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睡醒後的早晨都當成一件禮物
文/貝聿銘
我17歲就到美國賓州大學攻讀建築學專業,後轉學麻省理工學院,一直成績優秀,所以1945年尚未獲得碩士學位,就被哈佛設計院聘為講師。31歲時我做了一個讓人驚訝的選擇:離開哈佛,到一家房地產公司去工作。因為覺得學校裡不夠自由,希望能學點新的東西。當時的公司負責人對我很信任,眼光長遠,能給我一點自由,讓我自己開展工作。
當時紐約最具有吸引力的建設專案是對一些廉價的房屋利用開發,我說服上司,創造性地用水泥牆代替了磚塊牆,採用舷窗式的窗戶來擴大屋子的空間,改善採光,並在樓與樓之間留下空地作為公園。這次設計思路改變了部分市民的生活環境,當時得到了一個稱號,——人民的設計師。
正在叫好的時候,我再次做出選擇,離開房地產公司去發展,因為那裡還不夠自由,尤其是發展建築構思非常困難。那時候有25人跟著我做,我要退出,這25人怎麼辦?只好帶著這25人一起走,責任非常重大。有人說一個設計師的命運75%來自他招攬生意的能力,我不同意。建築師不能對人說:“請我吧!”自己的實力是最好的說服工具。怎麼表現自己的實力?要敢於選擇,敢於放棄,決定了的事情,要有信心進行下去。
64歲,我被法國總統密特朗邀請參加盧浮宮重建,併為盧浮宮設計了一座全新的金字塔。當時法國人非常不滿,說我會毀了“法國美人”的容貌。當時的確有壓力,我面對的是優越感極為強烈的法國人,而且盧浮宮舉世聞名。不過做事情最重要的是要有十足的信心,必須相信自己,把各種非議和懷疑拋諸腦後。旁人接受我與否不是最重要的,我得首先接受自己。總而言之,建築設計師必須有自己的風格和主見,隨波逐流就肯定被歷史淹沒了。
後來金字塔獲得了巨大成功,改建之後參觀的人數比之前翻了一倍,法國人稱讚“金字塔是盧浮宮裡飛來的一顆巨大的寶石”。那天記者採訪我,我仍然保持一貫的低姿態說:“謙恭並不表示我有絲毫的妥協,妥協就是投降。”這麼多年,我敢說,我和我的建築都像竹子,再大的風雨,也只是彎彎腰而已。
我生在中國,長在中國,17歲赴美國求學,之後在大洋彼岸成家立業。20世紀70年代初,我首次回到闊別40年的中國探親觀光,心中無限感慨。中國就在我血統裡面,不管到那裡生活,我的根還是中國的根。我至今能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平時的衣著打扮,仍然保持著中國的傳統特色。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建築不是服裝,可以趕時髦,建起來以後不能說明年不流行了就立刻拆掉。我從來不趕時髦,你問美法兩國的建築師,他們都知道我比較保守;但我也從來不把自己定位於古典或現代派。還有人稱我是現代主義大師,相當多的作品都是西式建築,但在設計方面我力爭把古典和現代相結合,並摸索新路改進自己的風格。很多人對此不習慣,不接受。大多數人都喜歡守舊,覺得以前的很好,為什麼要改呢?
我曾受邀在日本東京的靜修中心建造一個宗教的鐘塔,這座鐘塔的形狀很像日本的一種傳統樂器:底部是方的,往上逐漸變平變扁,越往頂端越鋒利,日本人很喜歡。後來再次邀請我為博物館作設計。博物館的館址被選在偏遠的山上。當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讀過一箇中國故事叫《桃花源記》,很羨慕那種世外桃源的感覺。日本人知道這個故事,都說要是能把博物館做成那種感覺就好了。博物館選在山上,在山上修了一座橋,穿過山谷通向博物館。日本人非常接受這個設計。
我用自己的方式銓釋建築,註釋人生。真正想賺錢的業主不會請我,真正有眼光的人並不多,評論並不是最重要的,要堅持走自己的路。
我從不緬懷過去,而是專注於現在。我把每個睡醒後的早晨都當成一件禮物,因為這表示還有一天可以工作。
人生並不長,我的原則是,只做自己認為是美麗的事,創造出有震驚效果的美感。
在我的幾十件作品中,博物館的專案佔到很大的比重。我希望博物館在人們的生活當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也就是擔負起自己的一份文化責任感。我尤其喜歡年輕人來看我的博物館,人越多我越是開心,所以我常常到以前做過的博物館溜達,看看觀眾裡面年輕人多不多,因為將來是他們的世界。我一直盡力保持活力。在紐約,人們常常看到我像青年人一樣敏捷地衝過第57街,趕著回家。
去年,我86歲,把自己的“封刀之作”選在蘇州,想用全新的材料,在蘇州三個古典園林——拙政園、獅子林和忠王府旁邊修一座現代化的博物館,設計方案一出臺,又引起了各界的強烈爭論。很多人認為,這座全新的博物館將破壞原有建築的和諧,損害這些古建築的真實和完整,但這不能改變我的設計初衷。蘇州博物館真正呈現在世人面前時,我想他們會理解並喜歡的。那不僅是人們對貝氏建築光環的追逐,而且是一個建築師在年近90歲的一份認真、執著和創新。會給他們一份滿意的答案。
沒有人能永遠風光,但建築是悠久的,最要緊的是看你的工作如何,工作能否存在,50年以後,100年以後……任何名份都會隨時間流逝,真正留下的只有建築本身。
文/貝聿銘
我17歲就到美國賓州大學攻讀建築學專業,後轉學麻省理工學院,一直成績優秀,所以1945年尚未獲得碩士學位,就被哈佛設計院聘為講師。31歲時我做了一個讓人驚訝的選擇:離開哈佛,到一家房地產公司去工作。因為覺得學校裡不夠自由,希望能學點新的東西。當時的公司負責人對我很信任,眼光長遠,能給我一點自由,讓我自己開展工作。
當時紐約最具有吸引力的建設專案是對一些廉價的房屋利用開發,我說服上司,創造性地用水泥牆代替了磚塊牆,採用舷窗式的窗戶來擴大屋子的空間,改善採光,並在樓與樓之間留下空地作為公園。這次設計思路改變了部分市民的生活環境,當時得到了一個稱號,——人民的設計師。
正在叫好的時候,我再次做出選擇,離開房地產公司去發展,因為那裡還不夠自由,尤其是發展建築構思非常困難。那時候有25人跟著我做,我要退出,這25人怎麼辦?只好帶著這25人一起走,責任非常重大。有人說一個設計師的命運75%來自他招攬生意的能力,我不同意。建築師不能對人說:“請我吧!”自己的實力是最好的說服工具。怎麼表現自己的實力?要敢於選擇,敢於放棄,決定了的事情,要有信心進行下去。
64歲,我被法國總統密特朗邀請參加盧浮宮重建,併為盧浮宮設計了一座全新的金字塔。當時法國人非常不滿,說我會毀了“法國美人”的容貌。當時的確有壓力,我面對的是優越感極為強烈的法國人,而且盧浮宮舉世聞名。不過做事情最重要的是要有十足的信心,必須相信自己,把各種非議和懷疑拋諸腦後。旁人接受我與否不是最重要的,我得首先接受自己。總而言之,建築設計師必須有自己的風格和主見,隨波逐流就肯定被歷史淹沒了。
後來金字塔獲得了巨大成功,改建之後參觀的人數比之前翻了一倍,法國人稱讚“金字塔是盧浮宮裡飛來的一顆巨大的寶石”。那天記者採訪我,我仍然保持一貫的低姿態說:“謙恭並不表示我有絲毫的妥協,妥協就是投降。”這麼多年,我敢說,我和我的建築都像竹子,再大的風雨,也只是彎彎腰而已。
我生在中國,長在中國,17歲赴美國求學,之後在大洋彼岸成家立業。20世紀70年代初,我首次回到闊別40年的中國探親觀光,心中無限感慨。中國就在我血統裡面,不管到那裡生活,我的根還是中國的根。我至今能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平時的衣著打扮,仍然保持著中國的傳統特色。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建築不是服裝,可以趕時髦,建起來以後不能說明年不流行了就立刻拆掉。我從來不趕時髦,你問美法兩國的建築師,他們都知道我比較保守;但我也從來不把自己定位於古典或現代派。還有人稱我是現代主義大師,相當多的作品都是西式建築,但在設計方面我力爭把古典和現代相結合,並摸索新路改進自己的風格。很多人對此不習慣,不接受。大多數人都喜歡守舊,覺得以前的很好,為什麼要改呢?
我曾受邀在日本東京的靜修中心建造一個宗教的鐘塔,這座鐘塔的形狀很像日本的一種傳統樂器:底部是方的,往上逐漸變平變扁,越往頂端越鋒利,日本人很喜歡。後來再次邀請我為博物館作設計。博物館的館址被選在偏遠的山上。當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讀過一箇中國故事叫《桃花源記》,很羨慕那種世外桃源的感覺。日本人知道這個故事,都說要是能把博物館做成那種感覺就好了。博物館選在山上,在山上修了一座橋,穿過山谷通向博物館。日本人非常接受這個設計。
我用自己的方式銓釋建築,註釋人生。真正想賺錢的業主不會請我,真正有眼光的人並不多,評論並不是最重要的,要堅持走自己的路。
我從不緬懷過去,而是專注於現在。我把每個睡醒後的早晨都當成一件禮物,因為這表示還有一天可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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