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傳統文化看榮辱觀的養成

中國人自古注重榮辱問題：“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在古代文獻中，有關榮辱觀的論述還是很豐富的。榮辱觀，就是怎樣看待榮與辱，以做怎樣的事為榮，以做怎樣的事為恥，有其鮮明的道德指向，實質上是價值觀問題。歷史上，最早意識到道德對於社會長治久安的重要性的是周公。商紂王以為自己的權力是天佑神授，所以為所欲為，暴虐無道。結果牧野之戰，頃刻覆亡。克商之後，鑑於殷商覆亡的教訓，作為政治家的周公，對商朝的政治做了歷史性的總結，認為商人覆亡的根本原因是失德，因而提出了把道德建設作為政權建設核心的主張。著名學者王國維先生說，周公綱紀天下的宗旨，是“納上下於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周公製作之本意，實在於此”；王先生還說：“周之制度、典禮，實皆為道德而設。”周公之後，德治問題成為孔子、孟子、荀子等知識精英討論得最多的問題之一。作為畢生崇尚道德、追求完美的君子，一生應該怎樣度過，怎樣趨榮避辱，怎樣對社會有所貢獻？他們的論述，我們今天讀來，依然富有啟示。

《管子·牧民》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維”的意思，大致與“綱”相同，所以古人經常“綱維”連用。社會的安定與進步，要靠道德的引領。禮、義、廉、恥，是道德的四大綱紀。人一生不做壞事，不是懾於法律，而是出於人的良知，當這樣的教育成為大眾的普遍意識之時，國家才會有長治久安。禮，就是人與人交往時的最合於道理的行為方式，所以《左傳》上說：“禮者，理也。”社會要走向和諧，就要克服混亂無序的狀態，人人懂得互相尊重、彼此謙讓，這就需要禮來引導。“義”，在先秦語彙中，是適宜、合理的意思。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簡解釋說：“義者，宜也。”人見到合理的事情，即使與自己沒有直接的關係，甚至很危險，也應該挺身而出，以維護公道，聲張正氣，即後人常說的“見義勇為”。“廉”，是廉潔。古代的士，都把清廉作為重要的操守來對待。清廉與否，是官聲好壞的主要指標。官員負有領導社會的責任，如果不能清廉自守，一心奉公，就會成為社會的蛀蟲，危害一方。“恥”，是恥辱、羞恥，孟子說人有四種善端，“羞惡之心”是其中之一，即對於害人、害己的壞事，有厭惡之心，羞於去做，哪怕打死也不能去做。這是有是非觀念的表現。在孔子的學說中，仁是最高境界。孔子提倡“仁”，仁者對大眾有強烈的愛心，對社會有至誠的關懷。人一生的榮辱，都與是否行仁密切相關。《孟子》中說：“仁則榮，不仁則辱”。可見，在孟子看來，榮辱是與道德相互依存的。道德高尚者，如孔子所說，“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有堅定的理念，為萬人所敬仰，自然會有榮光。即使在世時不得志，為權勢所壓抑，但也會有身後之榮。相反，悖逆仁道，多行不義，即使得逞於一時，但終究要受辱於世。榮辱與個人修養也有密切的關係，《論語·學而》說：“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誠信，有禮，自然就遠離恥辱了。反過來說，沒有信譽，無禮，當然要徒自取辱。

在儒家的學說中，榮辱貫穿於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比如，儒家提倡孝道，其中就滲透著榮辱的問題。如果做子女的在生活上能夠盡心照料父母，可是卻去做辱沒父母名聲的壞事，使父母蒙羞，這同樣被視為不孝。這是非常樸素的道理，因為自己的名聲是與父母、家庭不可分割的。《禮記·內則》說，“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意思是說，即使父母故去了，如果想做善事，想到這會給父母帶來好的名聲，就一定會去做。反之，如果想去做壞事，但想到會給父母帶來羞辱，就一定不會去做。在《禮記·祭義》裡，把“居處不莊，事君不忠，蒞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陣無勇”，都看作是“災及於親”、有辱於父母、有辱於門庭不孝行為。因此，無論何時何地、無論做什麼事，都要考慮是榮、是辱的後果，這是勸人向善的非常有效的方法。不同的身份，榮恥的內涵也是不同的，地位越高，相應的要求也越高。例如，對於政府官員來說，尸位素餐，就是恥辱。《論語·憲問》說，“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國家政治清明，你拿著俸祿；國家政治不清明，你不去努力改變它，照樣白吃俸祿，就是恥辱，因為你沒有社會責任心。《論語·泰伯》也有類似的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國家政治清明，政策很好，可是你不知努力，依然過著貧賤的生活，這是你的恥辱。相反，政治黑暗，你卻榮華富貴，這也是你的恥辱。此外，官員要忠於職守，要能出色完成任務。《論語·子路》說，子貢請教孔子：怎樣才能稱為“士”？孔子把“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作為士的條件之一。個人的榮辱，總是與祖國的榮辱息息相關的，因此，不使國家的聲譽受到影響，歷來是榮辱觀的重要內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