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簡介

宋慶齡

題　　名: 宋慶齡

作　　者: 鄒英毅著

出 版 者: 崑崙出版社

出 版 地: 北京

出版日期: 1999年1月

1950年10月、11月，我國東北大地已臨近嚴冬，刺骨的寒風不時捲起雪花在黑土地上呼嘯，而在對岸的朝鮮，則是炮火紛飛，硝煙瀰漫，打著「聯合國”旗號的美國軍隊把戰火燒到了鴨綠江邊，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與侵略者展開了一場血與火的大較量。正是在這樣的時刻，宋慶齡副主席到東北視察來了。

這是宋慶齡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後首次出巡。她在中央人民政府祕書長林伯渠及朱明、廖夢醒、濃粹縝、羅叔章等陪同下抵達東北後不久，即驅車前往東北邊防軍某部三連駐地。這個連隊在歷史上曾經立下顯赫戰功，如今駐紮在鴨綠江畔，隨時準備待機出動。上午9時，宋慶齡等一行來到連隊，向指戰員表示親切慰問。她察看了伙房，然後走進戰士宿舍，與年輕的戰士們圍坐一起，親切交談。宋慶齡看到部隊士氣高昂，邊防鞏固，感到很放心。她在返回途中，對同行的同志們說：“我們開國不久，就能把遭受敵人蹂躪的破爛攤子很快地恢復和整頓，還能抗美援朝，這樣的事應當大大宣傳。”

隨後，宋慶齡一行馬不停蹄，先後視察了黑龍江省呼蘭縣永貴村、雙城縣民和村和吉林省蛟河縣保安屯、長春市郊區胡家店子。在這四個完成了土地改革的村子裡，宋慶齡親身訪問農戶，和農民座談，與農民一起合影留念，親眼看到了農村欣欣向榮的景象，感受到了土地改革的巨大作用。她在以後撰寫的《新中國向前邁進》這篇調查報告中興奮地寫道：“土地改革改變了基本的經濟情況，因而給東北農村的農民改變整個政治環境和政治機構鋪平道路。群眾的自由，代替了舊日所受的壓迫。群眾的權力，代替了集中在地主及狗腿子手中的暴力。這些變革比起生產上的進展，不僅並不遜色，而且與它有不可分解的聯帶關係。”在這篇調查報告中，宋慶齡運用豐富的第一手資料，為這一年東北農業豐收總結了四條基本經驗：一是農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因而勞動積極性空前高漲；二是改進了耕作方法，農民認識到有了科學的協助，生產才能大踏步地前進；三是農業勞動力組織得好，建立了以自願參加和互助為基礎的農業變工互助組；四是勞動模範和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模範帶頭作用。

宋慶齡在深入農村調查的同時，對城市建設和工業同樣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她先後視察了哈爾濱鐵路修理廠、小豐滿發電廠、吉林造紙廠、大連遠東電力公司、大連運輸公司、鞍山鋼鐵公司。在鞍鋼，宋慶齡第一次看到汗流浹背的鍊鋼工人把巨大的熔爐爐門開啟，只見一道燦爛的光芒噴射而出，鋼水從巨大的爐中傾瀉而下，散發碩大無比的火花。此時宋慶齡心花隨鋼花同時開放。她說：“我心裡不由想到：‘這是中國的生命力。’”

此次宋慶齡冒著嚴寒，走遍了東北三省，行程4260公里，先後訪問了54個地區和工程，其中包括東北的七個主要城市，視察了四個村子、十一個工廠、十一個礦場及不計其數的教育文化和福利機構。每到一處，她都認真聽取當地負責人的彙報，不時地提出一些問題，並要隨行的同志詳細作記錄。同時，她還深入到田間、車間察看生產情況，到農戶和工人家庭進行訪問，與眾多的工人、農民和基層幹部直接交談，並仔細閱讀了大量的書面材料，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擴大了視野，對許多重大政策的執行情況有了透徹的瞭解。從東北調查回京以後，宋慶齡抓緊時間寫了《新中國向前邁進——東北旅行印象記》。先後發表在《中國建設》雜誌和《人民日報》上。在這篇調查報告的最後一節，宋慶齡激情滿懷地為新中國開國第一年的成就和美好前景鼓舞歡呼：

總結一下我從東北所得到的主要印象吧：

帝國主義、官僚資本、軍閥割據、國民黨的腐敗政權都已經完全摧毀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個真正的人民政權。

這使得土地改革可以完成並獲得鞏固。東北的農民再也不會回到過去受壓迫、封建、貧匱的日子了。他們已走上了集體努力的道路，走上了匯入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的道路。

這使得城市的工人階級解放了他們的創造才能。加上蘇聯專家在真正國際主義精神下的協助，他們正迅速地重建著工業，為了它在新民主主義時代的未來發展打下了一個基礎——新民民主義時代是走向完全組織起來的，高度效率的社會主義時代的工業的準備時期。

這使得農民和工人都能享受不斷提高的生活水平，物質上得到利益，文化上長足地進步。我們靈敏而富創造性的人民正被改造為新民主主義的公民，逐漸變成社會主義時代的先進的人。

東北證明了新中國確實在朝著它光輝的未來，向前邁進。

東北之行是宋慶齡第一次深入基層，進行全面、系統的調查研究。以後，她在繁忙的國務活動中，經常擠出時間視察各地，瞭解民情，以下是其中主要的幾次：

1951年11月，宋慶齡視察華北地區，參觀張家口市幹部子弟保育院和市郊的老鴉莊，向農民瞭解生產情況；在大同慰問煤礦工人；視察北戴河空軍某部，並與飛行員親切交談。

1955年5月，視察上海國營第一棉紡廠，訪問先進生產者楊富珍等人家庭。6月，到江蘇松江專區，視察全國水稻豐產模範陳永康領導的農業社。

1956年2月，出訪印度、緬甸、巴基斯坦三國回國後在昆明暫停時，見縫插針，視察昆明郊區農業生產合作社和昆明市街道工作。

1958年10月，視察上海國棉十七廠。她和工人一起在食堂進餐。

吟詩九女墩深情寄於婦女解放

1953年12月，宋慶齡到武漢視察，聽陪同人員介紹，武昌著名風景區東湖有個九女墩，那裡埋葬了太平天國九名女戰士。相傳她們是天王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嬌從廣西帶出來的女營親兵。在太平軍攻打武昌時，她們跟隨洪宣嬌衝鋒陷陣，首先衝進武昌城。後來清軍大舉反撲，圍攻武昌。九名女戰士陷入清軍重圍之中。清軍統領用無恥語言誘騙她們放下武器。但是她們寧死不屈，衝進敵營，殺死了許多“清妖”，最後壯烈犧牲，葬在東湖漁光村頭。九名女戰士雖然沒有留下姓名，但後人對她們依然十分敬仰，許多人在她們葬身之處培土加磚，後來在這裡修建了九女墩。宋慶齡聽了十分感動，當即來到東湖，在九女墩前駐足憑弔，並當場吟詩一首，題為《無名烈士》：“在這裡，我們偉大祖國的中心，遠在過去很久的日子裡，有九個無名的中國婦女，不肯屈膝，不肯低頭。她們反抗，為了人民。她們獻出一切，為了人民。在這裡，我們偉大祖國的中心，在她們之後的年代裡，更有千萬像她們似的繼承者，燃燒著革命的火焰，裹紮起戰鬥的創傷，在人類新時代的歌聲中向前邁進。她們同樣地無名，她們獻出了一切，為了人民。在這裡，我們偉大祖國的中心，在人民當家做主的時代，我們為那九個無名的婦女樹立起碑石，為了敬仰她們，也為了敬仰所有的中國婦女。我們紀念著過去，為了展望到將來；我們今日正在建設著明天，為了所有的人民。”

這首詩由革命老人何香凝親筆書寫，刻石立碑，樹立在九女墩前。

這動人的詩篇，歌頌了往日的女性英烈，更寄託著作者對今天中國婦女的殷殷期望。

是的，宋慶齡作為一位女性，對於婦女在過去年代所處的悲慘、屈辱地位及奮起抗爭的歷史，自有其深切的感受，因而對於婦女解放更有著執著的追求。早在1913年她在美國威斯利安女子學院學習時，就撰寫了《現代中國婦女》，提出，要提高人類中佔半數的男子，不能不同時提高人類的另一半（婦女）。1924年12月28日，她陪同孫中山北上路過日本神戶時，在女子高等學校發表的婦女運動演說中，強調了“婦女地位是一個民族發展的尺度”。後來，她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婦女部長。在廣州，在武漢，都曾以很大的精力投入婦女工作，並多次親自創辦婦女訓練班，培訓婦女工作骨幹。新中國成立後，宋慶齡成為國家主要領導人，但是，她同樣以極大熱情關注婦女和兒童工作，在歷次中國婦女代表大會上，她都當選為全國婦女聯合會名譽主席，是中國和世界婦女運動的先驅和卓越領導人。

宋慶齡對婦女運動最突出的貢獻，是從理論上論述了婦女的地位及婦女爭取解放的道路。她把婦女和兒童工作提高到關係民族興衰、世界和平和人類命運的高度，使整個社會在認識上躍升了一大步，從而為開創婦幼工作新局面創造了條件。1953年4月16日，她在《給全國婦女代表大會的賀詞》中指出：“沒有一個革命運動是沒有婦女參加而能夠成功的。……除非信賴大多數婦女群眾積極地發揮她們的全部能力，我們革命的目標就不可能完成。”強調不僅革命成功離不開婦女的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也是如此。1955年5月，她在《我們將盡一切力量維護世界和平》一文中進一步強調：“如果在保衛婦女兒童權利方面沒有進展，那麼人類和國家的進步是不可能的，保衛和平也是不可能的”。因為保衛婦女兒童，就是保衛人類的未來。對於婦女爭取解放，宋慶齡早在1949年12月11日亞洲婦女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有句名言：“婦女解放不會是別人裝在銀盤子裡給我們送上來的。我們必須自己爭取解放。”後來，她又不斷強調，要真正實現婦女解決，不僅要保障婦女在政治、經濟方面與男子具有平等的權利，而且要得到她們的“特殊權利”，即提供更多的婦產科醫院、託兒所、學校等設施把婦女從繁重的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所有這些，如今已成為當代婦女工作普遍遵循的原則。

宋慶齡不僅從理論上對婦女運動作了精闢論述，同時身體力行，用自己的實際行動關懷婦女的生活和福利。每次外出巡視，她總要親自訪問工人農民家庭，同普通女工、農婦直接交談，瞭解她們的疾苦。她經常提出要辦好託兒所、幼兒園與食堂、婦產醫院，為婦女解決實際困難。1951年9月，宋慶齡榮獲“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獎金10萬盧布。這是她生平第一次得到的鉅額獎金。她馬上在獎金匯款單上親筆批示：“此款捐贈中國福利會作婦兒福利事業之用”。遵照她的批示，福利會用這筆獎金在上海創辦了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到1981年她逝世時，這個保健院已發展成擁有350張床位，包括產科、婦科和計劃生育科的大型現代化醫院，每年接受住院分娩的產婦與婦產科病人達8000多人次。直到1978年中國婦女第四次代表大會召開時，年過八旬的宋慶齡還蒞會發表熱情洋溢的致詞，她語重心長地說：“四個現代化需要婦女，婦女需要四個現代化。沒有生產力的極大提高，權利上的平等不可能成為事實上的平等。”她仍然沒有忘記要把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又一次呼籲要“辦更多更好的幼兒園、縫紉社、洗衣房等服務設施，逐步實現家務勞動社會化”。

為兒童幸福願流盡最後一滴心血

如果說，宋慶齡畢生滿腔熱忱地從事婦女工作，那麼，她對兒童工作更是嘔心瀝血，幾十年如一日，為他們的健康成長做了許多實事。像宋慶齡這樣偉大的人物，擔任著國家重要領導職務，日夜置身於緊張繁忙的國務活動之中，仍然親力親為，在婦女兒童工作上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使外國不少政治家感到驚異。

其實，宋慶齡熱愛兒童出自天性。她一生無兒無女，把全國兒童視為自己的兒女。早在戰爭年代，宋慶齡就曾盡心竭力，為救濟受難兒童做了大量的工作。抗日戰爭中，宋慶齡領導“保衛中國同盟”在全國、全世界發起了為戰災兒童服務的運動，成立了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用募集來的資金和物品設立了許多保育院、難童收容所和孤兒院，在各地收容難童；建立了為難童服務的醫院、學校、託兒所和識字班，使千百萬戰災兒童得到救助。解放戰爭時期，她在上海領導中國福利基金會創辦兒童福利站和兒童劇團，收容救濟流浪兒童，自己還經常到福利站看望兒童。新中國成立後，宋慶齡更加熱愛少兒工作。她把保證兒童健康成長與民族命運、國家前途聯絡在一起，反覆強調“兒童是我們的未來”，“兒童工作就是締造未來的工作”；多次指出：“要有強健的民族，先從母性及兒童福利著手”。她不僅到處為少兒工作大聲疾呼，而且親自籌劃操勞，付出了無數心血。1950年8月15日，她宣佈將“中國福利基金會”改稱“中國福利會”，規定今後福利會集中力量從事婦女兒童福利工作。次年11月，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成立，她被選為委員會主席，從此她一直擔任這個職務，積極領導該會開展工作。1953年7月，她將所著《為新中國奮鬥》一書的稿費，全部捐贈給保衛兒童委員會，作為兒童福利基金。每年的“六一”兒童節，她都要發表講話、撰寫文章或致詞祝賀，號召國人關懷、愛護兒童，為兒童健康成長創造良好條件。因此，全國各民族的兒童，都親暱地稱她為“宋奶奶”，視她為大家共同的慈祥的祖母。

宋慶齡熱愛兒童，但一貫反對溺愛孩子，她強調以各種方式教育兒童，併為此做了許多切切實實的工作，如創辦《兒童時代》半月刊，在上海建立全國最早、規模最大的少年宮，建立第一個兒童劇團等等。其中，最令人感動的是她前後幾十年親自指導兒童劇團以藝術形式對兒童進行形象教育。兒童劇團於1947年成立於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宋慶齡一直將其視為自己的“掌上明珠”，倍加愛護。她指示劇團從窮孩子中招收演員，定下劇團的方針是為兒童演出，通過兒童典型的形象感染兒童，寓教育於文娛之中，不搞成人劇；指導劇團自己編寫兒童劇，培養自己的第一流的樂隊，選擇最好的院址，並把導演、編劇派到國外觀摩，使這個劇團逐步發展成為有自己的演員、編劇、佈景設計和舞臺管理，有自己的舞蹈班和管絃樂隊的優秀演出團體。1952年國慶前夕，宋慶齡親自率領兒童劇團從上海來到北京，於10月24日晚向中央領導人作彙報演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央領導人觀看了孩子們的演出後非常高興。毛澤東當即提議，讓孩子們到懷仁堂為首都少年兒童公演四天。鄧穎超高興地對劇團的同志說：“兒童劇團是第一個進懷仁堂演戲的。”在北京演出期間，宋慶齡特地把孩子們接到自己家裡做客，親自招待孩子們喝茶、吃點心。1956年兒童劇團再次赴京演出。在第一屆全國話劇會演中，兒童劇團的《友情》獲得了演出、劇本、導演、舞臺技術革新和表演等六項獎，受到廣泛好評。宋慶齡聞訊後極為高興，特地把孩子請到家裡吃水餃，勉勵他們多為全國少年兒童演好戲。1957年劇團擴建為兒童藝術劇院，人員發展到300餘人，先後創作和演出了150多個劇目。其中《馬蘭花》、《小足球隊》、《童心》等多次獲獎。1979年，社會上颳起了一股輕視兒童劇的歪風，有人提出取消兒童劇院。宋慶齡當即挺身而出，於2月12、13日，連續兩次致函兒童藝術劇院，嚴肅地告誡人們：“我創辦兒童劇院為了演出兒童劇，通過兒童典型形象，感染兒童，使他們有文娛生活，並寓教育於文娛之中”，“兒童藝術劇院是示範性、試驗性的，完全是為兒童服務而創辦的。成人有成人的劇院。某些幹部把為兒童服務的方針誤會了，將是一個大錯。我們既定的方針，不可曲解和轉變。我們多年來培養的專業人員，不允許調走。”把這股歪風頂了回去。從這裡我們看到了宋慶齡對維護兒童合法權益、增進兒童福利、促進兒童身心健康態度之堅決，情感之深篤，和她著眼於未來的政治遠見。

宋慶齡進入晚年以後，由於體衰多病，儘量減少各類活動，惟獨對兒童工作仍然念念不忘。直到1981年5月，在她生命的最後一個月裡，還接連寫了三篇有關兒童工作的重要文章，這是她畢生最後的三篇文章。她在發表於5月2日《人民日報》上的《更好地為下一代著想》一文中說：“我的一生是同少年、兒童工作聯絡在一起的”，傾訴了她一生對兒童全部的愛。5月14日，“六一”兒童節報告會召開前，宋慶齡已經病危，不能出席大會了。據身邊工作人員回憶，當時她重重地嘆著氣，掙扎著下床，要去辦公桌上寫信，但已力不從心，只好讓人把紙和筆拿來，她靠在病床上，託著一塊木板給兒童節報告會寫了一封發自肺腑的賀信。信中說：“我不能參加這次大會，但我關懷熱愛兒童和少年的心和你們一起跳動。”這封信是她一生最後的遺墨。此時距她逝世僅十五天。宋慶齡真正把她的最後一滴心血灑在了培育少年兒童的園地裡。

公僕風範

新中國成立後，宋慶齡先後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國家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及全國政協副主席等重要職務，她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國家的重要領導人。在幾十年的革命戰爭中，宋慶齡與中共中央領導人並肩戰鬥，同甘共苦，結下了深厚友誼。在為新中國建設事業共同操勞中，他們互相支援，互相信賴。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對宋慶齡十分尊敬，經常就國際、國內的重大問題與她交換看法，聽取她的意見。宋慶齡也經常就國家建設中的問題，坦陳己見。他們之間在政治上推心置腹，肝膽相照；生活上也互相關懷，經常往來。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經常看望宋慶齡，有時還攜同子女在宋慶齡家裡做客。

宋慶齡身居高位，但她自青少年時代就接受民主思想的薰陶，具有徹底的民主思想，始終把自己看做是人民中的普通一員，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完全自覺地把自己當做人民的公僕。在公開場合，人們看到宋慶齡儀態雍容，舉止莊重，言談溫文爾雅，起坐有時還由國家領導人周恩來、劉少奇等親自攙扶。如果你真的以為宋慶齡“派頭”不小，那就完全錯了。其實，宋慶齡從來沒有一點官架子，絲毫沒有高人一等的思想，始終平等待人。對外界群眾是這樣，對身邊為她服務的工作人員也是這樣。她常對服務人員說，我身邊一個親人也沒有，你們就是我的親姐妹，我們的工作目標是共同的，一致的，都是為人民服務，都是人民的勤務員。她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想、這麼做的。她的隨身保姆李燕娥，16歲經人介紹來到她身邊。李燕娥深感宋慶齡仁慈寬厚，就像大姐姐一樣，因此心甘情願照料宋慶齡一輩子，陪伴宋慶齡整整五十三年。宋慶齡從來沒有把她當傭人看待，一直親切地稱她“李姐”。倆人風雨相隨，甘苦與共，情同姐妹。1981年2月5日，李姐病逝。當時臥病在床的宋慶齡悲痛萬分。她強撐著病體，親筆給警衛祕書杜述周寫下了她對李姐後事安排的批示：“我一直答應讓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墳的邊頭，要立她的碑。我以後也要埋在那裡。”李燕娥的骨灰盒遷送上海之前，宋慶齡用顫抖的雙手撫摸著骨灰盒，把臉在骨灰盒上親了多次，口裡不斷呼喚著「李姐、李姐！”淚珠點點滴落，久久不忍放開手，在場人員無不為之感泣。4月2日，李燕娥骨灰安葬在上海萬國公墓宋氏墓地，舉行了莊重的安葬儀式，宋慶齡送了花圈，為她立下墓碑，墓碑上寫著：“李燕娥女士之墓宋慶齡立”。兩個月之後的6月4日，宋慶齡的骨灰也安葬在這裡，墓穴與李燕娥平行，並且一般大小。這就是共和國副主席與一位保姆生死相依的姐妹情誼，人們可以看到宋慶齡徹底的民主思想和平等觀念在這裡熠熠生輝。

在工作上，宋慶齡事必躬親，凡是自己能幹的事儘量自己動手，不依賴助手和祕書，這是她徹底的民主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反映。由於擔任國家領導職務，她每天要處理大量的檔案、材料和群眾來信，事務繁多。因此，她通常凌晨兩三點鐘就起床，稍稍活動一下身體後就開始辦公。為了不影響身邊工作人員休息，她常在頭天晚上就交待：“替我把東西放停當，夜裡我要辦公。”不讓他們早起作陪。她領導的中國福利會下屬有七個部門，這七個部門各自擔負著不同範圍的工作。每天下午下班前，他們各自把有關的檔案和材料送到傳達室，然後由警衛把檔案送到宋慶齡辦公室。第二天一早，各部門就能在上班時取到經宋慶齡親自審閱批改過的檔案和材料。對於大量來信，她也是當天或隔天就立刻回信。這就是宋慶齡的工作態度和辦事效率。在生活上，宋慶齡一貫樸素，從不鋪張浪費。飲食很簡單，平時每餐都是兩菜一湯，一葷一素，而且是做什麼，吃什麼，自己從不點菜。穿著很平常，在家時穿普通的衣服，與一般老百姓穿的差不多，只有在參加重要會議或外事活動時，為了禮儀，她才選擇質料較好、款式高雅的衣服穿上，回家後馬上換上家常便服。

特別可貴的是，宋慶齡不但把自己當做人民的公僕，畢生潔身自好，從不以權謀私，而且對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保持共產黨的純潔性，防止領導幹部以權謀私、腐化墮落，具有很高的警覺性。早在1965年她在總結建國十六年工作時所撰的《解放十六年》一文（載《人民日報》1965年12月31日）中，就鄭重提出：“保持黨的純潔是最重要的，而在這方面，黨和人民群眾的關係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明確地把保持黨的純潔性同黨和人民的關係緊緊地聯絡在一起，並進而深入地闡述：“中國共產黨從來就認為，共產黨的黨員和它的擁護者要成為真正的革命者，必須全心全意地為本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務。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們必須在革命綱領的基礎上，把絕大多數人團結起來，以孤立頑固的敵人。他們必須是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典範，必須謙遜，必須有自我批評的精神，並獻身於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他們與人民群眾之間，無論在思想上、精神上或物質上，在任何情況下都決不允許存在任何距離。”她自己就是這麼做的。總之，在思想上視自己為人民中的普通一員，畢生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一心為民，從不謀私。這就是宋慶齡——人民公僕的典範。

革命，伴隨著愛情

宋慶齡從美國來到孫中山身邊，走上了她一生革命的起點，同時也是她與孫中山由相識到相知、相戀的起點。從此，他倆在十年驚濤駭浪的革命征途中，生死相依，甘苦與共，用愛情的音符，譜寫了一曲不同凡響的革命樂章，令世人為之蕩氣迴腸。

孫中山最早見到宋慶齡，是在1894年。這一年秋天，他帶著《上李鴻章書》，偕陸浩東北上，在上海宋嘉樹家第一次見到了宋慶齡。當時，她僅僅是個一歲多的嬰兒。1895年，孫中山在廣州發動第一次武裝起義，失敗後被迫流亡國外。直至1900年八國聯軍侵佔北京，清政府內外交困，孫中山短暫回國，於當年8月從日本橫濱祕密乘船到了上海，曾幾次到宋家訪問，與宋嘉樹討論進行反清革命的問題。當時，宋慶齡7歲，雖然稚氣未脫，但是聰慧過人。她見到了這位來訪者，並被他和父親的談話所吸引。孫中山的救國大志和奮不顧身的獻身精神，在她幼小的心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天，她聽孫中山說，中國非革命不可，我們要推翻現在的這個君主政體，建立一個共和的政府。我國人民有權利自己選擇管轄他們的人，選擇替他們制定法律的人。我們應該有一切的權利。我要為這個目的而生，要為這個目的而死。這番發自肺腑的談話，使宋慶齡深受感動。她輕輕地應聲說：“我也要同你一樣！”輕輕的一句話出自這位稚嫩可愛的小姑娘口中，使孫中山激動不已。他連忙說：“不錯，慶齡，當然你可以幫助我，每個人都得幫助我。”後來，直到宋慶齡遠渡重洋赴美學習，與大姐一起回憶童年往事時，還虔誠地對靄齡說：“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孫先生所說的話，我不明白這是什麼原故，但是這些話一直印入我心裡的深處。”可見，宋慶齡從幼年時代起，就非常崇拜孫中山，孫中山的形象始終深深藏在她的心靈之中。

如今，宋慶齡學成歸來了。她已不再是當年那個稚嫩的小姑娘，而是一位受過美國大學教育，滿懷革命激情，準備投身革命的熱血青年；一位美麗動人，亭亭玉立的妙齡女郎。在到達橫濱後的第二天（即1913年8月30日）晚上，她就在父親和姐姐陪同下，從橫濱來到東京孫中山的寓所拜訪。當她見到這位自己一貫崇拜的英雄時，童年時代的種種回憶，留美期間心中的無限憧憬，一齊湧向心頭。她懷著十分激動的心情向孫中山問候，並帶給他一箱加利福尼亞水果和一封私人信件。在隨後的一段時間裡，宋慶齡經常去東京拜訪孫中山。據日本外務省檔案資料《關於孫中山的行蹤》記載，9月16日至9月27日，宋慶齡在父親宋嘉樹和姐姐宋靄齡的陪同下訪問孫中山6次，自己單獨訪問孫中山一次。她堅定地表示，願意協助孫中山做革命工作。以後，大姐宋靄齡準備與孔祥熙結婚，從1915年5月24日開始，宋慶齡單獨前往孫中山寓所，兩姐妹同去的次數日漸減少。6月以後，宋慶齡開始為孫中山承擔更多的祕書工作，去孫中山寓所的次數更多了。9月以後，宋慶齡正式接替姐姐，擔任孫中山的英文祕書，從此每天由父親宋嘉樹陪同前往東京赤阪區靈南26號孫中山先生處工作。1915年底到1915年春，宋慶齡經常來往於上海與東京之間，始終與孫中山保持密切接觸。據日本外務省檔案資料記載：1915年10月、11月間，宋慶齡回上海。11月29日與1915年1月14日，孫中山兩次去信上海給宋慶齡。3月17日，宋慶齡由上海到東京，孫中山乘車至東京車站，迎接宋慶齡。長期密切的接觸，共同的理想，相互的支援，使宋慶齡與孫中山之間的感情迅速發展。

當時的孫中山，正處於逆境之中。由於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他被迫流亡日本，許多過去追隨他的革命黨人經不起失敗的挫折，思想動搖，意志消沉，有的甚至賣身投靠袁世凱，跟隨在孫中山身邊的同志不多。在此危難時期，孫中山再次表現出一個革命偉人所具有的堅強意志和愈挫愈奮的博大胸懷。他總結“二次革命”失敗的教訓，於1915年6月在東京創立中華革命黨，積極籌劃組織討袁的“三次革命”，並先後在江蘇、浙江、廣東、山東、山西等地發動反袁的武裝起義。可惜由於沒有發動廣大工農群眾投入鬥爭，這些分散的起義最終都歸於失敗。孫中山領導的革命處於十分艱難困苦的時期。宋慶齡的到來，特別是她不怕一切困難與挫折，堅決支援孫中山的革命鬥爭，使孫中山在精神上得到極大的鼓舞與慰藉。她才思敏捷，擅長寫作，加上外文根底深厚，幫助孫中山整理檔案、處理電函、蒐集資料、接待聯絡，內勤外聯無不得心應手，逐步成為孫中山在革命事業上的得力助手。此時的宋慶齡，由於自幼年時代憧憬追隨孫中山革命的宿願得到實現，心情十分愉快，在和孫中山一起工作時，常常感到心中有一團火在燃燒。她在寫給仍在美國讀書的宋美齡的信上說：“我從沒有這樣快活過。我想，這類事就是我從小姑娘的時候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運動的中心。”表達了她獻身革命事業的一片真情。在與孫中山朝夕相處中，宋慶齡進一步受到孫中山高尚品德和革命精神的感召和薰陶，對這位革命偉人有了更為深切的瞭解，在敬仰崇拜之中逐步萌生深深的愛意，並大膽地向孫中山表白了自己的感情。在孫中山，由於革命連遭挫折，心靈所受的創傷和隻身流亡海外的孤寂，都從宋慶齡無限熱情的關懷幫助中得到了莫大的撫慰。而她又是這樣的年輕美麗，才華出眾，熱情洋溢，溫柔體貼，孫中山不由自主墜入愛河，他發現自己已經離不開宋慶齡了。細心的房東梅屋夫人發現了他的心事，曾直率地提醒他，與年齡相差如同父女的宋慶齡戀愛結婚，會折壽的。孫中山回答說：“我忘不了慶齡，遇到她以後，我感到有生以來第一次遇到愛，知道了戀愛的苦樂。如果能與她結婚，即使第二天死去也不後悔。”足見孫中山對宋慶齡愛戀之深。至於宋慶齡，她對孫中山的愛更多的是建立在理想與崇拜的基礎之上的。事隔50年之後，當美國記者斯諾問她：“你是怎樣愛上孫博士的？”她回答說：“我當時並不是愛上他，而是出於對英雄的景仰。我偷跑出去協助他工作，是出於少女的羅曼蒂克的念頭——但這是一個好的念頭。我想為拯救中國出力，而孫博士是一位能夠拯救中國的人，所以，我想幫助他。”

私奔，毅然私奔

孫、宋倆人當時儘可能地保守著愛情的祕密。尤其是孫中山，對與宋慶齡的感情的進一步發展，持十分慎重的態度。一方面因為他與宋慶齡的年齡相差懸殊。正如《宋家王朝》一書的作者所評論的：“這是冬天與春天談戀愛。他年近五十，而她二十剛剛出頭。”另一方面，孫中山已有妻小。但是，宋慶齡態度鮮明。她堅定地對孫中山說：“我願做你的妻子，永遠幫你做革命工作，而革命是不管年齡的。革命需要我們兩個人在一起。”

很快，孫、宋倆人愛情的祕密就為宋家所察覺。當時許多人認為，最早發現這個祕密的人，是慶齡的大姐宋靄齡。她曾擔任孫中山祕書多年，並從生活上給予孫中山多方幫助和照顧。但倆人的感情未能進一步發展。她憑著女性特有的敏感，斷定妹妹已與孫中山相愛，而這正是她所難以接受的，於是向父親宋嘉樹報告了這個祕密。有趣的是，十年之後極力撮合並促成宋美齡與蔣介石結婚的，也正是當年極力阻撓孫、宋聯姻的大姐宋靄齡。這是後話。如今，宋嘉樹聽說慶齡竟與自己的老朋友、同齡人相愛，大為震驚。他突然宣佈全家立即回國，帶著慶齡和新婚燕爾的宋靄齡、孔祥熙夫婦，與孫中山不辭而別，悄悄離開日本。據說，這也是宋靄齡出的主意。回到上海後，全家人向宋慶齡提出，她與孫中山年齡相差過大，孫中山家中有妻子和子女等等，眾口一詞地勸說她放棄與孫中山結合的念頭。但是，宋慶齡態度很堅定，她反覆說明自己的心己傾向革命，孫中山在革命事業上需要自己，她自願和他生活在一起，幫助他工作。她在寫給仍在美國讀書的宋子文、宋美齡的信中，明確地說：“自己僅有的歡樂，只有和孫博士在一起工作時才能獲得。我情願為他做一切需要我去做的事情，付出一切代價和犧牲！”為了迫使她打消與孫中山結合的念頭，宋家還匆忙地為她物色了一個名門子弟，並由宋嘉樹宣佈倆人訂婚。這使宋慶齡極為憤慨，發誓不與此人成婚。宋嘉樹十分惱怒，於是將她軟禁在樓上。宋慶齡警告說她要私奔。宋家嚴加防範，把她反鎖在自己的寢室裡。

在此期間，孫中山在日本妥善處理了與原配夫人盧慕貞的婚約。他把盧夫人從澳門接到東京，協商辦理離婚手續。盧夫人雖然是個沒有文化的舊式女子，但深明大義。她與孫中山結婚完全是由父母包辦，婚後倆人長期分離。她自感學識不夠，兩人在理想、志趣、知識與生活習慣上都存在很大的距離，缺乏感情，徒有夫妻名分，因此，同意和孫中山簽訂了離婚協議書。

隨後，孫中山請香山縣同鄉朱卓文和他的女兒、宋慶齡童年時代的好友慕菲雅前往上海迎接宋慶齡。10月中旬，宋慶齡會見了朱氏父女，閱讀了他們帶來的孫中山的信。信中請宋慶齡立返東京，面談要事。朱卓文還向她面述了孫中山與盧慕貞協議分離的經過，出示了二人簽署的離婚協議書。宋慶齡為此深受感動，她毅然決定離家出走，回到孫中山身邊。後來，她在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到當時的經過時說：“那天晚上，“我從窗戶裡爬了出來，在女傭的幫助下逃了出來。”隨即偕同朱卓文父女登上輪船。10月24日，他們抵達東京。孫中山懷著激動的心情，親自開著汽車，提前40分鐘到車站迎接宋慶齡。對她離家俬奔這件轟動一時之事，宋慶齡曾於1927年5月在武漢向美國女記者安娜·路易絲·斯特朗親口講述過。她笑著告訴斯特朗，她是怎樣反抗家庭包辦的婚姻，從而震動了上海的上流社會：“因為像我這種家庭的女孩子是從來不解除婚約的，並且私奔到日本，和孫博士結合。”這件事突出地顯示了宋慶齡不屈服於任何傳統世俗觀念，不屈服於各方面的壓力，堅決走自己選定的道路的可貴勇氣與獨立性格。對此，美國傳記作家羅比·尤恩森評論道：“在她的婚姻問題上，宋慶齡不屈從父母，第一次顯示了她的勇氣。她為傷害了他們而感到痛苦，但沒有動搖她的決心。她繼續不屈從於任何人和一切企圖對她施加的壓力，不去做或不去說她內心認為違背中國或中國人最大利益的任何事情。在未來的艱難歲月中，由於她的正直、誠實和無私的行動，甚至那些不易對付的、對她愛挑剔的人，也認為她是中國的良知。”

到達東京後的第二天上午，宋慶齡與孫中山到牛迂區袋町5番地日本著名律師和田瑞家中辦理結婚手續，舉行結婚儀式，並由和田瑞主持簽訂了婚姻《誓約書》。《誓約書》原文為日文，譯文是：“此次孫文與宋慶齡之間締結婚約，並訂立以下諸誓約：一、儘速辦理符合中國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續。二、將來永遠保持夫婦關係，共同努力增進相互間之幸福。三、萬一發生違反誓約之行為，即便受到法律上、社會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異議；而且為了保持各自之名聲，即便任何一方之親屬採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上述諸條誓約，均系在見證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約之履行亦系和田瑞從中之協助督促。本誓約書製成三份：誓約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於見證人手中。”當天下午，孫中山與宋慶齡在東京大久保百人町350番地（即今新宿區百人町二丁目23號）的梅屋吉家舉行茶點宴會，作為公開的結婚典禮。宋慶齡頭戴大花邊帽，身穿淡雅雍容的裙服，十分俏麗動人。孫中山和她手拉著手進門來到中庭，等待在那裡的攝影師為他們攝影留念。當晚，他倆宿於東京青山原宿109號。一對有情人終成眷屬。

孫中山與宋慶齡的婚事，曾遭到孫中山的一些親朋和戰友的反對。他們議論紛紛，認為很不妥當。在孫、宋結婚時，除廖仲愷、何香凝和陳其美外，當時在東京的中華革命黨人都沒有出席他們的婚禮。對此，孫中山毫不理睬，他坦率地對反對他同宋慶齡結婚的同志說：“我不是神，我是人。”他胸懷坦蕩地表示：“我愛我國，我愛我妻。”反對最強烈的依然是宋慶齡的父母。宋嘉樹發現女兒逃跑後，立即和妻子倪桂珍乘客輪趕往日本。可是，已經晚了。當他們趕到東京時，孫中山與宋慶齡的婚禮已經舉行完畢。但是，宋嘉樹夫婦在回國後，還是特地為女兒結婚補送了一套精緻古樸的傢俱和百子圖緞繡被面作為嫁妝。宋慶齡一直視這份嫁妝為最珍貴的紀念物，在以後的幾十年，始終珍藏在身邊，寄託了她對父母的一片深情。

對宋慶齡來說，她把結婚視同上學。她在婚後寫給她的同班同學安妮·安德遜的信中說：“對我來說，結婚就好像是去上學。不過，那裡沒有考試來麻煩我罷了。”事實上，宋慶齡結婚後的確是走進了一個嶄新的大學校，在這所學校裡學到了很多很多，使她成為對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和理論“知之最審，行之尤力”的堅定的革命者。

孫中山對與宋慶齡結合同樣感到非常幸福。他在1918年10月17日結婚三年之後，寫給他的老師詹姆斯·康德黎的信中自豪地說：“我的妻子，是受過美國大學教育的女性；是我的最早合作者和朋友的女兒。我開始了一種新的生活。這是我過去從未享受過的真正的家庭生活。我能與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麼幸福！”

兩開大帥府蒙難在羊城

宋慶齡結婚以後，與孫中山一道積極地投入反對袁世凱帝制自為的“三次革命”。當時，討袁烽火在全國各地燃起。1916年1月1日，蔡鍔等在昆明誓師，通電全國發起護國運動，反對袁世凱復闢帝制，各省紛紛響應，宣佈獨立，迫使袁世凱於3月22日宣佈撤銷帝制，廢止“洪憲”年號。4月9日，孫中山、宋慶齡參加了革命黨人在東京舉行的集會，歡慶反對袁世凱復闢帝制的勝利。27日，宋慶齡隨孫中山離日返滬。5月9日，宋慶齡協助孫中山起草的第二次《討袁宣言》發表，號召人民“除惡務盡”，“無遺一日縱敵之患”，明確表示此次鬥爭“不徒以去袁為畢事”，而以維護民主共和為根本，“袁氏未去，當與國民共任討賊之事；袁氏既去，當與國民共荷監督之責，決不肯使謀危民國者，復生於國內”。宣言義正詞嚴，痛斥袁賊倒行逆施的罪行，大大激勵了革命人民的鬥志，給妄圖苟延殘喘、伺機再起的袁世凱以沉重打擊。6月9日，袁世凱在全民唾罵聲中憂懼而死，民心大快。8月，孫中山、宋慶齡與一部分老同盟會員聚會，遊覽杭州西湖，共享山水之樂。

袁世凱死後，掌握北京政府實權的皖系軍閥段祺瑞，一心推行獨裁統治，悍然宣佈“一不要約法，二不要國會”，企圖以武力討平南方護法勢力，統一中國。孫中山毅然挺身而出，領導開展反段護法運動。於1917年7月6日率“海琛”號軍艦南下廣州，發起了第一次“護法運動”。宋慶齡隨行。8月，孫中山在廣州召開國會非常會議，組織中華民國軍政府，開設大元帥府於廣州河南島士敏土廠，就任海陸軍大元帥，釋出宣言，準備率師北伐。宋慶齡一直陪同孫中山於大元帥府默默工作，當好孫中山的助手。由於受西南軍閥和官僚政客的排擠打擊，孫中山各項革命主張根本無法實行，乃於1918年5月4日憤而辭去大元帥職務。於21日偕宋慶齡等離廣州回到上海，定居於莫里哀路29號（今香山路7號），他潛心著書立說，總結革命經驗，研討三民主義。宋慶齡以巨大熱情協助蒐集、整理資料，抄寫、列印文稿，研究各項理論問題，輔佐孫中山完成了《建國方略》這部鴻篇鉅著。他們當時形影相隨，在逆境中互相依靠，心心相印。在此期間，爆發了著名的五四運動，宋慶齡代孫中山起草“學生無罪”的援救五四運動中被捕學生的電報，要求北洋政府釋放被捕學生，並多次陪同孫中山接見北京南下學生。7月中旬，她代孫中山起草致廣東軍政府電，要求立即釋放在廣州響應五四運動而被捕的工、學界代表，指斥桂系軍閥倒行逆施的行徑。

1920年10月，陳炯明率領的粵軍在孫中山的督促下，從福建回師討伐盤踞廣東的桂系軍閥，驅逐了桂系勢力，佔領廣州。11月下旬，孫中山偕宋慶齡第二次回到廣州，重新組織軍政府，再開大元帥府，領導開展第二次護法運動。1921年5月5日，就任非常大總統。為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孫中山於6月揮師西進，討伐廣西桂系殘餘勢力。宋慶齡積極襄助。她與何香凝一起在廣州發動婦女，組織“女界出征軍人慰勞會”，自任會長，辛勤奔走，向各方籌集款項及慰問品，率領慰勞隊親赴廣西梧州前線，慰問討桂部隊，使官兵們受到很大鼓舞。經過短短三個月的戰鬥，廣西平定，兩廣統一，孫中山決定乘勝出師北伐。於11月設北伐大本營於桂林，準備揮師由桂出湘北進。12月，宋慶齡率領“紅十字”會員抵達桂林，參加北伐。她發動組織婦女，成立了“桂林婦女聯合會”，支援前線，並經常陪同孫中山視察各地軍務。同時伴隨他遊覽了疊彩山、伏波山、隱山、七星巖等名勝古蹟。在北伐軍準備由桂出湘北進時，留守廣東的陳炯明，斷絕了北伐軍的後方供應，並勾結湖南督軍趙恆惕，阻遏北伐軍出湘北進的通道。孫中山被迫於1922年4月回師廣東，改設大本營於粵北韶關，準備改道江西北進。宋慶齡不辭辛勞，親率紅十字會員隨同孫中山赴韶關督師。當時，北伐軍兵分三路北出江西，前鋒已攻佔贛州。但是，禍生不測，6月16日爆發了陳炯明叛變的嚴重事件。

陳炯明率領的粵軍，原為1917年孫中山主持軍政府時廣東省長公署的20營警衛軍，後改為孫中山大元帥直轄的粵軍，由孫中山親自任命陳炯明為總司令。後該軍被桂系排擠到福建，處境十分困難。孫中山竭力保護，不僅派多名得力干將前往襄助，還經常撥鉅款接濟。以後孫中山被排擠到上海，在生活十分窮困時，曾將莫里哀路的住宅三次抵押給銀行，將所得款項接濟粵軍。由於孫中山幾年來的苦心扶持，粵軍得以逐漸壯大。1920年，陳炯明率粵軍攻佔廣州後，逐漸控制了廣東軍政大權。從此，他擁兵自重，為鞏固個人的權力和地盤，竟與滇、桂軍閥相勾結，大搞軍閥割據。1922年5月，孫中山離開廣州北上韶關坐鎮指揮北伐，陳炯明乘機潛師回到廣州，妄圖取孫而代之。孫中山察覺這個危機後，便帶著宋慶齡及500人衛隊趕回廣州。6月16日凌晨，陳炯明公然發動武裝叛亂，以四千人圍攻總統府，並動用大炮、機關槍轟擊總統府及孫、宋住所粵秀樓，欲置孫中山、宋慶齡於死地。在此危急時刻，孫中山憤然表示要固守總統府，戡平內亂，“如力不足，惟有一死，以謝我四萬萬同胞。”經周圍同志苦苦相勸，孫中山勉強答應撤離，但堅持讓宋慶齡先行撤離。在生死關頭，宋慶齡大義凜然地對孫中山說：“中國可以沒有我，不可以沒有你！”堅持自己留下，以分散和吸引敵人的注意力，掩護孫中山安全撤離。孫中山不得已，命令500名衛隊全數留守，保護宋慶齡，自己化裝從槍林彈雨中逃出重圍，最後登上永豐艦（後改名中山艦）。宋慶齡在孫中山安全脫險後，一直堅持到早晨八時，當叛軍衝進總統府時，才在兩名衛兵和一名副官的掩護下突出重圍，在“火燒到頭髮上”的險境中乘亂逃出。以後，她又經過一天一夜的緊張奔波，多次與叛軍遭遇，險遭不測。終於穿過叛軍層層封鎖，於17日晚輾轉到達黃埔，“終於在艦上見到中山先生，真如死別重逢。”在廣州遇險之時，宋慶齡正懷孕在身，由於緊張奔波勞累，她在脫險途中流產了。這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妊娠。

孫、宋在永豐艦會合後，宋慶齡於6月下旬經香港回上海休養治療。以後，孫中山因北伐軍回師討陳失利，孤軍無援，也於8月14日抵達上海，與宋慶齡重聚。孫中山的第二次護法運動又告失敗。在羊城蒙難的生死關頭，宋慶齡無私無畏、大智大勇的風範，贏得舉世之人的敬仰。事後，她用英文寫了《廣州脫險》一文，真實記述事件經過，成為膾炙人口的名篇。一年之後，孫中山、宋慶齡重返廣州，於1923年8月重登永豐艦，與官兵合影，紀念羊城蒙難一週年。

三開大帥府試飛“洛士文”

陳炯明的叛變，對孫中山的打擊是最嚴重的，教訓也是最深刻的。在這場禍亂中，孫中山與宋慶齡性命幾乎不保，死裡逃生回到上海。他們身體受到嚴重摧殘，精神深深地陷入彷徨與苦悶之中。正是在這“山窮水盡疑無路”的關頭，孫中山痛定思痛，總結失敗的教訓，接受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完成了他一生偉大的轉捩：從走學習西方的老路到形成“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的思想，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實現從舊三民主義向新三民主義的轉變。這使他的生命在晚年放射出燦爛光輝。宋慶齡在幫助孫中山完成這個偉大轉捩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勳。

早在1918年夏天，正當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不久，剛誕生的蘇維埃國家處境極為困難的時刻，孫中山曾毅然致電列寧和蘇維埃政府，對他們艱苦卓絕的鬥爭表示敬意。這份電報就是由宋慶齡協助起草的。電文鮮明地指出：“中國革命黨對於貴國革命黨之艱苦卓絕的奮鬥，表示極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兩國革命黨團結一致，共同奮鬥。”列寧接到這份電報後極為感動，它成為連線中蘇兩國人民偉大友誼的最早的紐帶。其後，列寧和共產國際先後派出馬林、達林、越飛、鮑羅廷等人來中國，在幫助中國的無產階級建立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同時，幫助孫中山解脫困境，推動國民黨改組並與共產黨合作。宋慶齡不僅經常陪同孫中山會見來訪的代表，並且為會談前的準備與會談後的聯絡做了大量切實有效的工作。在這一時期，中共創始人李大釗等曾多次到孫中山寓所，對中國革命與國共合作等問題進行深入的討論，宋慶齡常常參與他們的會談。這些會談為孫中山下定決心聯俄、聯共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幫助下，孫中山積極採取聯合蘇聯的新步驟，同時加快了同中國共產黨合作的步伐。1923年1月1日，孫中山在上海發表《中國國民黨宣言》，強調指出：“今日之革命則立於民眾之地位而為之嚮導，所關切者民眾之利害，所抒發者民眾之感情”，“故革命事業，由民眾發之，亦由民眾成之”，宣告了孫中山從依靠地方軍閥改變為依靠廣大民眾的“扶助農工”思想的確立。1月26日，孫中山在與越飛多次會談後達成協議，發表了《孫中山與越飛聯合宣言》，從此奠定了孫中山聯俄政策的基礎。

在聯俄、聯共、改組國民黨計劃順利推進的同時，孫中山重建廣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也取得了重大進展。1923年1月4日，孫中山通電討伐陳炯明，號召各路討賊軍“為國家除叛逆，為廣東去凶殘”。1月16日，滇、桂、粵聯軍攻克廣州，陳炯明叛軍節節敗退，逃往惠州。2月15日，孫中山應各路將領和黨政要員敦請，偕廖仲愷、蔣介石等離滬赴粵。當時宋慶齡為協助孫中山處理在上海的一些要務，沒有隨行。21日，孫中山抵廣州，三開大元帥府，第三次在廣東建立政權。5月2日，宋慶齡從上海到達廣州。當時，陳炯明叛軍雖已從廣州遺退，但仍然盤踞惠州，企圖反撲。而進據廣州的滇、桂軍則飛揚跋扈，爭權奪利，對孫中山經常陽奉陰違，甚至公然不服從命令。廣東革命政權隨時有被顛覆的可能。為挽救危局，振作士氣，孫中山經常親赴前線指揮戰鬥，到後方醫院慰問傷兵。宋慶齡一到廣州，就不顧勞累和艱險，連續幾天到廣州各傷兵醫院慰問傷兵。以後又多次陪同孫中山巡視前線，慰問後方傷兵。

孫中山從實踐中深感建立一支空軍十分重要。1917年他在廣州任大元帥時，曾派人去美國購買飛機。1920年重回廣州重組軍政府時，又在廣州設立了航空局，從維修進口飛機進而著手建廠自造飛機。在孫中山關懷、督促下，第一架飛機終於在1923年6月裝配成功。為了表達對孫中山、宋慶齡關懷中國航空事業的敬意，這架飛機以宋慶齡的英文名字rosa－monde（羅莎蒙黛）的廣東話譯音“洛士文”命名，並決定於7月上旬在廣州郊區大沙頭機場舉行“洛士文”號命名試飛典禮。這一天上午，晴空萬里，孫中山在宋慶齡及文武官員陪同下來到機場。只見機場上停放著一架螺旋槳式的雙翼機，這就是中國自己裝配的第一架飛機。機身由三夾板製成，機艙設兩個座位，沒有艙蓋。試飛員黃光銳肅立於機艙旁，等待著參加試飛的第一位乘客。孫中山用目光向左右文武官員環顧，探詢誰願登機當第一名乘客時，大家都面面相覷，沒有人做出回答。這也難怪。當時，在世界上坐飛機還是一件很新鮮的事，在中國這更是頭一回。這第一架中國人自己裝配的飛機效能如何，能不能平安地飛行和降落？大家對此都感到擔心和懷疑，誰也不願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這個險。這時，只見一位年輕女子矯健地從人群中走了出來，她就是大元帥夫人宋慶齡。她的勇敢行動得到了孫中山的同意。全場的文武官員以驚奇、敬佩的目光目送這位端莊秀麗、文靜纖弱的夫人面帶微笑，邁著輕盈的步子，登上沒有艙蓋的飛機。攝影記者趕緊舉起照相機，拍下了孫夫人獨自端坐在中國裝配的第一架飛機上的珍貴鏡頭。飛行員黃光銳隨後登上飛機，幫助宋慶齡繫好安全帶，接著以熟練的技術駕機衝上藍天，在天空盤旋兩週之後，又作了拔高、俯衝、側翼等特技表演，最後平穩地在跑道上降落。當宋慶齡從容地走出機艙時，孫中山和在場文武官員一齊擁上前去祝賀，共慶試飛成功，稱讚飛行員技術高超，更讚揚宋慶齡的勇敢。這是宋慶齡以實際行動支援孫中山革命事業的一大壯舉。訊息傳出，舉世為之景仰。在場的孫中山更是激動不已。他欣然與宋慶齡並肩站在“洛士文”號前攝影留念。

以後，宋慶齡經常陪同孫中山巡視各地防務與軍事設施。10月11日，視察了廣州飛機制造廠；21日至23日，赴虎門要塞巡視鎮遠、沙角、大小橫檔、大小虎山等各處炮臺和要隘，檢閱官兵。進入1924年，宋慶齡協助孫中山緊張籌劃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她雖然沒有以代表的身份參加這次大會，但輔助孫中山依靠國民黨左派和中共代表，粉碎了右派的阻撓與破壞，為實現國民黨改組，勝利召開國民黨一大、確立三大政策發揮了重要作用。6月16日，在陳炯明叛變、孫中山蒙難兩週年紀念日，孫中山親手創辦的黃埔軍校正式開學，宋慶齡陪同孫中山參加開學典禮，接見軍校教官和各學員隊隊長。他們登上主席臺，端莊、秀麗的宋慶齡與孫中山並肩而立檢閱學員隊伍，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宋慶齡是保衛世界和平事業的先驅。早在1927年2月，她就與世界著名人士愛因斯坦（美國）、高爾基（蘇聯）、羅曼·羅蘭（法國）、巴比塞（法國）等共同發起成立了“國際反帝大同盟”。1927年12月在比利時布魯塞爾、1929年8月在德國法蘭克福召開的兩次反帝同盟大會上，她都被選為大會的名譽主席，其後又成為世界反法西斯委員會主要領導人，為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戰爭、保衛世界和平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1933年，在德國法西斯勢力崛起，新的世界戰爭陰影密佈，中國蔣介石集團瘋狂鎮壓革命、“圍剿”蘇區紅軍，日本帝國主義乘機侵佔我國東北之際，宋慶齡把國際的反帝鬥爭與中國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緊密聯絡起來，於當年8月30日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衝破國民黨警察特務的重重阻撓與破壞，親自主持召開了遠東反戰會議。宋慶齡在會上作了題為《中國的自由與反戰鬥爭》的報告，憤怒地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指出侵略中國的戰爭必將發展成為世界大戰的烈火。並且精闢地論述了革命的武力和反革命武力的根本區別，旗幟鮮明地表示擁護革命的武力，反對帝國主義、反革命的武力。會議通過熱烈討論，通過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反法西斯蒂的決議及宣言》、《反對白色恐怖的決議》、《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對蘇區紅軍的五次“圍剿”的抗議書》。並宣告成立遠東反帝反戰同盟中國分會，選舉宋慶齡為主席。這次大會的成功召開，鼓舞了人民爭取和平、反對戰爭的鬥志，打擊了侵略者和反動派的氣焰，促進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反對日本侵略中國、反對國民黨反動派進攻蘇區紅軍的鬥爭的進一步開展。中國國內許多省市相繼成立了世界反戰委員會中國分會機構，在國際上也產生廣泛的影響。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對宋慶齡在反帝反戰、保衛世界和平的鬥爭中表現出的大無畏氣概十分欽佩，盛讚她不僅僅是“一朵香滿全球的鮮豔花朵”，而且是“一頭名副其實的力圖衝破一切羅網的雄獅”。

新中國成立後，宋慶齡作為國家重要領導人，繼續參加一系列國際活動，為反對侵略戰爭、保衛世界和平、促進社會進步和人類幸福，做出了傑出的貢獻。1949年10月2日，即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二天，是世界和平運動統一領導機構——世界和平大會常設委員會規定的“國際和平鬥爭日”，北京召開了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宣告中國人民即將投身於保衛世界和平的鬥爭行列，和全世界人民一起，向帝國主義戰爭煽動者發起和平大進軍。宋慶齡參加大會主席團並領導了這次會議。在1950年和1955年，宋慶齡兩次響應世界和平理事會的號召，領導中國人民開展簽名運動，強烈要求立即停止核試驗和全部銷燬核武器，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她為此在《真理報》發表專文，向世界人民宣告：“四萬萬七千五百萬覺醒了的中國人民正鼓舞著全亞洲走向世界和平。你們可以確信，在沒有達到目的以前，我們是決不會中途停止的。”由於宋慶齡對世界和平事業的重大貢獻，1950年11月在波蘭華沙舉行的第二次世界和平大會在她沒有出席的情況下，仍選她為世界保衛和平委員會執行局委員。1951年4月6日，“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獎金委員會決定授予她“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獎金，9月18日，授獎典禮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隆重舉行。

1952年，美國不甘心侵朝戰爭的失敗，一再破壞停戰談判，滅絕人性地使用細菌武器，同時霸佔我國領土臺灣，重新武裝日本軍國主義、嚴重威脅著世界和平。宋慶齡與郭沫若等在世界和平理事會的支援下，於當年3月發起召開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倡議發出後，立即得到亞太地區廣大愛好和平與正義人士熱烈的響應。10月2日，會議在北京隆重開幕，共有37個國家的正式代表344人、列席代表45人蔘加。宋慶齡以中國代表團團長身份，率領代表團出席，並任會議執行主席。她在題為《動員起來！為亞洲、太平洋區域與全世界和平而鬥爭》的開幕詞中，論述了保衛和平的極端重要性，並回顧了1933年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召開的遠東反戰會議。當時，由於反動派禁止國際反戰代表登岸，宋慶齡挺身而出，不顧反動派禁令親自登上輪船迎接國際代表上岸。如今，她自豪地宣佈：“自從那時以來，我們已有了很大的進展。當初反帝大同盟代表著三千萬人民。現在由世界和平理事會所發起要求五大國締結和平公約的運動，簽名者已有六億零三百萬以上的人民。”她強調：“今天我們能在這裡聚集一堂，這件事本身就標幟著人類歷史中的和平事業的重大進展。對於居住在亞洲及太平洋區域甚或更遠地方的廣大而不同地區的人民群眾，這是有著輝煌意義的。中國的榜樣，使他們更堅定地掌握了一個基本真理：民族獨立與和平是從同一個鬥爭中產生出來的。”這次會議是新中國建立後第一次召開的大規模的國際會議。會議開得十分成功，取得了圓滿的結果。經過熱烈討論，一致通過了《告全世界人民書》、《致聯合國書》、朝鮮問題、民族獨立問題、爭取五大國締結和平公約等十一個決議案，促使亞太地區各國人民形成了空前的爭取和平的大團結，提高了新中國在保衛亞洲和世界和平中的影響和作用。大會根據會議決議，成立了常設機構“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聯絡委員會”，宋慶齡當選委員會主席。

同年12月宋慶齡被推選為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會中國代表團團長，率領一個由59人組成的龐大代表團於當月11日到達維也納。這是她在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率團出國參加國際會議。在12日開幕會上，宋慶齡和約里奧·居里一起當選為大會執行主席。13日，宋慶齡在大會上作了題為《人民能夠扭轉局勢》的演說。她分析了當前世界形勢正處在走向戰爭與毀滅，或走向和平與進步的三岔路口；揭露了美國政府用欺騙手段把美國人民的金錢和兒子投入戰爭。她向美國人民發出強烈而誠懇的呼籲，要求他們對世界和平負起特別的責任，制止美國政府執行戰爭政策及任意侵犯別國人民的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行為，並對如何鞏固世界和平提出了建議。她的發言受到大會代表，特別是美國代表團的熱烈歡迎。這次大會對世界人民反對侵略保衛和平的鬥爭，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大會結束以後，美國人民開展了規模空前的反對美國政府侵朝戰爭的鬥爭。在中朝兩國軍隊戰場上嚴重的打擊和國內人民強烈反對下，美國終於被迫於1953年7月在朝鮮停戰協定上簽字。

出訪友邦鄰國——中國的象徵

宋慶齡在新中國成立之後，多次出訪友邦鄰國。由於她幾十年來為維護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事業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她的史詩般的傳奇經歷在世界人民中廣為流傳。如今，她作為在亞洲崛起的新中國的和平使者，又出現在新的歷史舞臺上，因而所到之處，萬人空巷；各國政要，爭相迎候。人們稱她為“和平女神”，“中國的象徵”。

1955年12月16日，宋慶齡率代表團抵達新德里對印度進行訪問，印度總理尼赫魯親自到機場歡迎。這位聖雄甘地的門徒、1947年印度獨立後的首任內閣總理，早在30年代宋慶齡在香港主持保衛中國同盟期間，就與宋慶齡保持通訊聯絡，在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爭取民族獨立的共同鬥爭中，倆人建立了深厚的戰鬥情誼。如今在獨立後的印度土地上相逢，自然喜不自禁。在新德里紅堡舉行的盛大歡迎大會上，尼赫魯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歡迎詞。他是這樣評價宋慶齡的：

“你是作為偉大國家的偉大領導人到這裡來的，如果我可以冒昧地這樣說，你在我們的心目中甚至超過了那個程度，在我們和其他許多人的心目中，你是怎樣一個人呢？在過去三十年左右，我們聽到關於你的事，我們讀到關於你的訊息，我們一直在設法注意你所說的話以及所做的事和你所不做的事。

“在中國革命的整個暴風雨的時期中，產生了許多有名人物，但是不論在中國掀起什麼樣的風暴，在這些漫長的年代中你的形象屹立著，自信沉著，意志堅定，從不動搖。

“因此，你不僅堅如磐石，而且成為給予別人以光明的燈塔，不僅給予你本國人民以光明，而且給予我國人民以光明。同時，我確信，還給予許多其他國家的人民以光明。因此，我們不是表面上敬愛你，而是從心靈深處敬愛你……”

可以說，尼赫魯這番話，不但出自他的內心，也表達了世界人民的心聲。宋慶齡在印度訪問前後24天，向印度人民發表了廣播演說，拜謁了甘地墓，訪問了孟買、加爾各答、馬達加斯加，參觀了泰姬陵及桑吉佛塔、愛樓羅古代石窟等名勝古蹟，並出席了印度26個婦女團體在新德里紅堡舉行的歡迎會及孟買、加爾各答婦女團體的歡迎宴會。經過廣泛的接觸，加深了中印兩國人民的友誼。

1956年1月2日，宋慶齡在完成出訪印度之後，飛赴緬甸仰光，在機場受到緬甸總理吳努及昂山將軍夫人的熱烈歡迎。她在機場發表熱情的講話，說：“把六億中國人民的友誼帶給緬甸人民就是我此行的任務。”吳努在仰光舉行的歡迎大會的講話中，盛讚宋慶齡“同她的卓越的丈夫一樣，是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一位為她的祖國的進步和中國人民的繁榮而不倦工作的人，在那個偉大國家的許多變動中，她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宋慶齡在會上發表了題為《為和平而奮鬥的中國和緬甸》的演說。隨後參觀了著名的仰光大金塔，訪問了故都曼德勒和撣邦首府東枝及毛淡棉。並參加了緬甸獨立八週年的慶祝活動。前後訪問了21天。

訪緬結束後，宋慶齡於1月24日到達巴基斯坦當時的首都卡拉奇。巴基斯坦總理穆罕默德·阿里前往機場迎接。1月29日，卡拉奇舉行歡迎大會。會上，阿里市長授予宋慶齡“卡拉奇公民”稱號並贈送金鑰匙。隨後，宋慶齡到東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國）首府達卡訪問。2月1日，她接受了達卡大學授予的名譽法學博士學位，並在達卡發表廣播演說，稱頌中巴友誼源遠流長。2月5日，宋慶齡勝利結束南亞三國的友好訪問，回到昆明，此行為期一個多月，為增進我國與這三個友好鄰邦的關係做出了重大貢獻。

1956年8月，宋慶齡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對千島之國印度尼西亞進行正式訪問。當飛機於8月14日凌晨一時到達雅加達機場時，雖值午夜，但等候在機場外的群眾已達一萬多人，更多的華僑和印尼人民從13日晚就已守候在街頭。第二天，宋慶齡在中國駐印尼大使館會見從爪哇、棉蘭、望加錫等地趕來的1500多名華僑代表，其中有不少七八十歲的老同盟會員和國民黨的老黨員，他們一見到孫中山夫人激動得老淚縱橫。當晚，宋慶齡出席蘇加諾總統舉行的盛大國宴。蘇加諾非常崇敬孫中山與宋慶齡。他在宴會上盛讚“孫中山不但是中國的領袖，而且也是整個亞洲的領袖”。他向印尼人民介紹宋慶齡時說：“這位婦女從小時候就舉手喊獨立，後來一直為獨立而奮鬥。現在她的國家已經變成獨立的強大的國家了，以她為學習的榜樣吧！”並且親切地稱呼宋慶齡為“姐姐”。宴會上宋慶齡與蘇加諾總統舉杯祝賀中、印兩國人民友誼萬古長青。17日，她出席了在雅加達舉行的慶祝印尼獨立十一週年的慶典。22日，她在雅加達民眾舉行的歡迎大會上作了題為《中國和印度尼西亞日益增長的友誼》的講話。同日，向印尼電臺發表題為《萬隆精神和亞非人民之間的團結》的演說，歌頌了中國與印尼之間的傳統友誼與萬隆精神。在此期間，她還訪問了萬隆、日惹等地，所到之處，受到當地華僑和印尼人民極為熱情的歡迎。當時的傳媒稱：“傾城出迎，爭睹孫夫人丰采”。23日，宋慶齡離開印尼回國。

1957年11月2日，宋慶齡隨中國黨政代表團陪同毛澤東前往蘇聯訪問，參加慶祝十月革命四十週年和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陪同前往的有鄧小平、彭德懷、李先念、郭沫若、沈雁冰等。由於宋慶齡幾十年來與共產黨並肩戰鬥，風雨同舟，肝膽相照，為中國革命事業做出了獨特的貢獻，雖然她當時還沒有參加中國共產黨，但她卻是中共代表團的正式成員，她的名字被排列僅次於毛澤東之後。11月7日，她站在紅場主席臺上參加檢閱了慶祝十月革命四十週年的盛大閱兵式和群眾遊行。8日，她在莫斯科勞動人民慶祝十月革命四十週年大會上，代表中國代表團作了講話。隨後，出席了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

1964年2月26日，宋慶齡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身份在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陪同下訪問錫蘭（今斯里蘭卡），受到錫蘭總理班達拉奈剋夫人的熱烈歡迎。28日，她在斯里帕裡學院作了題為《團結起來的人民是不可戰勝的》長篇講演，強調人民群眾在世界和平事業中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抨擊有的國家領導人主張由幾個大國壟斷世界事務的觀點。這是宋慶齡為世界和平而鬥爭的一篇重要歷史文獻。

除出訪友邦鄰國以外，宋慶齡還接待了許多來我國訪問的外國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及各界要人，為增進我國與世界各國的友好關係做出了傑出貢獻。1955年，她在北京家中會見了越南胡志明主席；1956年，在上海家中接待了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1961年，會見了迦納總統恩克魯瑪；同年9月接待了來華訪問的比利時伊麗莎白皇太后；1965年3月在上海機場歡迎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1979年10月在北京宴請西哈努克夫婦。

廣交各國朋友——友誼的紐帶

宋慶齡在幾十年革命生涯中，結識了一大批國際友人，其中大多數是具有正義感、同情人民革命鬥爭的遠見卓識之士，許多人是在中國革命處於極端困難的時期，經由宋慶齡的指引，逐步瞭解中國革命，同情中國革命，進而支援、參加中國革命，乃至終身成為中國人民忠實朋友和連結世界各國人民友誼的紐帶的，埃德加·斯諾就是這些人士中最為突出的一個。

提到斯諾，人們很自然地聯想到他的《西行漫記》（即《紅星照耀中國》），是這部報告文學突破了國民黨反動派重重封鎖，將中國工農紅軍和紅色革命根據地的真實情況傳播到全球，成為震驚世界的鉅著。但是，從一定意義上講，沒有宋慶齡的指引和具體幫助，就沒有斯諾的陝北之行，也就不會有《西行漫記》。

斯諾1928年來到中國，在上海《密勒氏評論報》任助理編輯、代理主編等職，兼美國《芝加哥論壇報》駐遠東記者。他原來是一個人道主義和改良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理論持反對態度，對中國共產黨有較多的誤解，對蔣介石政權抱有幻想，誤以為是蔣介石把中國從“暴民”統治下拯救出來，“正義”在國民黨方面。1931年9月，美國《先驅論壇報》主編威廉·梅洛尼約請他撰寫宋慶齡的傳略，為此他請求會見宋慶齡。宋慶齡同意約見之後，他又多次到宋慶齡住所拜訪。幾次晤談之後，斯諾對宋慶齡開始有所瞭解，崇敬的心情也油然而生。後來，他在所著《復始之旅》中描寫了當時他對宋慶齡的認識：她是“尚未成功的革命”的良知和恆久的核心。由於宋慶齡的啟迪，使斯諾對中國的認識發生了根本轉變。他說：“宋慶齡幫助我認識了國民黨的情況，瞭解了孫中山的為人及其未竟的抱負。她還幫助我瞭解她的家族情況，瞭解她為什麼拒絕與宋氏家族一起和蔣介石政府合作，以及其他許多我從書本上無法瞭解到的事實。”從此，斯諾逐步認清了國民黨政府是一個腐敗、獨裁的政府，是中國一切苦難的根源。中國要取得獨立、自由，改變落後和貧困的面貌，就必須切除這個毒瘤。同時，他消除了對中國共產黨的誤解。為此，斯諾曾在不同時期說過：“宋慶齡通過言傳身帶消除了我的一些矇昧無知。”“通過她，我體驗到了中國的最美好的思想和感情。”斯諾不僅從宋慶齡的言詞中受到啟發，更因她的為人受到深刻的教育。斯諾的前妻海倫曾明確地指出：“使斯諾左轉的主要影響來自孫夫人自己的榜樣”，“使斯諾感動的不是她的言詞，而是她的行為”。斯諾從宋慶齡以及魯迅等堅強的革命戰士不懼國民黨的殘暴鎮壓，堅持不屈不撓的鬥爭中，深深受到感染，從此，他不願當一個旁觀者，而是自覺自願地投身到中國人民的解放鬥爭中來。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歲月，他與宋慶齡等合作，搞起了工業合作社運動，為減輕戰時中國人民的苦難、加強抗戰的力量做出了很大貢獻。

更為重要的是，由於斯諾認識到中國真正的希望在中國共產黨一邊，產生了親身到陝北實地採訪的渴望；也正是宋慶齡向中共中央推薦，並委託剛到陝北黨中央為宋慶齡送信回來的董健吾，擔任護送斯諾的任務，才使斯諾得以與馬海德一道順利進入陝北。通過三個多月的參觀訪問，斯諾寫出了《紅星照耀中國》，從此一舉成名，走上了他一生光輝的頂點，也使他從此終生成為中國人民的忠實朋友。新中國成立後，斯諾被美國聯邦調查局誣為“危險分子”，被迫遷居瑞士。飲水思源，斯諾畢生不忘宋慶齡對他的幫助和教誨。1960年他突破重重阻撓來到中國，可惜當時宋慶齡正在病中，醫生不准她會見任何客人，他只得寫信給宋慶齡表示心意。宋慶齡立即在病床上給斯諾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長信，鼓勵他為了真理奮不顧身地去戰鬥。此後在1964年和1970年，斯諾兩次來華，終於得與宋慶齡歡聚。斯諾回去後，寫出了許多介紹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報道，並完成了《大河彼岸》（又名《今日的紅色中國》）、《中國鉅變》等著作，向全世界介紹了新中國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而1970年國慶節，他與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相見、交談，則被認為是化解中美關係堅冰的最早徵兆。斯諾已於1972年在瑞士逝世。中國人民至今沒有忘記他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為增進中美友誼所做出的傑出貢獻，因而也就更能體會到宋慶齡——這位斯諾的引路人，在團結國際友人支援中國革命事業上所做出的貢獻，的確是無人能與之比擬的。

除斯諾之外，因受宋慶齡影響而選定人生道路，投身於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國際人士還有許多許多，其中包括史沫特萊、路易·艾黎、馬海德、耿麗淑等這樣一些著名的國際主義戰士。

被稱為“三s”之一（另二位是斯特朗和斯諾）的史沫特萊，因長期擔任宋慶齡的英文祕書，與宋慶齡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並深受宋慶齡的思想影響。在30年代宋慶齡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的激烈鬥爭中，她以火一般的熱情忘我地工作，不顧反動派加給她的“通匪”、“蘇聯間諜”等罪名，運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影響，幫助“保盟”做了許多工作。特別是在1933年6月楊杏佛遭國民黨特務暗殺，“保盟”被迫停止活動之後，她仍然以做宋慶齡的祕書為榮，並且隨身攜帶手槍，自願承擔保衛宋慶齡的任務。1937年初，她到延安後輾轉到達山西五臺山八路軍總部，採訪朱德，並以巨大精力撰寫了朱德傳記——《偉大的道路》。1950年，她在貧病交加中客死於英國倫敦，她的遺囑中要求：“把骨灰運交朱德將軍，請把它埋葬在中國的土地上。”表示了她對中國永遠的愛。

紐西蘭作家路易·艾黎和美國醫生馬海德同樣長期得到宋慶齡的幫助，與宋慶齡建立了深厚友誼，從而成為終生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服務的著名國際主義戰士。他們倆人都是於30年代初經史沫特萊介紹結識宋慶齡的。宋慶齡幫助他們成立了學習小組，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又組織他們深入工廠進行社會調查，使他們親身感受到中國工人階級所遭受的殘酷剝削，從而激起了他們同情和支援中國革命的決心。馬海德在宋慶齡的安排下，將自己在上海的診所作為中共地下黨舉行祕密會議或聯絡的場所，利用自己的便利條件購買大量藥品和醫療器材，由宋慶齡組織分送革命根據地。1936年，他與斯諾一起去陝北，從此留在革命根據地直接為蘇區及新中國的醫療事業服務，並加入了中國籍，直到老年仍然盡心盡力，為我國醫療衛生事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路易·艾黎在抗戰爆發不久，就毅然辭去上海租界工部局工業科科長的職務，在宋慶齡幫助下，到武漢開展“工合”運動，出任中國工業合作協會技術顧問，負責協會的組織工作，使“工合”運動得到很大的發展。新中國成立後，他幾十年如一日，積極向國外宣傳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為促進中外交流，發展中國與世界各國人民的友誼貢獻了畢生的精力。

宋慶齡進入晚年之後，與這些共同戰鬥幾十年的國際友人感情更為深篤。1979年9月10日宋慶齡在北京住所會見老朋友馬海德和耿麗淑，1980年4月12日宋慶齡在家裡宴請老朋友艾黎和米勒，1980年10月27日宋慶齡已患病在身，仍設家宴宴請馬海德，暢敘友情，並舉杯互祝健康長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