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詩詞《江村》譯文及賞析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多病所須唯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

譯文：

清澈的江水曲折地繞村流過，長長的夏日裡，村中的一切都顯得幽雅。樑上的燕子自由自在地飛來飛去，水中的白鷗相親相近，相伴相隨。老妻正在用紙畫一張棋盤，小兒子敲打著針作一隻魚鉤。只要有老朋友給予一些錢米，我還有什麼奢求呢？

賞析：

作者杜甫在飽經顛沛流離之後，終於獲得了一個暫時安居的棲身之所。這首詩在一片寧靜的氛圍裡，細膩地描畫了優美恬淡的景物，隨意地敘寫了閒適溫馨的生活情趣，表現出作者杜甫難得的一段安定生活給他帶來的滿足和欣然。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在初夏時節的村莊，一條曲曲折折的江水環繞著村子靜靜流淌，水色清澈，有魚兒在水中戲耍、來去無聲，整個村莊的一切都是那麼幽靜。一曲清江，給村落帶來了安寧和清幽，這“清江”即成都的浣花溪，詩人以“清”稱之，大概是喜愛它悠悠然繞村而流。因此給它一個美稱。“抱村流“用擬人的手法寫出了它的可愛，同時也照應了“江村”的詩題。開頭兩句，就定下了全詩的氛圍，挈領了全詩的旨意。萬事悠悠，歷經磨難的詩人不再有擔憂和愁煩，且自怡然欣賞這村中的景色。

“自去自來樑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看吧，新建的草堂剛剛落成，就有頑皮的小燕子輕快地飛過來又飛過去，沒有人去理會它們，可是它們自在地玩得那麼開心，真像活潑的小孩子一樣。詩人捋著鬍子呵呵笑著，信步走到了江邊，江上有兩隻白鷗在輕柔地浮游，它們或前或後，時而交頸而鳴，時而追逐著在水面上打著圈兒——它們一定是一對相親相愛的情侶。南朝詩人何遜曾有“可憐雙自鷗，朝夕水上游”的句子，杜甫曾學習何遜的詩，當他看到這種場景，想必會心有所會、悠然忘機。

“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詩人懷著愉快的心情緩步向家中走去，看見老伴正坐在門前的樹蔭下，在紙上畫著什麼，走近看時，原來是一個棋局。“叮叮”的聲音傳來，小兒子在埋頭認真地敲著一根針，這個貪玩的孩子，他是要自己做個魚鉤兒，好去江邊釣魚玩。這樣的場面大概是村中常可見到的，可是對於經歷了安史之亂，屢受挫折、顛沛半生的作者杜甫來說，是他少有的珍貴的福氣，令他心頭為之一暖。在他“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時候，他何曾想象過這樣溫馨的時刻。這兩句捕捉到生活中最普通的畫面，傳達出一種普遍的親情的溫暖和生活的閒適美好。

“但有故人供祿米，微軀此外更何求？”詩人從眼前和樂安寧的生活場景中發出感嘆：有老朋友贈送我糧食和他的俸祿，我這個平凡卑賤的人還有什麼可求的呢？這兩句看似慶幸、表示滿足的話，仔細讀來，其實不知潛含著多少悲苦和酸辛。杜甫能夠居住在成都草堂，全賴友人的幫助，眼前雖有這樣的和樂與安寧，卻是建立在對別人的依賴之上的。被後人尊為“詩聖”的偉大詩人，卻要靠著別人的贈與才能活下去，而且還要說自己“更何求”，即沒有別的要求。這語言越是平靜從容，越是讓讀者心感酸楚、為之落淚。他的志向本是“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然而數十個春秋過去了，如今人到晚年，要求僅只是一蔬一飯而已。詩人說得這樣閒淡，彷彿他的心頭已經不再有生活的陰霾，再也不願去迎接那些紛擾和喧囂。尾聯上句“但有故人供祿米”，一作“多病所需唯藥物”，無論從平仄還是詩意上看，都以“但有”之句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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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

杜甫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為具有“沉鬱”的特點，語言和篇章結構又富於變化，講求煉字煉句。“沉鬱”一詞最早見於南朝，“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後來杜甫寫更以“沉鬱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對杜詩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其詩歌風格的形成，與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著密切關係。同時，杜甫處於盛世末期，少時有雄心壯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後來安史之亂爆發，國運衰微，加之仕途不濟命途多舛，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詩詩風大有轉變，趨近現實主義。

意象

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語言的基礎。常在杜詩中出現的意象，例如古塞、秋雲、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貴勢力，都表現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塗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讚美”，而正是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於“沉鬱頓挫”。吳沆《環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云：“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說：“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事物，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為妙”。

風格

杜甫的詩歌在風格上，是兼備多種風格的，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主流觀點認為，杜甫詩歌的風格沉鬱頓挫，語言精煉，格律嚴謹，窮絕工巧，感情真摯，平實雅談，描寫深刻，細膩感人，形象鮮明。“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他的創作風格。就杜詩特有的敘事風格和議論風格而言，有學者認為是受到《詩經·小雅》的影響，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又與《離騷》相近。也有學者認為，杜詩具有仁政思想的傳統精神，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還有觀點認為杜甫詩作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並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王安石表彰杜詩“醜妍鉅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陳善《捫蝨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詩詳註整合序》亦稱“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

格律

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煉字精到，對仗工整的特點，符合中國詩歌的“建築美”。另外，在體裁上杜甫有許多創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造性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獨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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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在他的有生之年以及他去世後的一些年，沒有受到多少嘉獎和重視，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在風格和格律上的創新所導致的，某些評論家認為其中的有些作品仍然很大膽古怪。在世時關於他的資料幾乎沒有，只有6名詩人共11首詩。而且這些詩關於他的影響這一方面，都沒有提及他是詩歌和倫理觀點的模範。

公元九世紀時他的作品開始出名，早期的正面積極評價來自白居易，他推廣了杜甫部分作品倫理觀點，儘管他只在杜甫的部分作品中找到這些觀點。除了白居易，還有韓愈，他撰文以此批駁反對李杜的聲音，捍衛了他們的美學地位。同時，這兩位詩人的詩文中都有杜詩的影子。杜甫就像孔慶翔說的一樣是“中國影響隨著時間不斷增長的詩人”。

公元十世紀初，五代前蜀詩人韋莊找到了草堂遺址，重新修建茅屋，使之得以儲存。這一個時期，中國颳起了“新樂府運動”的狂潮，杜甫作為這一次現實主義詩歌運動的啟發者備受推崇。杜甫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自白居易後，影響了皮日休、曹鄴、聶夷中、杜荀鶴等人的創作，從而形成一個現實主義詩派，在晚唐的詩壇上獨領風騷。

到了宋朝，杜甫的聲名達到了頂峰，黃庭堅、陳師道等，專門探究杜詩奇峭的一面，形成了“江西詩派”，之後的王安石、陸游、文天祥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響，文天祥在獄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詩，自序裡說：“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而杜甫更廣泛的影響是，杜甫的作品將律詩從文字上的遊戲變成了抒發政治抱負的載體，對後來的詩人政治題材的寫作奠定了基礎。

宋朝理學的發展確保了杜甫作為詩的典範和他的至高無上的地位，蘇軾闡釋了理由：“古今詩人眾吳，而子美獨為首者，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他思考的能力鑄就了他的影響力，出於他對建立良好社會秩序的嚮往，他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學習他對窮人的悲憫，文學家學習他在藝術手法上的創新。

清初文學評論家金聖嘆，把杜甫所作之詩，與屈原的《離騷》、莊周的《莊子》、司馬遷的《史記》、施耐庵的《水滸傳》、王實甫的《西廂記》，合稱“六才子書”。在當代，杜甫對國家的忠心和對人民的關切被重新詮釋為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含義，而他本人因為使用“人民的語言”而受到現代研究者的讚賞。

杜甫對後人的影響還有道德方面的。二十世紀，美國現代詩人雷克斯羅斯認為杜甫所關心的是人跟人之間的愛，人跟人之間的寬容和同情：“我的詩歌毫無疑問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響。我認為他是有史以來在史詩和戲劇以外的領域裡最偉大的詩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過了莎士比亞和荷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親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