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感人故事

觀古往今來,歷史故事一直是承接歷史展望未來的橋樑,下面這些是小編為大家推薦的幾篇抗戰時期的感人故事。

抗戰時期的感人故事1：唯一要殺光日本人的中國將軍

他是抗日戰場真正的戰神，他曾送給侵華日軍“前所未有的傷亡與恥辱“，他是唯一敢威脅日軍，要把平津一帶的日本人殺光的中國將軍。

他叫趙登禹，1937年7月28日戰死北平南苑。為了紀念他，北京從此有了一條趙登禹路。

同一日，與趙登禹情同兄弟的二十九軍中將副軍長佟麟閣也戰死南苑，於是，又有了一條佟麟閣路。

3年後，原二十九軍第三十八師師長，已升任第三十三集團軍中將總司令的張自忠戰死襄河，這樣，北京有了第三條用人名命名的道路——張自忠路。至今，北京以人名命名的街道，僅此三條。

今陶然亭公園西側的龍泉衚衕，那時有座龍泉寺，以辦理慈善教育而著稱，舊址即今陶然亭國小。崇敬抗日英烈的老方丈，帶領4名僧人，連夜出城在高粱地中尋得將軍遺體，抬回龍泉寺裝殮。為避開日寇耳目，將靈柩隱藏在寺中8年之久。抗戰勝利之後，年僅10歲的趙學芬去龍泉寺祭奠時，老方丈安慰她說：“將軍沒有走，我常在夜間聽到將軍喊口令操練士兵。”

因趙登禹生前說過“軍人抗戰有死無生，盧溝橋就是我們的墳墓”這樣的誓言，1946年7月28日中山公園公祭大會之後，趙將軍靈柩於次日由龍泉寺起靈，運至盧溝橋以東2公里處的西道口山坡上安葬。

1946年11月25日，當時的北平市長何思源(山東菏澤人)簽發了《府祕字第729號訓令》，將市區三條道路命名為趙登禹路、佟麟閣路、張自忠路，以紀念抗日英烈。新中國成立後，保留了這三處地名，並沿用至今。

1952年6月11日，經馮玉祥夫人、衛生部長李德全提議，毛澤東主席為趙登禹親屬簽發了《北京字第捌拾號革命犧牲軍人家屬光榮紀念證》。

文化大革命期間，趙登禹烈士的墓被紅衛兵挖開，欲盜取“金銀財寶”，一無所得後，砸墓而去，烈士屍骨無存。

趙登禹趙登禹趙登禹墓於1980年重建於盧溝橋城東關文子山，墓碑正面鐫刻著："抗日烈士趙登禹將軍之墓(1898-1937)"。

1980年至20xx年，北京市和豐臺區政府又三次為趙登禹烈士墓整休擴建和立碑，並列為重點烈士紀念建築保護單位。

趙登禹烈士墓，緊臨著京廣鐵路西道口鐵路橋，每天迎送著過往的列車，就像仍在守護著北京的大門。

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日軍鈴木師團在得到熱河後，繼續尾追我撤退部隊，向長城羅文峪口和喜峰口前進。

正當長城各口險象環生的時候，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正奉任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在他的部隊尚未全部進入察哈爾之時，蔣介石將該部調往喜峰口，增援羅文峪口。此時趙登禹奉命率該旅所轄的二一七、二一八兩個團從遵化經三屯營向喜峰口急進防堵，僅一天工夫，跑了一百七十里，在日落前，先敵一步跑到了喜峰口。趙登禹尚未部署完畢，日軍第八師團即開始進攻。趙登禹臨危不懼，沉著冷靜，他把王長海的二一七團派到第一線，搶佔喜峰口兩翼長城一線，把二一八團和特務營佈置在第二線。日寇炮空聯合，掩護步兵衝鋒，我部利用有利地勢，以猛烈的近戰火力，迭次殲敵於陣地前。我部戰士懷著對侵略者的深仇大恨，掄起大刀，與敵肉搏，迫使敵退一千多公尺。

敵我雙方重新整理和部署，相持整整一夜。第二天拂曉日軍又開始進攻，先是三架敵機輪番俯衝掃射，轟炸我長城一線和撒河橋之間的二線陣地，而後敵炮又集中火力摧毀我用麻袋堵塞的工事二十多米，第三營營長過家芳率部與敵衝鋒部隊展嚴肉搏，官兵傷亡過半。我部陣地雖居高臨下，但地形陡峭，增援不易，遂轉入預備陣地，與敵對擊。這次戰鬥由於敵炮猛烈，我部官兵傷亡慘重，趙登禹旅長腿部亦中敵彈。他包紮好傷口後，立即在陣地上召集營以上幹部會議。趙登禹簡要地分析了兩日戰況後，提出出敵不意，於當夜繞至敵後襲擊的方案。他沉痛地說：“抗日救國，乃軍人天職，養兵千日，報國時至。只有不怕犧牲，才能救亡。大家要保持我西北軍的優良傳統，為先我犧牲的官兵復仇!”與會者經過兩晝夜的苦戰，均已極度睏乏，但聽了趙旅長的動員後，頓時振作起來，都紛紛舉手，含淚表決心，堅決執行襲敵方案，予敵寇以殲滅性打擊。

會後，按戰略部署，由一一○旅(旅長王治邦)接替喜峰口正面陣地，趙登禹率一○九旅利用夜間由潘家口、藍旗等地繞至敵後，襲敵炮兵陣地，戰鬥打響後，喜峰口正面的一一○旅，立即出擊，打通正面，與一○九旅兩面夾擊敵人。趙登禹命令部隊稍事休息，準備夜戰，又命王長海團組織一支五百多人的敢死隊，為夜襲的先鋒隊。夜八時，趙登禹率全旅兩千人渡過灤河，繞到敵營之後。時屆深夜，正當敵寇酣睡之際，我敢死隊首先闖入敵營，如天兵而降，抽出紅纓大刀，趁月黑風高，逢敵便砍，日軍在倉皇中來不及著衣，即作了長城外的無頭野鬼。各營戰士緊跟敢死隊之後，懷著仇恨的烈火，猛殺猛砍。過家芳營士兵首砍敵炮兵大佐於酣夢之中，並取其圖囊，搜出日軍侵犯我長城一帶兵力配備詳圖。此役，斃敵約三百餘，破壞了敵炮十八門，我部亦傷亡二百餘人。駐守喜峰口、羅文峪口(劉汝明的一四三師)和義院口(張自忠的三十八師)的其他部隊，聽到趙登禹旅得勝的喜訊，立即出動，把侵犯的日軍殺得血流成河，屍積如山。同時，商震、關麟徵兩部，抄敵人後路，也收復了冷口。

二十九軍威名自此揚名字內，很多國際友人都認為這次勝利是個奇蹟，任何一國軍隊都無法追及，“中國不會亡”的原因就在於此。日軍在退回承德後追悼陣亡將士時宣稱，這是日本軍侵華以來，“前所未有的傷亡與恥辱。”國民政府向宋哲元軍長、劉汝明副軍長(兼一四三師師長)、秦德純參謀長和趙登禹旅長等頒發了青天白日勳章。

一九三五年，一三二師駐防北平南苑，所屬二一七團駐十四營房，其第一營負責監視敵人的武器庫。庫內有日軍飛機並駐有日軍一個排。日寇恃強，不准我軍民通過該地，引起一營官兵的義憤。趙登禹師長得知即派一個連包圍日寇機庫，不許日軍出入，經過幾次談判，直至日寇守軍排長道歉，保證不再發生無理阻攔軍民通過始止。

一九三六年夏，第二十九軍政治部主任宣介溪先生突然被日本人抓去。

趙登禹、馮治安(三十六師師長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劉汝明(一四三師師長兼察哈爾省政府主席)等在北平住所議論：“日本鬼子竟敢擅自抓我們的高階將領，對我們侮辱太甚，不能示弱甘休。”於是將負責中日傳話的陳某(親日派)叫來，問明情況。陳某說，日本人說宣主任是中央派來的，是給中央打報告的……馮治安當即反駁說：“他(指宣)是中央派的，我們哪個不是中央派來的?他向中央打報告，我們不也是向中央打報告嗎?竟敢擅自抓我們的高階將領，真是豈有此理!”

趙登禹憤怒地對陳某說：“限你們兩個小時以內，好好地把入送回。超過時限，我們就幹啦!先把平津一帶的日本人殺光再說!”馮治安和趙登禹都氣憤地拿起電話向部下發布命令，馮命他的參謀長，趙令他的副師長，命令駐平津一帶的部隊，兩小時內完成作戰準備，待命行動。此時，陳某被嚇得臉色蒼白、呆若木雞，竟不知所措。劉汝明對陳說：“你馬上去和日本人交涉!”陳倉皇地去找日本人，不久，日本人將宣介溪送回，並向二十九軍表示，此次抓人純系誤會，還假惺惺地道了歉。

抗戰時期的感人故事2:500敢死隊不帶槍衝敵營

鮑鴻海曾是原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二十七師的一名文書，參加過著名的臺兒莊戰役等。戰爭使他的耳朵受到損傷，聽力一直不好。80歲的老伴兒李偉珍坐在丈夫身邊，時不時伏到他耳邊說話，充當“翻譯”。兩個人攜手走過了六十多個年頭，甘苦與共。

鮑鴻海還能清楚地回憶起臺兒莊戰役的一些情景。“白天陣地丟了，晚上我們就再去奪回來。夜裡敵人的大炮、飛機使不上，我們肉搏，連長死了排長補上，排長死了班長補上。送飯的、炊事班的、通訊班的都用上了。”

老兵每說一段都會停下來沉默好久，雙目下垂，陷入深深的思考。象徵榮譽的勳章靜靜地躺在茶几上，歷史的時鐘滴答滴答迴響，彷彿濃縮進了數十年時光。

“500個敢死隊隊員揹著大刀，每人配備了兩個手榴彈，連槍都沒帶就衝進敵營，最終奪回了東門。我聽說最後只剩幾十人。”鮑鴻海說，他的聲音有些顫抖。

客廳裡掛著的“抗日英雄，民族脊樑”幾個字是老兵一生最好的寫照。鮑鴻海的大兒子鮑玉龍說，父親的三個哥哥都參加過抗戰，全部犧牲在戰場上，除了自己，他沒有對任何人說起過。

銅川市耀州區孫塬鎮寶劍村的一個普通農家小院裡，掛滿了耙子、鐵鍬等各種農具。一位鬍子花白的老人坐在藤椅上，飽經風霜的臉上佈滿了深深的皺紋，眼睛卻很有神。

90歲的抗戰老兵文生明還能記起許多戰友的名字。他曾是原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三十八軍獨立46旅的一名戰士，參加過中條山的望原會戰等。

“當時不知道害怕，人一害怕就不行了，”文生明說，眼眶裡閃著淚花，“一起抗戰的，有回來的人，有沒回來的，孫塬鎮就活著我一個。”

文生明也有一枚勳章，上面寫著“敬獻給為我中華獨立自由抵禦外敵的民族英雄”。這是關愛抗戰老兵公益組織頒發給他的。因為經常拿出來看，每次拍照都會戴上，勳章的漆已掉了大半，別針也壞了，只能用一根鐵絲別在衣服上。對老兵來說，現在已是風燭殘年，別無他求，清貧一生過得並沒有怨言。

今年7月，民政部重申有關政策，並表示將不斷提升包括原國民黨抗戰老兵在內的困難群體、特殊群體、優撫群體的保障水平。參與“尋找老兵”的志願者說，在大陸的原國民黨抗戰老兵有2萬餘人，目前尋找到的不到1/10，平均年齡在90歲以上，大多數生活在偏遠農村。

志願者劉寬利20xx年開始自發組織找尋抗日老兵線下活動系列報道。他說：“抗戰老兵成仁取義的民族精神足以震撼我們。在他們面前，我覺得自己太渺小了。勳章代表的不僅僅是榮譽，而是他們希望被時代記住的心聲”。

抗戰時期的感人故事3:抗日英雄劉子誠

抗戰最艱難時期，在跨越世界屋脊喜馬拉雅山脈、被稱為“死亡航線”的“駝峰航線”上，中美雙方用三年損失609架飛機、犧牲1500多名飛行人員的巨大代價，為中國內地運來作戰物資65萬噸，為抗戰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今年95歲高齡，家住安徽省宣城市城區電大巷的劉子誠老人，曾經就是“駝峰航線”上的一名飛行報務員。當年，他在西藏墜機跳傘負傷。被救傷愈後，又被派到敵後開展諜報工作，用特殊方式打擊侵略者。

“七七事變”後，劉子誠在老家河南省汝南縣成了一名流亡學生。他和其他流亡同學輾轉駐馬店、漢口和長沙，來到貴州，進入銅仁縣國立三中公費讀書。

1939年春，讀高二的他考入黃埔軍校十七期通訊兵科。“兩個指頭按鍵，短按是‘嘀’，長按是‘嗒’。當年發報，內容是英文，每個字母，用幾個數字代表。數字‘1’是‘嘀嗒’，‘2’是‘嘀嘀嗒’，‘3’是‘嘀嘀嘀嗒嗒’……‘9’是‘嗒嘀’，‘0’是‘嗒’。這是國際通用的，但哪幾個數字組成一個字母，就是密碼了。”老人說。兩年後，劉子誠畢業分配到貴州防空司令部無線電總檯，參加防空預報網路的電報收發工作，為防空網路預報來襲敵機的方向、架數等情況，讓我方軍民提前防備，最大限度降低損失。

1942年初，日軍在佔領緬甸後，滇緬路這條中國當時剩下的唯一一條陸上交通線被切斷了，為了把抗戰急需的物質運進中國，盟軍決定開闢一條從印度阿薩姆邦到雲南昆明的全天候戰略物質運輸空中航線，這條長約800公里，穿越海拔4500-5500米，最高海拔7000米以上世界屋脊喜馬拉雅山的航線，由於山峰連綿，猶如駝峰，加上飛機只能在山峰間穿繞飛行，飛行線路也如駝峰，故被稱為“世界航空史和軍事史最艱險的運輸線——駝峰航線”。

1942年8月，由於劉子誠忠於職守、年輕才俊，被空軍總司令部無線總檯派往由美國陸軍駐印度的第十航空隊護航的C-46運輸機上，擔任無線電報務員，和美國戰友常年飛行在氣候惡劣、高山峻嶺，被稱為空中禁區的喜馬拉雅山脈，C-46運輸機要從雲南送遠征軍到印度受訓，還要從緬甸接送傷員回國，劉子誠說，當時真是歷盡艱險，日軍的飛機經常堵截和追擊他們，加上暴風雪和冰雹等惡劣天氣，所以犧牲很大，他們經常從飛機的舷窗下看到戰友們失事飛機發光的碎片。

年輕的劉子誠作為一名見習少尉和戰友們為前線提供戰事的情報和天氣情況，當時防空司令部設在貴陽市水口寺仙人洞，這裡山高嶺峻，遮天蔽日，非常隱蔽，由於是處在抗戰的艱難時期，國軍空軍只有少量的蘇式和德式飛機，根本無法和日軍飛機對抗，所以當時只能依靠無線電臺組成的電波和防空網路預報空襲敵機的方向、架數，提前防備，最大限度的保護政府和老百姓的損失。在總檯默默工作兩年後，由於盡職和勤奮被升為上尉報務員，並於1940年底，調往四川省成都市沙河堡空軍總司令部監察電臺，專門手抄日軍密碼，交機要科譯電室進行破譯，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提供重要情報，用電波為抗戰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43年8月，劉子誠奉派到“駝峰航線”，在一架C-46運輸機上擔任導航報務員。“C-46滿載時總重20噸。我們有時一天要飛兩三個來回，來往於印度加爾各答達姆的達姆機場和昆明市巫家壩機場，運回作戰物資。那時，犧牲不少……”

同年10月8日上午，劉子誠的飛機快到西藏上空時，突然出現故障，將要墜落。飛行員通知大家做好準備，在西藏跳傘，“我以前沒跳過傘，也沒訓練過，當時為了保命，不怕了。”跳離飛機一兩分鐘後，開關一拉，傘就張開了，高空空氣稀薄，心裡慌悶。四五分鐘後，劉子誠掛到一棵大樹上，右臂被劃傷。後來，我方偵察機找到他們，派出救護隊，把他從樹上放下，抬進村子，用運輸機送到成都救治。老人動情的說：“這一生最難忘的就是和美國戰友飛越生死航線的駝峰，美國人為我國的抗戰做出了很大的犧牲”。

1943年，陳納德將軍領導的飛虎隊——十四航空隊，經常出動B-52轟炸機襲擊日本鬼子的交通樞紐和軍事基地，國民政府為了協助盟軍飛機安全執行任務，決定組織一些優秀的無線電報務人員，到敵後鐵路沿線附近，傳播天氣預報工作。此時的劉子誠戰傷也已痊癒，他被派往大別山河南信陽縣雞公山龔家棚村，該村地處平陽鐵路東百餘里，南近武漢，北連駐馬店和鄭州，都是盟軍轟炸的重要目標，每一天能夠知道這一帶的天氣情況，同盟軍飛機執行轟炸任務，非常重要。

“我們行至河南省唐河縣一個集鎮上，遇到偽鄉公所人員檢查行人。看我臉白手嫩，不像農民，便命令我站在一邊，準備待檢查結束後，把我帶回偽鄉公所審問。忽然，有一支日軍路過該集鎮。敵偽人員忙著接待日軍，我趁亂溜之大吉。如果我被他們帶到偽鄉公所，隱藏在衣服裡的密碼和檔案被搜出，我必死無疑。為避免再遇危險，後來我都選擇走小路，躲開敵偽的哨所。”劉老回憶說。

劉子誠介紹，那時發報用的發電機是手搖式的，電力小，電報訊息難以直通四川成都總部電臺。上面要他把信陽縣的天氣訊息，發給湖北省老河口草店鎮五戰區司令部的電臺，再由他們轉到成都總部。1944年春，劉子誠由成都乘飛機到重慶，僱民船順江而下過三峽、步行經巴東三鬥坪高山區，歷經艱苦，抵達老河口五戰區長官司令部。交上介紹信、無線電波長和呼號，領了一份儲備偽幣，在當地僱一向導(謊稱送我回老家探親)，化裝成商販，才進入敵佔區。

到達目的地，遣返了嚮導，做了幾天的準備，開始利用縣政府電臺與六戰區電臺取得聯絡。每天早晚播報當地天氣情況兩次，包括：晴、陰、雨、風速、能見度、雲層種類和高度等。歷時兩年餘從不間斷，劉子誠為支援盟軍作戰盡了一個軍人的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