由於情報不準確，原認為敵軍在土城方向只有4個團，結果國民黨川軍前來增援，土城敵軍增至8個團，中央紅軍進攻土城失利，陷入了十分被動的境地，前有川軍的重兵阻截，後有國民黨“追剿”軍的追擊，同時在黔東，黔軍也乘機反撲，形勢十分嚴峻。毛澤東毅然決定紅五軍團斷後，阻擊隨後追擊的國民黨精銳主力一軍團在前開路。中央紅軍主力火速強渡赤水，進至雲南北部，擺脫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

董振堂接到任務後，指揮紅五軍團在土城至赤水之間建立了數道防線，堅決阻止國民黨軍從後面的追擊，確保了中央紅軍主力安全渡過赤水河。待中央紅軍渡過赤水後，紅五軍團立即掉轉頭，在很短的時間內擺脫了與敵人的接觸，架浮橋渡過了赤水河，然後毀掉浮橋，將敵軍主力丟在赤水河以東。

2月，在毛主席的指揮下，中央紅軍回師黔東北，再佔婁山關和遵義，消滅敵軍兩個師又八個團，取得了長征以來的第一個大勝利。期間，紅五軍團一直在後面牽制敵軍。為了確保部隊充分得到休息，董振堂採取疑兵之計，以一個團的兵力成功地牽制了敵軍9個團達七天七夜。

隨後，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的率領下，進逼貴陽，調出了雲南的滇軍，乘雲南防務空虛之機，突人云南，搶佔了金沙江的皎平渡，由於渡船少，每次中央紅軍只能渡數百人，要讓全軍有充足的時間渡過金沙江，必須在後面阻擋住國民黨軍的追擊，這一重任又理所當然地落到了後衛董振堂的肩上。

董振堂領命後，率領紅五軍團在渡口以南的石板河一帶阻擊尾追之敵。他親自察看地形，研究作戰方案，在他的指揮下，每個山頭上都配置了10至20人。這樣，既有效地削弱了敵人炮火的殺傷力，又可以不斷給敵人以有力的打擊，打得敵人始終不敢與紅軍靠得太近。戰鬥到第五天，敵人兩個縱隊麇集山下，準備衝向紅軍佔領的山頭。恰在這時，中央軍委傳來命令：紅五軍團必須在石板河一線堅守九天九夜，保證紅軍主力勝利渡江。面對這樣嚴峻的形勢，在團以上幹部會議上，董振堂嚴肅地說：“北面就是金沙江，南面就是敵人，我們背水作戰，任務完成得好壞，直接關係到全軍的安危。紅軍是整個組織，各軍團如手足不可分離，本軍團無論如何要完成任務，即令全軍無論如何也要掩護一、三軍團和黨中央安全渡江!”

敵人開始向前沿陣地打炮了，董振堂指揮戰土們躲到山背後休息，待敵人炮火一停，他又命令指戰員一起跑到山頭進入工事，阻擊衝鋒的敵人。這樣一次又一次，直到第9天傍晚，接到中央軍委要紅五軍團撤退的命令，董振堂才指揮全軍團人員連夜渡過金沙江。敵人的尾追又一次宣告破產。

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之後，紅軍進入草地。8月，中央在毛爾蓋召開會議後，紅軍分為左右兩路北上，紅五軍團被分在張國燾、朱德、劉伯承率領的左路軍中。此時紅五軍團奉命擔任前衛，在雪山草地上，身為紅軍總政委的張國燾收繳了紅五軍團同黨中央毛主席聯絡的電臺，並對紅五軍團進行所謂的“改造”，又安插自己的親信在紅五軍團中。

1936年1月，紅五軍團奉命同紅四方面軍三十三軍合編，改稱紅五軍，董振堂任軍長。1936年7月1日，紅五軍在阿壩地區與賀龍、肖克等率領的紅二方面軍會師，共同北上。由於張國燾分裂主義的影響，紅五軍指戰員歷盡艱辛，三過雪山草地，經包座，出臘子口，最後於1936年10月8日在甘肅會寧與紅一方面軍勝利會師。

血染河西 壯烈犧牲

主力紅軍會師後，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為造成西北的抗日局面，並打通國際路線，作出了先取寧夏、後取甘西的部署。

1936年10月底，紅三十軍、紅九軍、紅五軍依次渡黃河西進。11月11日，過河部隊正式組成西路軍，西進河西走廊，建立河西根據地，適時策應河東紅軍和友軍的戰略行動。董振堂所率領的紅五軍仍然擔任後衛。12月，西路軍佔據永昌、山丹之後，紅五軍調任前衛，進駐山丹。

為了對付西北軍閥馬步芳、馬步青的騎兵，紅五軍臨時組成一個騎兵團，呂仁禮任騎兵團團長。董振堂親自抓新建騎兵團的訓練工作，並和騎兵團一起從山丹出發，行軍西進。他帶著十幾個人的警衛班和一個司號長走在前面，騎兵團在後面。

12月7日，統一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林彪、劉伯承等．23人組成。董振堂被選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之一，這對他是一個極大的鼓舞，更堅定了他為革命戰鬥的意志。

1936年底，董振堂率領紅五軍首先攻佔了臨澤縣縣城，城內守敵倉皇而逃。部隊休息幾小時後，他又率領四十四團、四十五團、騎兵團(轄三個連)和特務團(轄三個連)，總計3000多人，於次日凌晨離開臨澤，一舉攻佔了甘肅西部的高臺縣城，除一個騎兵加強連聞風而逃外，民團1000餘人全部被俘，各種武器彈藥都被繳獲，反動縣長和縣政府的所有官吏均被生擒。

進佔高臺後，董振堂立刻領導大家宣傳黨的政策，發動群眾，鬥爭惡霸，並在縣城文廟廣場上召開了鬥爭大會。會上，當場逮捕了大惡霸王天佑、盧懷植和國民黨縣黨部書記長王兆德。董振堂在會上講了話，他號召群眾起來鬧革命，求解放，支援紅軍。會後，分了盧懷植的當鋪，並開啟盧等的糧倉給群眾分糧。緊接著，紅軍又幫助人民群眾組織抗日人民政府，成立貧協委員會，組織當地青壯年成立抗日義勇軍，將願意接受改編的民團編人紅軍。

正當高臺人民歡慶勝利的時候，馬步芳派馬彪、馬祿、韓起功等率5個騎兵旅、兩個步兵旅和炮兵團、民團約兩萬多人包圍高臺，切斷了紅五軍與臨澤縣城的聯絡，並以一部分兵力鉗制倪家營子地區(張掖縣)的紅軍主力，企圖消滅紅五軍。

當時，敵人佔據著大片地區，有後方，有補充，西路軍則沒有根據地，群眾基礎差，無後方，無補充，人員傷亡一個就少一個，子彈消耗一發就少一發，種種條件對西路軍非常不利。狡猾的敵人抓住西路軍這個弱點，採取各個擊破的戰法，集中主力猛攻高臺。為了對付敵人的進攻，董振堂立即動員全城軍民加強城防。大家把木箱、木櫃抬到城牆上，填上沙土，潑水結冰，使城牆加寬加高。城內所有的鐵匠，不分晝夜地鍛造大刀、長矛，以補充武器彈藥的不足。董振堂還把城內分為若干防區，分別派兵固守。

1937年元月5日，敵人開始向城內射擊，形勢一天天緊張起來。

從元月12日起，敵人調集8倍於守城紅軍的兵力，接連不斷地向高臺城發起猛攻。先是用炮火轟擊城牆，開啟缺口後，就抬著雲梯，揮舞馬刀，向城牆擁來。守城的紅軍戰士同敵人在缺口上拼刺刀，反覆衝殺，直到將敵人打退。像這樣的衝殺，一天有許多次。一到夜間，紅軍戰士就忙著修補缺口，以利天明再戰。

高臺城牆實為一個大土圍子，高不到兩丈，頂上又窄，很難組織火力。守城紅軍在人力和彈藥方面都遭受了很大損失，形勢越來越嚴重。女同志、炊事員飼養員和機關人員都上了城頭，沒有子彈，就用大刀槍刺同敵人拼殺，有的紅軍戰士用石頭砸、用手抓、用牙咬，還有許多受了傷的同志，抱住敵人，滾下城頭與敵人同歸於盡。董振堂深知處境的嚴重性，準備在必要時組織力量突圍。但就在這時，接到政委黃超派人送來的一封信，說總部命令，一定要緊守高臺。於是，董振堂立即在東城的天主教堂召開營以上幹部會，命令大家：“堅決守住高臺!我們人在陣地在，誓與高臺共存亡!”

元月18日，敵人將西關的民宅院落的牆壁全部打通，又一次大規模地向紅軍發起進攻，但仍被守城紅軍擊退。

19日上午，形勢危急。董振堂帶領50多名幹部戰士，舉起拳頭，莊嚴地向黨宣誓：“我們要流盡最後一滴血，戰鬥到底!”

元月20日凌晨，敵人傾其全力，再次衝上城牆。守城戰士浴血奮戰，用最後的手榴彈及石頭、瓦塊同敵人進行殊死的爭奪和廝殺。正在緊張搏鬥的時刻被收編的民團中的少數壞分子乘機開啟城門，敵人像瘋狗一樣擁進城內。經過八天八夜的激戰，高臺城論陷了。

董振堂帶著兩個警衛員和一個司號長，從東門以北的城牆上逃出去。敵人圍上來，他因左腿負傷，半跪在地上，手使雙槍輪番向敵人射擊。最後，子彈打完，壯烈殉職。

紅五軍主力3000多人，除極少數同志逃出虎口外，全部英勇犧牲。

董振堂犧牲後，紅軍廣大將士無比悲痛!噩耗傳到延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黨和紅軍領導人悲痛萬分，毛主席提議給我軍最優秀的指揮員董振堂同志舉行追悼會。就在這年秋天，中共中央在延安寶塔山下為董振堂烈士隆重地舉行了追悼會，毛澤東和許多中央領導同志都親自參加。全國解放後，黨和人民又在董振堂烈士犧牲的地方甘肅高臺縣城和董振堂的家鄉河北之石家莊烈士陵園建立了“董振堂同志紀念碑”，朱德和徐向前元帥分別題了輓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