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病理學在我國的發展情況

無論是我國醫學還是西方醫學，都有各自的優點，它們對同一種疾病治療的方法是不一樣的，但是治療結果可能是一樣的。不過在西醫中有很多學科是中醫裡所沒有的，那麼你知道病理學嗎？通過下文來了解一下吧。

病理學

一、近代病理學科的奠基

疾病是一個極其複雜的過程。在病原因子和機體反應功能的相互作用下，患病機體有關部分的形態結構、代謝和功能都會發生種種改變，這是研究和認識疾病的重要依據。病理學(pathology)的任務就是運用各種方法研究疾病的原因(病因學，ethiology)、在病因作用下疾病發生髮展的過程(發病學，pathogenesis)以及機體在疾病過程中的功能、代謝和形態結構的改變(病變，pathologicalchanges)，闡明其本質，從而為認識和掌握疾病發生髮展的規律，為防治疾病，提供必要的理論基礎。

病理學既是醫學基礎學科，同時又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具有臨床性質的學科，稱之為診斷病理學(diagnosticpathology)或外科病理學(surgicalpathology)。按照研究物件的不同，還可分為人體病理學和實驗病理學。病理學診斷常常是以診斷為目的，從病人或從病人體內獲取的器官、組織、細胞或體液為物件，包括屍體剖檢(autopsy)、外科病理學和細胞學(cytology)。病理學的主要任務是研究和闡明：①病因學(etiology)，即疾病發生的原因包括內因、外因及其相互關係;②發病學(pathogenesis)，即在病因作用下導致疾病發生、發展的具體環節、機制和過程;③病理變化或病變(pathologicalchange或lesion)，即在疾病發生髮展過程中，機體的功能代謝和形態結構變化以及這些變化與臨床表現(症狀和體徵)之間的關係——臨床病理聯絡(clinicalpathologicalcorrelation);④疾病的轉歸和結局等。病理學為掌握疾病的本質，疾病的診斷、治療和預防奠定科學的理論基礎。而診斷病理學的主要任務是研究人類各種疾病的病變特點，從而做出疾病的病理學診斷和鑑別診斷，直接為臨床防治疾病服務。

據記載，自1901年到1916年間，我國醫學院校，先後開設了病理學課程。1912年1月中華民國教育部在部令第25號中公佈了“醫學專門學校規程令”十條，規定醫學專門學校的`課程為48門，其中包括有病理學及病理解剖學。最先設立病理學教學組織的應推北京協和醫學院，其於1920年即已建立了病理學系，美籍教授米爾斯(MillsRG.)為第一任病理系主任。病理系下設病理學、微生物學及寄生物學三科。不久協和醫學院建立了病理學博物館，胡正祥為該科第一任中國籍主任。全科不僅擔負協和醫院的屍體解剖[屍檢]，也擔負其他科送檢的病理標本檢查[外檢]，同時進行科研與教學工作。據報道自1917年7月～1942年1月病理科共收外檢60535例;1916年3月～1942年1月共做3673例屍檢;1919年～1942年在國內外發表的科研論文共104篇;病理科還定期組織全院規模的病理討論會，以推動病理科的工作。在上述醫學院校中，培養出了我國最早的一代病理學家，其中著名的有胡正祥、侯寶璋、谷鏡汧、樑伯強、林振綱等。此外，還有李佩琳、秦光煜、吳在東、楊簡等。他們經在我國工作的一些西方醫學家的推薦或資助，先後去國外學習和深造，學成回國後，成為我國病理學科的骨幹力量，為發展我國的病理學教學和研究出作了貢獻。

二、近代病理學研究概況

早期的病理學研究大多是一些傳教士醫生對當時中國猖獗流行、能大批致人於死地的傳染病和寄生蟲病的病例報告。這些報告主要發表在博醫會報上，其中報道最多的是霍亂、天花、傷寒、菌痢、血吸蟲病、結核病、傳染性肝炎等，真正涉及病理學的文章則甚少。即使是到了20世紀30年代，在當時的中華醫學雜誌也僅偶然刊登關於病理學的有關文章。1922年朱恆壁在該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解剖屍體之商榷”的文章，不僅強調了屍體乃“為醫學謀進步，為人命謀保障”之舉，而且還詳細地介紹了瓦心(Warthin)解剖屍體記錄法，這一記錄法與目前在各醫學院校所填寫的屍檢記錄相差無幾。1925年，在同濟大學醫學院工作的Oppenheim首次報告了11例日本血吸蟲病的屍檢材料。1926年李賦京寫了一篇題為“病理學的進化史”的譯文，首次在國內介紹了西方器官病理學和細胞病理學的一些代表人物。1927年陳方之根據自己留日期間的工作經驗，發表了題為“血蛭病全部之略說”、“血蛭病之脾腫”等文章，用肉眼及鏡檢詳細觀察了家兔感染日本血吸蟲之後的病理變化。1929年，我國病理學者胡正祥和谷鏡汧在中華醫學會第七次大會上分別作了“心的先天性畸形一例”和“中國人動脈硬化之病理的研究”的論文報告。胡正祥在30年代從事黑熱病病理形態學和實驗研究，證實了白蛉子傳染利杜氏體的途徑，並發現嚴重貧血可在顱骨內板形成局灶性的髓外骨髓增生。他還觀察了朗罕氏鉅細胞和異物鉅細胞的表現，提出並證明確實存在一種主要是由大單核細胞形成的單核細胞腫瘤，並利用超活體染色法鑑別大單核細胞和吞噬細胞。

隨著我國各醫學院校病理學科逐漸地獨立和從事病理學研究人數的有所增加，病理學診斷報告和研究的論文也逐漸見之於中華醫學會的學術會議和中華醫學雜誌上。在1930年中華醫學會第八次大會上，侯寶璋報告了“齊大學院130例病理解剖之研究”和“山東尿石病之研究”兩篇論文;谷鏡汧作了“因梅毒而起之腹部主動脈瘤”和“先天性腸梅毒4例”的論文報告。1931年諸葆真在中華醫學雜誌上發表了由德國醫學博士HirschfeldM.所作的“兩性病理學之現在”的學術演講。1932年侯寶璋編著《實用病理組織學》，他還翻譯了兩篇國外學者發表的論文，其題目分別為“胃腸癌腫之早期診斷及試驗診斷”、“活組織檢查對於腫瘤之診斷”以及Hoeppli的“實驗性日本血吸蟲病的組織學觀察”的論文均發表於同年的中華醫學雜誌上。1932年10月於上海舉行的中華醫學會與博醫會合並後的第一次會議上，首次出現病理學分組會議。在這一分組會議上，由胡正祥、秦光煜所寫的“北平協和醫學院病理解剖實驗室中4200例腫瘤之分析”，侯寶璋所寫的“在滲透膜內培養結核桿菌”、“濟南牛奶之細菌檢驗”、“胸部肉瘤之示例”的論文均作了交流。

1933年由黃曼歐主編《病理學總論》由浙江青白印刷局正式出版，此為我國第一部出版的病理學參考書。1933年10月30日在上海雷氏德研究所召集了23位病理工作者，商討成立“中國病理學會”事宜，並推舉勞卜生、湯飛凡和谷鏡汧為執行委員，並制定了“中國病理學會”章程，但其以後的詳細活動卻未找到記載。1934年，由侯寶鏡編寫、慕如賓繪圖正式出版了《實用病理組織學》。在1935年紀念中華醫學會成立的20週年的專刊上，林振綱寫的“心冠動脈之硬變及梅毒之病理”及“中樞動脈系統硬變性疾患之病理、谷鏡汧寫的“細菌病性腎動脈瘤”、谷鏡汧和吳在東合寫的“兩例疑屬僂麻質斯性先天性心內膜炎”、吳在東和任庭桂合寫的“乳房癌肉瘤”的論文均作了刊登。1936年，楊簡在《醫育》雜誌上發表了題為“203例屍體解剖的死亡原因與氣候的關係”的論文。次年，樑伯強和楊筒又在《中華醫學雜誌》上發表了題為“廣東中國瓜仁蟲症(clonorchiasissinensis)的病理解剖研究”，並報道在該院的250例屍檢中，中國瓜仁蟲病(即肝吸蟲病)就佔了50%，可見肝吸蟲病在我國南方一帶流行之嚴重。1939年穀鏡汧隨上海醫學院遷校至昆明，他對地方性甲狀腺腫及克汀病做了許多研究。1942～1944年研究川南地區“痺病”是食鹽中硫酸鋇中毒所致。

20世紀40的年代，國內戰爭不斷，社會動盪不安，各醫學院校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生活環境受到嚴重影響，醫學科學研究也處在蕭條時期，根據1940年到1950年中華醫學雜誌的記載，有關病理學研究的論文發表甚少，其中最重要的是谷鏡汧參考1943年美國出版的“病理學最新進展”(RecentAdvanceinPathology)一文分別在1946～1949年的中華醫學雜誌上以“近十年來病理學之進步”為題，就“炎症”、“網內皮系”、“人工癌研究’、“僂麻質斯(或風溼病)之病原”、“高血壓症”、“流行性肝炎”等內容詳細介紹了國外的最新研究成果，頗為病理學界所注目。此外，許邦憲和吳光於1942年發表了題為“吾國血吸蟲之大概”(病理)的論文，1950年楊簡在上述雜誌上也發表了題為“癌瘤的脫落細胞學診斷法的檢討”、“腺癌鹼性磷酸酶和酸性磷酸酶的研究”等論文。

病理的發展與自然科學，特別是基礎科學的發展和技術進步有著密切的聯絡。當人們還只能依賴肉眼和簡單的放大鏡觀察事件時，便只能產生器官病理學;只有到了顯微鏡和細胞學問世之後，才有可能誕生了細胞病理學;而半個多世紀以來，由於電子顯微鏡技術、特別是20多年來一系列有關新方法新技術的相繼建立和細胞生物學、分子生物學、環境醫學以及現代免疫學、現代遺傳學等新興學科及其分支的迅速興起和發展，對醫學科學、也對病理學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帶來了新的動力。近年來，超微病理學(ultra-structuralpathology)包括分子病理學(molecularpathology)，以及分子免疫學(molecularimmunology)、分子遺傳學(moleculargenetics)等等新的邊緣學科和學科分支的建立，促使病理學已不僅從細胞和亞細胞水平，而且深入到從分子水平、從人類遺傳基因突變和染色體畸變等去認識有關疾病，研究疾病的起因和發病機制。現代遺傳病理學認為，在人類疾病中雖然只有一小部分具有明顯的遺傳特徵，但原則上幾乎所有疾病都受遺傳因素的影響。現代免疫病理學的研究則逐步闡明瞭許多長期以來未被認識的疾病的病因、發病機制及其本質，發現許多疾病的發生發展均與機體的免疫狀態密切相關。這些進展和發現，為許多疾病的防治開闢了新的前景。

中國病理在前輩病理學者奠定的堅實基礎上，經過新一代病理學者的努力，已有了長足的進步，在隊伍和條件的建設上得到了顯著的發展。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大國，疾病譜和疾病都具有自己的特點，開展好這方面的研究，不僅對中國醫學發展和疾病防治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同時也是對世界醫學的貢獻。面對這一任務，中國病理學的發展具有充分的現實條件和廣闊的前景。當前，我們既要面對現實，大力提倡和開展病理屍檢工作，充分利用中國充豐富的疾病材料“資源”，積極發展中國的人體病理學，也要充分利用各種途徑吸收世界上的新方法新技術，同時這要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開發和建立自己的新方法新技術，加強中國的實驗病理學研究，使中國病理學的發展跟上世界病理學發展的步伐，並在某些方面處於領先地位。這當是中國當代病理學者的責任和任務。

我國近代病理學自學科的確立至發展，無論在教學或研究方面均較落後，發展速度緩慢，但經過近半個世紀在老一輩的病理學家的努力下，為新中國建國後的病理學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