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的詩詞《賈生》鑑賞

《賈生》

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

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鑑賞】

賈誼被貶長沙，久已成為詩人們抒寫不遇之感的熟濫題材。《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載：“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剛舉行過祭祀，接受神的福佑)，坐宣室(未央宮前殿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在坐席上移膝靠近對方)。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作者卻獨闢蹊徑，特意選取賈誼自長沙召回，宣室夜對的情節作為詩材。在一般封建文人心目中，這大概是值得大加渲染的君臣遇合盛事。但詩人卻獨具慧眼，抓住不為人們所注意的“問鬼神”之事，諷刺晚唐幻想成仙、荒於政事的帝王。詩歌欲抑先揚，發出了一段新警透闢、發人深省的議論。

“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前幅純從正面著筆，絲毫不露貶意。首句特標“求”“訪”，彷彿熱烈頌揚文帝求賢意願之切、之殷，待賢態度之誠、之謙。“求賢”而至“訪逐臣”，更可見其網羅賢才已達到“野無遺賢”的程度。次句隱括漢文帝對賈誼的推服讚歎之詞。“才調”，兼包才能風調，與“更無倫”的讚歎配合，側面烘托出賈誼少年才俊、議論風發、華採照人的精神風貌，詩的形象感和詠歎的情調也就自然地顯示出來。這兩句，由“求”而“訪”而贊，層層遞進，表現了文帝對賈誼的推服器重。如果不看下文，幾乎會誤認為這是一篇聖主求賢頌。其實，這正是作者故弄狡獪之處。

第三句承轉交錯，是全詩樞紐。承，即所謂“夜半前席”，把漢文帝當時那種虛心垂詢、凝神傾聽，以至於“不自知膝之前於席”的情狀描繪得惟妙惟肖，使歷史陳跡變成了充滿生活氣息、鮮明可觸的畫面。這種善於選取典型細節，善於“從小物寄慨”的藝術手段，正是李商隱詠史詩的過人之處。通過這個生動的細節的渲染，才把由“求”而“訪”而讚的那架“重賢”的雲梯升到了處;而轉，也就在這高潮中開始。不過，它並不露筋突骨，硬轉逆折，而是用詠歎之筆輕輕撥轉——在“夜半虛前席”前加上“可憐”兩字。可憐，即可惜。不用感情色彩強烈的“可悲”“可嘆”一類詞語，只說“可憐”，一方面是為末句——一篇之警策預留地步;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在這裡貌似輕描淡寫的“可憐”，比劍拔弩張的“可悲”“可嘆”更為含蘊，更耐人尋味。彷彿給文帝留有餘地，其實卻隱含著冷雋的嘲諷，可謂似輕而實重。“可憐”與“虛”連用，增強語氣，雖只輕輕一點，卻使讀者對漢文帝“夜半前席”的重賢姿態從根本上產生了懷疑，可謂舉重而若輕。詩人引而不發，並未點出其原因，給讀者留下了懸念，詩也就顯出跌宕波折的情致，而不是一瀉無餘。這一句承轉交錯的藝術處理，精煉自然，渾然無跡。

末句方引滿而發，緊承“可憐”與“虛”，一語中的——“不問蒼生問鬼神”。鄭重求賢，虛心垂詢，推重歎服，乃至“夜半前席”，不是為了詢求治國安民之道，卻是為了“問鬼神”的本原問題。詩人仍只點破而不說盡——通過“問”與“不問”的對照，讓讀者自己對此得出應有的結論。詩人同時抓住“虛前席”“問鬼神”這兩處細節，借題發揮，在議論中把諷刺君王昏聵棄賢和傷嘆賢士懷才不遇兩方面的意蘊融於一篇，足見其思想深刻、構思新穎。

擴充套件閱讀：文學成就

李商隱的詩歌流傳下來的約600首，其中以直接方式觸及時政題材的佔了相當比重。李商隱的詠史詩有很高的成就。它們絕不是“發思古之幽情”的無病呻吟，也不同於前人那些託古以述懷的詩篇，而是著眼於借鑑歷史的經驗教訓來指陳政事、譏評時世加以補充發揮，使詠史成為政治詩的一種特殊形式。無題詩是李商隱獨具一格的創造。它們大多以男女愛情相思為題材，意境要眇，情思宛轉，辭藻精麗，聲調和美且能疏密相間，讀來令人迴腸蕩氣。幼年的環境和所受的教育使李商隱的世界觀基本上屬於儒家體系，其人生態度是積極入世、渴望有所作為的。同時，他頗能獨立思考，很早便對“學道必求古，為文必有師法”的說教不以為然，甚至萌生出“孔氏於道德仁義外有何物”這樣大膽的想法。在詩歌創作上，他起初醉心於李賀奇崛幽峭的風格和南朝輕倩流麗的詩體，曾仿照它們寫了許多歌唱愛情的詩篇，如《燕臺》、《河陽》、《河內》等。待屢次下第和被人譖毀的遭際向他顯示了人生道路的崎嶇不平，他的詩便開始表現出憤懣不平之氣和對社會的某些批判。大和末，甘露之變以血淋淋的現實開啟他的眼界，使他在思想上和創作上都大進一步。這時他寫的《有感二首》、《重有感》等詩，批判腐朽政治已相當深刻有力。

作為一個關心政治的知識分子，李商隱寫了大量這方面的詩歌，留存下來的約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韓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韻》、《隨師東》、《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較重要的作品。李商隱早期的政治詩指陳時局，語氣嚴厲悲憤，又含有自我期許的意味，很能反應他當時的心態。在關於政治和社會內容的詩歌中，借用歷史題材反映對當代社會的意見，是李商隱此類詩歌的一個特色。《富平少侯》、《北齊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擴充套件閱讀：李商隱詩歌特點

李商隱詩歌成就的是近體詩，尤其是七言律絕。他是繼杜甫之後，唐代七律發展的第二座里程碑。

李商隱繼承了杜甫七律錘鍊謹嚴、沉鬱頓挫的特色，又融合了齊樑詩的濃豔色彩、李賀詩的幻想象徵手法，形成了深情綿邈、綺麗精工的獨特風格。如《重過聖女祠》借愛情遇合，於寫景中融合比興象徵，寄寓困頓失意的身世之感；《春雨》將李賀古體詩的奇豔移入律詩，語言綺麗而對仗工整，音律圓美婉轉，意象極美。但他的詩中因愛用僻典，詩的整體意旨往往隱晦。其次，李商隱將人生慨嘆的抒寫向更深細隱晦方面發展，善於用豔麗精工的藝術形式表達惆悵落寞的情緒，詩中充滿了迷茫與悲涼的體驗，作品深婉精麗、韻味深厚，“近而不浮，遠而不盡”，富有象徵暗示色彩，有一種朦朧美。如《錦瑟》，關於其詩意，歷來眾說紛紜：有悼亡說、寄託說、戀情說、聽瑟曲說、編集自序說、自傷身世說等多種解釋，表達幽微深遠，具有朦朧美。再次，他的詩歌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其心靈的象徵，是一種純屬主觀的生命體驗的表現。李商隱的七絕如《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袞》、《夜雨寄北》、《夕陽樓》等，較多抒寫身世之感，感情細膩，意境婉約，詩中貫穿著身世和時世的悲感，具有沉痛悽切的抑鬱情調和憂傷美，在藝術上更是細美憂約、沉博絕麗，在精工富麗的辭藻中，朦朧含蓄地表達自己的情思，成為傷感唯美文學的典型。

李商隱的詩歌有廣泛的師承。他悲愴哀怨的情思和香草美人的寄託手法源於屈原，他詩歌意旨的遙深、歸趣難求的風格與阮籍有相通之處。杜甫詩歌憂國憂民的精神、沉鬱頓挫的風格，齊樑詩歌的精工豔麗以及李賀詩歌的幽約奇麗的象徵手法和風格都影響了李商隱。李商隱的一些長篇古體，雄放奇崛又近於韓愈；他還有少數詩歌清新流麗、純用白描，脫胎於六朝民歌。李商隱善熔百家於一爐，故能自成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