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簡介

侯仁之：我的歷史地理學之路

侯仁之，現年92歲。著名歷史地理學家。1940年畢業於燕京大學，獲碩士學位；1949年獲英國利物浦大學博士學位。他曾因掩護學生抗日，遭日寇逮捕；他奔走呼籲，為保護北京市的古城起源及新城市規劃做出了重要貢獻；他深入西北沙漠實地考察，為治理沙區提出了重要的科學依據；他被公認為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的開拓者，被譽為“中國最豐厚、最富有激情的地理學家之一”。

坐在侯先生古色古香的書房裡，聽他講述那塵封已久的往事，彷彿時光又回到了那久遠的歲月中……

侯老開門見山地對我說：有人說“從事地理地質工作是一件很艱苦的事，所以很多人都不願意學”，我不這樣認為。我曾經是地質地理系主任，主講歷史地理學，我沒有感覺到學生不願意學，我的學生都很好。歷史地理學麼，我說它是又古又今之學，它既要研究歷史上的古籍文獻，又要結合現代地理學的知識加以實地考察，是讀書加行路的一門學科。

研究地理要經常到野外去工作，這樣就要求必須有一個好的身體。實際上我小時候身體很不好，連續兩年都因為身體原因升不了學，後來父親就把我送到德州博文中學，那時我的一個堂兄侯成之，他是東吳大學體育系畢業的，就在博文中學教體育。博文中學是個教會學校，有很大的操場，包括籃球場、網球場、足球場。我父親就想讓我跟著堂兄把身體鍛鍊好。那時候，同學們下了課打籃球，都是自組陣容，由兩個同學挑選隊員，甲挑一個、乙挑一個……，每次挑到最後，總是沒人挑我，因為我太弱、太瘦小了。沒人挑我，我就自己繞著操場跑步，每天跑，堂兄也鼓勵我堅持下去。到了第二年春天，學校開運動會，同學們推舉我參加1500米的比賽，為班級爭分。比賽時，我跑了一段，回頭一看，一個人也沒有跟上來，我得了第一名。從那以後，身體就真的好起來了。考入燕京大學後，我還曾經是燕京大學5000米記錄的保持者，直到後來與北京大學合併後才由年輕學生打破記錄。“文革”的時候，我被送到江西鄱陽湖畔進行勞動，（他們）不允許我參加學習。我就利用別人學習的時間在外面跑步，冬天很冷的時候我也堅持跑。

侯仁之因護送學生抗日，遭日寇逮捕；罪名為“以心傳心，抗日反日”，後轉送日本軍事法庭候審。遲至1942年6月中，他被判以徒刑一年，緩刑三年，取保開釋，附加條件是“無遷居旅行自由，隨傳隨到。”

1932年我考入燕京大學，隨後的幾年裡，正是日寇入侵東三省之後又進一步向華北沿線推進之時。燕京大學因為是美國人開辦的教會學校，所以學校裡還可以正常教學。但師生的抗日活動卻在不斷地進行中。歷史系顧頡剛教授還組織編寫抗日救國的宣傳材料，學生中也不斷髮起支援長城沿線抗日將士的活動。“一二·九”學生運動中，燕京大學的學生起了領導作用，學校教師也對學生的愛國行動給予大力支援，外籍教師也是一樣，像寫了《西行漫記》的美籍新聞記者埃德加·斯諾當時在燕京大學新聞系兼任講師。此後，斯諾前往延安，寫出了他那部非常著名的、影響甚廣的《西行漫記》。

1940年夏，我研究生畢業留校，司徒雷登校長約我談話，當時的情景我記得很清楚。他的辦公室在辦公樓一樓，他說：“侯仁之，你在學校是本科生又是研究生已經有八年時間了，現在學生中遇到很多問題，北平淪陷了……”，他要我在教課之外再兼管學生工作。因為當時有的學生家庭遭受戰火影響，經濟困難；有的學生則想到抗日根據地去等等，這些都需要有人來關心和幫助。司徒校長選中我，大概是因為我在校做學生已有8年時間，比較瞭解學生的情況吧。司徒校長找我談了後，我很著急，因為我下半年還要教課，於是我就去找了我的老師洪煨蓮先生。煨蓮師給了我一個很好的建議，他說校長找你，肯定有它的道理，你一個人是忙不過來的，最好組織個委員會……。最後司徒校長決定成立一個“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我任副主席，主席則由深受學生尊敬的一個外籍教師夏仁德教授擔任。我的主要工作，是幫助那些要投身到抗敵救國鬥爭中去的學生前往解放區，包括聯絡路線等等。當時我是通過一位以研究生名義留校進行地下工作的黨員陳杰把同學們送往解放區的，我把要去解放區的同學介紹給他，由他聯絡前往。我以學生輔導委員會副主席的身份，掩護這些學生分批離校。

當時我在教學之外，正在趕寫一篇學術論文，是關於北京古河流的研究，題目是“北京金水河考”。一天早上，我剛寫完開頭的一部分，日寇就前來逮捕我，連同我的草稿和參考用的地圖，一齊帶往日本憲兵隊本部。那時我的老師洪煨蓮先生還有其他燕京大學的師生也被關押在那裡。

到了日本憲兵隊，我就被帶到地下室，記得兩邊都是欄杆，一開門就咣鐺鐺的響。走到一處鐵門前，他們咣鐺把門踹開，讓我鑽進去。我鑽進去一看，裡面還有一個人，他就是後來有名的電影表演藝術家孫道臨，當時他的名字叫孫以亮，是燕京大學話劇團的主要成員，因為演出有抗日色彩的話劇而被捕。他的哥哥孫以寬就是在燕京大學化學系畢業後，由我出面與地下黨聯絡，掩護其前往太行山區支援北方抗日大學的。

說起來那真是一段讓人難以忘懷的往事。我記得每天晚上，我們躺在硬地板上，徹夜長談黃河文化，我講對《黃河大合唱》的熱愛；講黃河的故事；講救災於黃河的民族英雄；講我將來要寫《黃河傳》……。因為在我被捕之前不久，燕京大學剛好買了一批英文書，其中就有著名傳記作家路德維希(emilludwig)寫的《尼羅河傳》，深深地觸動了我，我想黃河的影響比尼羅河還要重要啊，為什麼不寫一本《黃河傳》呢？我也就想寫一本有關黃河的傳記。

因為日寇對我送學生去解放區參加抗日一事，一無所知，遂以“以心傳心，抗日反日”的所謂“罪名”將我轉送日本軍事法庭候審。拖至1942年6月中，對我判以徒刑一年，緩刑三年，取保開釋，附加條件是“無遷居旅行自由，隨傳隨到。”出獄後，我連夜趕到岳母家，當時我的愛人和孩子都住在岳母家，那時我們的孩子已經降生半年多了。我透過門縫，看見裡面的已經入睡的妻、子，禁不住悲喜交加。

新中國建國之後，全國高校進行院系調整，北京大學和燕京大學合併為北京大學。隨後廣州的中山大學和嶺南大學合併，教育部派了一個工作隊，十個人，我也是工作隊成員之一。途經武漢的時候，當地院校的一位校長站到我面前說：“侯先生，您還認識我嗎？我是陳晶然啊。”他就是我當年送到解放區的學生之一，他到解放區後改名為陶軍，入了黨、做了幹部，和鄧拓是好朋友。

侯仁之1946年留學英國利物浦大學，1949年獲博士學位；並於同年9月底在地下黨組織的幫助下取道香港回國；回國後第三天即參加了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此後，侯仁之以北大地質地理係為基地，不斷探索新的歷史地理學研究，拓展了學科視野。

我是怎麼喜歡上歷史地理學的？這就說來話長了。當年我考入燕京大學歷史系不久，我的老師洪煨蓮先生關於勺園研究的重要著作《勺園圖考錄》出版了，裡面收錄了晚明以來勺園主人米萬鍾家事以及描述勺園景物的詩文記載，並且進行了勺園故址及其地理位置的考證。看了那個圖後，引發了我對地理考證的興趣，我也開始了對學校周圍諸名園進行考查，先是圓明園、頤和園、然後一直到西山。那時校園周圍一片荒涼，特別是圓明園雜草叢生、荒蕪人煙。我考察了包括河湖水系、地形變化等等一系列的問題，引發了我考察北京西北郊區歷史上著名園林區的興趣，進而擴大到對整個北京地區地理地貌的興趣。再後來就是顧頡剛先生開了一門叫做“古蹟古物調查實習”的課，我是他的助教，需要提前整理好相關資料發給同學做參考，在收集、查閱資料的過程中，一步一步地引發了我對研究北京歷史地理的興趣。

後來我知道了煨蓮師的弟弟在清華教地理學，他是從法國留學回來的，我就想轉學到清華去學地理。煨蓮師不同意，但他看出了我的興趣已經轉到歷史地理學上來了，他就對我說：“你不必去清華，讓他來給你講課……”有一天一大早，煨蓮師打電話給我，叫我去他家。一般他都是下午會客，而且他的書房從來不讓旁人進去，可那天上午他卻破例把我叫進書房，見我的第一句話就說：“擇校不如投師，投師要投名師。”什麼意思呢？因為他當時送了幾位學生去了哈佛大學，哈佛雖然是名校，但它沒有地理系，英國利物浦大學雖然不如哈佛那樣有名，但它有地理系，而且還有像羅士培教授那樣的地理學大師。煨蓮師發現了我的興趣所在，他要送我去英國利物浦大學，只可惜後來歐戰爆發，未能成行，等到日本投降以後我才去的。

以前雖然中國也有歷史地理這個名稱，但主要是研究疆域變遷、地界變化。沒有講一個城市為什麼成長起來？有什麼條件使它在這兒、而不是在別的地方成長？在成長的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是怎麼解決的？比如水源的問題、南北交通怎麼解決？一個城市的成長是受很多地理條件的約束的……。我學到了很多觀念上的東西，使我終生受益。

侯仁之的重要貢獻之一是將中國城市歷史地理的研究推向新階段。他以現代地理學的觀察角度揭示了北京城起源、發展、歷久不衰的深刻地理原因，揭示出中國古代帝王都城建設中深厚的意識形態背景。

北京城最初的名稱叫做薊。為什麼叫薊呢，因為在薊城的西北角，有一個高丘，叫薊丘，城就因為薊丘的“薊”而得名。古代的城市，像魯國的曲阜等平原城市，多是以高丘的地理位置建城。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在他的名著《水經注》中有過“薊”的記載。公元938年，遼朝在這裡建立了陪都，改稱南京，也叫燕京。那麼北京城為什麼能夠在這裡成長呢，因為薊城的上游有一個湖叫西湖，也就是現在的蓮花池，它解決了一個城市的成長所必須解決的水的問題，也就是說蓮花池是北京城的發源地。北京城是靠著一個丘、一個湖才成長起來的，它距今大約已有3000多年的歷史了。

有人會問北京不是有一條永定河嗎？為什麼它不在永定河附近建城？確實，世界上很多有名的城市就是在河流渡口上成長的。比如說英國倫敦的起源，南來北往都要經過倫敦橋，所以它就成長起來了。而北京為什麼沒有在永定河的渡口上成長起來，原因就是我國華北地區降水的特點，冬天天寒地凍，降水稀少，夏天又常常暴雨成災，河水氾濫，渡口常常受到威脅，無法建城。因此就來到了薊丘，又利用了蓮花池的水。所以這個蓮花池意義非常重大，可以說沒有蓮花池就沒有了最初的北京城。

建國十週年的時候，中央考慮在老北京站以西大約8公里的地方再建立一個新的大型車站，成為北京的新大門，號稱“京門”。當時選址的時候，曾考慮到蓮花池遺蹟，那時它已經水源減少、湖水乾枯，地勢又較低，也沒有搬拆遷問題，既節約經費又可以馬上開工。我知道了以後，堅決反對。北京是靠著一個薊丘、一個西湖（蓮花池）才成長起來的，作為北京歷史上城內、城外水源的起點，它是研究古代北京水系變遷和金中都城位置、地貌等歷史地理方面的重要物證。這不是一般的古蹟，它對於北京有著重要的意義。因此我就寫報告，提出我的建議，呼籲要完整儲存北京古蹟。市領導非常重視，經過規劃建設，現在西客站就建在了蓮花池的東北岸上，蓮花池也整治修復、疏浚通水，是一處有著歷史淵源的自然風景。人們一下火車，不僅感受到新時代雄偉壯觀的“京門”——西客站，還能追根溯源至北京城的起源，多有意義啊！（侯仁之、梅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