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義簡介

傅作義

傅作義(1895.6.24-1974.4.19)，字宜生，山西榮河安昌村(今屬臨猗)人，國民黨二級陸軍上將，愛國將領，傑出的軍事家、統帥。

傅作義是山西省榮河縣(今臨猗縣)安昌村人，生於1895年6月27日。祖上世代務農，他的父親傅慶泰，生有三子一女，長子作仁，三子作良。傅慶泰起先從事揹人過黃河(從河叉到渡口)的苦力活，每揹人過河一次得制錢兩枚。後被僱為船工，久之稍有積累，同人合夥租船，從河津運煤到潼關。積利漸多，得以買船獨家經營運輸。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西太后逃往西安，傅慶泰運煤售給皇家，得利甚厚，旋設立了若干商號，成為榮河縣有名的富戶。傅慶泰因出身貧微，不為鄰里所重視，乃決心讓作仁、作義二子投身軍界，以提高社會地位。

傅作義年幼喪母，由繼祖母傅王氏撫養。因他聰穎，記憶力過人，深得祖父母的鐘愛。有一天，私塾先生講授《論語》中的“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時，他的叔父傅慶玉和哥哥傅作仁汜不住，而在書房外玩耍的傅作義卻背得爛熟。傅作義六歲進本村私塾讀書。後來到離村五六裡的白馬廟上學。那時他讀《論浯》、《孟子》和《左傳》等，理解力很強，唯獨珠算課成績不佳。他請求同學幫助，反受諷刺，遂決意刻苦攻練。終得滿分。通過這件事，他得到了啟迪。從而樹立了幹什麼事，只有自己努力才有聽成就的觀念。後來給孩子們起名也叫自勵、自奮、自勉等。七八歲時，最喜愛游泳，他在小池塘裡不能滿足要求，就偷偷到黃河裡去遊。騎馬也是他喜愛的一種活動。一般小孩不敢靠近馬，怕踢著，他騎上沒有鞍子的馬，賓士於村東和村西，毫無懼色。春季農村常有旋風，那時有一種迷信的說法，說旋風是鬼。當有旋風時，其他小孩都喊“鬼來了”，即跑開，他卻跑進旋風裡用樹枝棒亂打，過後哈哈大笑，說：“我和鬼大鬧了一場。”因此，村裡有人背後說：“這個孩子天下怕，地不怕，長大了，好了可能成才，不好，很可能是傅家的敗家子。”

1905年，傅作義進榮河縣立國小讀書，功課成績名列前茅。1908年升入運城河東中學。次年，同張金強女士結婚。1910年考入太原陸軍國小。第二年辛亥革命爆發，他剪掉辮子，參加山西起義，擔任學生軍排長，奉命隨起義軍總司令姚維藩開赴娘子關抵禦清兵，後聞山西起義軍副都督溫壽泉率敢死隊南下，偕同薛篤弼等追至運城，參加李岐山率領的起義軍攻打臨汾城。1912年，他被太原陸軍國小保送到北京清河鎮第一陸軍中學深造(亦稱軍官預備學校，。放假回家時，告訴父親因郊遊欠了二十兩銀子的債。傅慶泰未責罵一聲，即帶他到黃河邊，父子二人脫掉鞋襪下水。時值初冬，水冷刺骨。傅慶泰告訴他：“我的銀子是這樣掙來的。”回家後，父親在秤銀時手不停顫動，二十兩銀子，取上放下，秤了約計半小時。從此，傅作義生活一直簡樸，從不多花一文。1915年，他以優異成績畢業，升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五期步兵種。1918年，畢業分配回山西，在閻錫山部第十團當見習軍官，不久轉任排長、連長、營附，第三年升任第十團少校團附兼團技術隊長，負責全團的軍事訓練(體操、射擊、劈刺、投彈)。每天拂曉，他總是親自帶領部隊急行軍三四十里；訓練場上，他身著士兵服裝，每項課目自己先做示範動作；他儘量設定難度大、近似實戰的場地和障礙，從難從嚴要求部隊。在全省軍事技術比賽中，該團獲得第一名。傅作義因此得到閻錫山的賞識，併為同僚所稱讚。

1922年，傅作義任第四團一營營長。他能叫出全營八百士兵的名字，熟悉每個軍官的性格和優缺點。他關心全營官兵，逢年過節要賞給士兵豬肉、粽子、月餅等；知道某人有困難，就解囊相助。因此，全營官兵樂於服從他的嚴格要求。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閻錫山派出四個旅由張培梅任總指揮出兵娘子關，進佔石家莊，阻擊直系援軍北上。當時傅作義營負責警戒石家莊的任務。傅將兵力集中市內要隘，派得力班長同士兵一二名，攜電話機分佈於各要口。適張培梅夜間巡防，發現哨位兵少，責問傅作義。傅說，將兵分佈各路口，如有情況無法應付，不如集中兵力，接到哨位電話，可以應付緊急情況。張對此甚為嘉許，後薦傅為第四旅第八團團長。

1926年，晉、奉、直聯合反對國民軍馮五祥，傅作義固守天鎮城有功，擢升為第四旅旅長。旋又升任為第四師中將師長，時年三十一歲。

1927年6月，閻錫山依附蔣介石，反對奉系張作霖。9月，閻部分兵三路出京漢、京綏線攻打奉軍，傅作義師作為別動隊，擔負橫斷京漢、京綏西鐵路間奉軍之聯絡的任務，以配合主力部隊作戰，並相機進據京津。

傅作義原計劃率部先進至蔚縣東北之桃花堡，然後指向北京城南鐵路沿線的涿州城。當所部在蔚縣集結之後，傅覺得進出桃花堡，行動易被奉軍發覺，於是決定改變計劃，從蔚縣東之九宮口入山，轉至拒馬河上游的大河南，再沿拒馬河而下。這條線路固然路途艱險，但人煙稀少，出敵不意。10月11日，傅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襲佔了涿州。

涿州城為北京、保定、天津三角地帶之要衝，緊扼北京之咽喉，戰略地位極為重要。當時“安國軍大元帥”張作霖坐鎮北京，前敵指揮中樞設在保定，由其兒子、奉軍軍團長張學良統馭。張作霖對傅作義奇襲涿州異常驚恐，即令張學良集中三萬精銳部隊，猛烈攻城，重奪涿州。

傅作義於14日凌晨進涿州，立即繞城牆巡察，接著召開全師官長會議，研究部署守城方略。他把守城分成兩大戰線：一是衛戍，由旅長白濡青任司令；一是城防，由團長袁慶曾任司令。他還提出，兵民相處最難，客兵初至尤其難，對部隊必須實行嚴格的法紀約束。會議結束，他命令衛戍、城防分兵各司其職，馬上建築工事及佈置炮兵陣地。師司令部佈告涿州民眾，嚴申紀律，“凡我民眾。各安生業，勿相驚疑。公平交易，勿抬市價。倘官兵或有不法行為，准予來部控告，定盡行懲治，決不姑寬。其各凜遵。”未幾，奉軍飛機便飛臨涿州。傅要求部隊一面防空，一面構築工事；戰情越緊急，越要築好工事。還親自教授士兵守城側射之法。這天深夜，張學良的衛隊旅長王以哲指揮第三團韓麟春部從東北角爬城偷襲，被傅師挫敗。他抓住戰機，指揮部隊乘勝衝出東門，襲擊奉軍後方，迫使敵撤退至城東北五六裡遠的普壽寺(即清涼寺)。

從15日凌晨開始，傅作義部在一個多月的時間內，先後擊敗奉軍向涿州城發起七次大規模的攻擊。

第一次攻擊，奉軍使用了大、小炮一百門，飛機在空中助戰，衝鋒士兵象潮水般洶湧向城，四面而上，重點進攻東南方向，戰況極為激烈。傅作義沉著指揮，一天之內連續挫敗奉軍五次強攻。戰鬥間隙，他命令士兵在城上每隔二十米設一土堆，以便臨時安置機關槍為側防；凡城牆之突出部及甕圈內，亦多設側防；城上設交通溝，垛口附近多置土口袋，裝滿磚瓦碎石，以備不時之需。為了城內居民的安全，他派工兵指導，協助居民挖掘地窖，並責成警察分片監督。他還親撰訓兵白話文，說：“弟兄們此次作戰，又勇敢，又堅忍，真算得一等革命軍人。我們現在佔的地方，正是敵人的致命傷。所以敵人用全力來攻擊咱們。哪知道咱們真正的革命軍人，什麼飛機呀，大炮呀，是絕對恫嚇不動的”。以此鼓舞士氣。

16日凌晨，奉軍在工兵司令柏桂林指揮下，發起第二次攻擊。戰前，奉軍工兵乘夜向城根鋪設了輕便鐵路。攻擊開始後，奉軍萬炮齊發，炮彈如雨，接著工兵把鐵斗車反扣作為裝甲，將大批炸藥運到城根埋放。一俟炸燬城牆後，主力部隊即發起大規模衝鋒。傅作義命令所部，一方面用密集的槍彈阻擊奉軍工兵，一方面用準確的炮火轟擊正在集結而準備攻城的奉軍土兵，使敵遭受重大傷亡。18日，傅又派遣兩個步兵營，分別從東西門主動出擊，突襲奉軍，傷敵旅長一人，擊斃敵團長一人，同時俘虜奉軍數百名士兵。

傅作義估計奉軍連日攻城不下，必然要改變戰術。他從俘虜口中獲悉奉軍已從保定調來技術隊，判斷敵可能要挖掘地道。於是及時召集城防會議，商議應付奉軍再攻之策。他把與會人員分成假定的攻守雙方，讓他們互相詰辯，爭論出統一的意見。最後，他作出兩條決定；在城牆內深挖壕溝，阻斷奉軍從城外潛挖進城的地道；組織救防，預防奉軍使用燃燒彈。

果不出傅作義所料，奉軍調集大批工兵，從城東北至城西南的九個地方同時開挖地道。為了加快開挖速度，保證地道質量，特地強迫北京門頭溝煤礦的數百名礦工前來相助。奉軍打算地道挖通後，在飛機與大炮掩護下，從地道攻入城中，或在地道埋放炸藥炸開城牆，再強攻入城。傅作義師採用反扣水缸的辦法，諦聽監測奉軍挖地道的動向，並從城內壕溝向城外挖出相通的橫壕，以斷絕奉軍的地道入城，致使奉軍所挖的九條地道除城西南的一條外，都被傅師發現而遭到破壞。

27日凌晨，奉軍發起第四次攻擊。工兵司令柏桂林親自發火，引爆城西南地道的炸藥，然後飛機出動，炮火掩護，衝鋒隊在爆炸聲中衝向爆破口，同時向城中施放燃燒彈。頓時，城內一片火海。由於傅作義師有充分的準備，奉軍進攻再度受挫。

這時，傅師傷亡也十分慘重，傅作義只好決定招募商民挖掘城內戰壕。壕深二丈七尺，寬六尺，總長二十二里多，以出壕之土積為內城。他重新調配兵力，增加隱蔽部，要求所部節省彈藥及自制炸藥與地雷。後來，奉軍又先後發起三次大規模的強攻，並調集坦克參戰及向城內發射了五百發毒瓦斯炮彈。然而，涿州城仍屹然不動。張作霖毫無辦法，只得派高階參謀，原保定軍校戰術教官、傅作義的老師於國翰進城送勸降書。傅作義風趣地說：老師教授我們的戰術中，可惜沒有這一門，因此，不敢從命。於是，張作霖下命令：“把涿州四周挖上壕溝，架上鐵絲網，傅作義不投降，就把他們餓死在城裡屍正在此時，南京國民政府給傅作義發來嘉勉電，稱：“涿州固守，經月餘旬，彌見聲威，立功殊偉”。

傅作義懷著必勝的信心，決心固守待援。他曾多次打電報給晉軍總司令閻錫山，要求閻派兵增援，可是閻覆電只說：“盡軍人最後之天職。”至12月上旬，城內糧食斷絕，軍民只好吃酒糟、樹皮。進入隆冬，士兵穿的還是進城時的單衣。北京紅十字會、京津山西同鄉會、涿州旅京同鄉會的代表都先後赴涿州進行調解。由於援軍無望，城內軍民餓死的越來越多，傅作義決定隻身出城與奉軍談判。他在一封家書中寫道：“作義束髮從軍，以救民為職志。……涿人田我而死，作義寧不痛心!”1928年1月5日凌晨，傅作義出涿州城赴保定議和。下火車後，他即拜見了張學良，說：“作義此來，有個要求向總指揮提出，涿州城中的人，已經有兩天沒有一點吃的了。”張不等傅說完，便讓師長萬福麟傳令前方，馬上撥涿州城內軍民三大的食物。嗣後，傅兩次發表和議通電，昭告中外。一週前，傅被蔣介石任命為國民黨國防委員會委員。

12日，傅作義師七幹人出城接受奉軍改編，奉軍萬福麟師進駐城內，歷時三個多月的涿州攻防戰就這樣結束了。

事後，張作霖在北京中南海大元帥府設宴招待傅作義，並許以指揮方面軍一職，被傅拒絕。張作霖大怒，要槍斃傅，後經張學良說情，張作霖才允許將傅軟禁於保定指揮部。傅作義到保定，住張學良的參謀長鮑文樾家中。鮑是保定軍官學校第五期畢業生，與傅有同學之誼。他同鮑及張學良的副官長單益三(山西臨汾人)等人竭力周旋，並用金錢拉攏監視自己的憲兵們，同時逛公園、打麻將、品茗、奕棋，以示玩物喪志，使監視日益鬆懈。是年5月初，在同鄉崔笑如和大學生段伯宇的掩護下，騎自行車逃出保定，到了天津。

傅作義堅守涿州，對於晉軍在整個戰場上的轉敗為勝，以及奉軍由主動進攻變為被動挨打，造成在馮玉祥的配合下，晉軍在進擊京津方面取得節節勝利，起了很大的作用。傅由此聲名大噪，得到國內外的重視與喝彩。清末民初的著名人士、八十一歲的樊增祥(樊山)曾有詩大加稱讚：

新收涿鹿七千人，

百日燕南集大勳。

十六年來千百戰，

英雄我愛傅將軍。

1928年6月初，閻錫山接管(北)平、(天)津，傅作義被委為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第五軍團總指揮兼天津警備司令。奉軍退回東北後，傅的第四師舊部調駐天津，改編為第四十三師。這時，再介石曾先後兩次賄賂收買他，傅如實報告閻錫山，並將賄賂款上繳。閻高興地說：“傅作義是咱們的關雲長，義重如山。”

當時天津市租界林立，是個花花世界，是各種腐化墮落生活的淵藪。用傅作義的話說，“是個大染缸”。他以身作則，與士兵穿一樣的衣服，夏天穿草鞋；吃飯從不講究，頓頓是家鄉飯，有饃饃、米粥、一節蔥、一碟辣椒就心滿意足；不吸菸，不喝酒，腐朽生活更是不去沾染。他對所部約法三章：不吃喝嫖賭，不敲詐勒索，不貪贓枉法，有觸犯者，必子嚴懲。

1929年，傅作義與劉芸生女士結婚。

1930年5月，中原大戰揭開序幕。閻錫山集中十一個軍，沿津浦線南下，進入山東境內，由於閻熱衷於攫取最高權力，回石家莊參加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即以傅作義代理行營主任兼第二路軍指揮官；另一方面，又以第四路軍指揮官張蔭梧為前敵總指揮，指揮二、四兩路軍，傅作義為前敵副總指揮。6月25日，晉軍佔領濟南後，傅主張迅速南下，直搗徐州；而張則主張先肅清沿膠濟線東撤之韓復榘、劉珍年部，鞏固後方，再行南下。閻錫山為此到濟南進行調解，並錯誤決定，讓傅作義率部繼續南下，張蔭梧率部追擊韓復榘。這樣既分散了兵力，又延誤了戰機，招致了津浦線晉軍的全面失敗。傅作義率部進至兗州、曲阜一線，遇上大雨，行軍遲緩，突遭蔣介石之增援主力陳誠、蔣光鼐兩部的反擊，即全線潰退；膠濟線方面的韓復榘亦乘勢反撲，張蔭梧率部狼狽逃竄。8月15日，濟南失守。津浦線之戰，歷時五十天，晉軍傷亡四五萬人。

晉軍退過黃河，閻錫山特派傅作義去瀋陽聯絡張學良，請求奉軍予以支援，未獲結果。9月中旬，張學良就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北平軍分會主任，主持整個華北的軍政大汁。閻錫山逃往大連後，所部歸張學良節制。

傅作義從瀋陽回到天津，灰心喪氣，茶飯不思，精神恍惚。外界攻擊，多把戰敗責任歸咎於他。傅憤恨交加，痛不欲生，有中天晚上，他舉槍對著自己的太陽穴，開了一槍，由於家人及時拉開其右手，彈只中左臂，未傷及要害。

1931年1月，經張學良推薦，傅作義就任第三十五軍軍長兼第七十三師師長，8月又委為綏遠省主席。

傅作義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剿匪。當時全省大小土匪不下四五十股，土匪遍地，民不聊生。他將第三十五軍分駐於豐鎮、包頭一線，經過一年多的圍剿、追殲，先後消滅了以王英、楊耀峰(楊猴小)、蘇雨生、李根車四人為頭子的四大股土匪數萬人，只剩蘇美龍一股逃往察北，被編為張北縣保安隊。同時，清查戶口，組織聯保，發動檢舉，挖出隱藏的土匪，槍斃後掛人頭於電線杆上，實行嚴酷鎮壓和威懾。

傅作義曾在告全省人民書中指出：革命的目的在建設，建設的首要在民生，這當然是施政上根本不易的原則。他自接任綏遠主席起，就從“官貧民富”著手，整頓金融，穩定物價，開源節流，擴大流通，興利除弊，使綏遠財政扭虧為盈，到全面抗戰時，綏遠庫存現金八十四萬元，白銀二百一十萬兩。另外，注意整飭吏治，禁菸禁毒，扶植工農業發展，恢復和發展文化教育，減輕人民攤派的負擔，修築綏遠到新疆的公路，使綏遠省的面貌大為改觀。

傅作義在綏遠期間，以“冶軍、治水並重”為指導思想，指揮部隊協助地方興修水渠。僅後套地區軍工所修渠道，寬十五米以上的乾渠達一千七百公里，三米以上的支渠超過五千公里。有些大水渠可以航船、養魚。當時的河套地區，渠道縱橫，流水遍地，水澆地面積達一千萬畝，生產發展較快，經濟比較繁榮，有“塞上江南”、“魚米之鄉”之美稱。

傅作義主張“移民實邊，發展生產，鞏固國防”。他很欣賞梁漱溟的鄉村建設學說，特派人到山東鄒平縣樑先生的鄉村建設研究院考察、學習，並邀請河北定縣及河南鎮平縣兩地派人來綏遠輔導綏政建設。後又成立綏遠省鄉村建設委員會，自兼主任，結合綏遠情況，推廣了“管、教、養、衛”合一的鄉村建設，並試辦合作農場、信用社。此外，對綏西的土地制度進行整理改革。

傅作義還注意維護兄弟民族之間的團結。陳長捷是他在保定軍校的同學，陳任伊克昭盟守備司令時，不詳察地方情況和民族關係，不顧蒙古族同胞的反對，強行開墾草地，因而導致發生了“伊盟事變”。傅聞訊後，即將陳撤職，調離伊盟，又親自做了些善後工作，一場風波才告平息。

這年10月，共產黨員王若飛在包頭被捕，傅作義獲悉關押在歸綏第一模範監獄的“黃敬齋”就是大名鼎鼎的王若飛，給予格外的關注。每月從自己的薪水中拿出錢來，給王若飛做伙食補助。後來，何應欽兩次來電，第二次還打著蔣介石的旗號，命傅押送“黃敬齋”到北平行營處理；閻錫山等人也要傅把“黃敬齋”解送給他們，傅均託辭拒絕。王若飛在獄中不斷給傅作義寫信，內有《關於國共兩黨優劣的比較》、《勸傅作義抗戰書》、《進步論》等。傅也常派人將王接到自己的住處，交談至深夜。1936年國內政治形勢發生變化後，傅作義才派人將王若飛護送至太原。嗣後，傅和王的交誼日深抗戰期間，王調重慶中共辦事處工作。傅每至重慶，王都親自登門晤談。他還常對自己的部屬說：“你們看共產黨的王若飛，那才是個人才。”

“九·一八事變”一爆發，傅作義就與晉綏將領徐永昌等十五人聯名通電：“日本帝國主義是我們的死敵，必須堅決抗日，消滅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才能保衛祖國。”他經常在各種軍民集會上，發表抗日救國，反對妥協的主張，要求部隊以抗日救國思想為主旨，從各方面向部隊官兵進行教育，並規定部隊早晚點名後，齊聲高呼“保衛祖國，誓雪國恥”、“寧做戰死鬼，不做亡國奴”等口號。與此同時，以日本侵略軍為假設敵，針對敵慣用之戰術，擬定各種想定。舉行攻守戰鬥演習。

1933年1月5日，日本侵略軍進犯山海關，危及華北。傅作義便分電閻錫山、張學良、蔣介石，請纓上前線殺敵。15日，他以省主席名義發表《告全省民眾書》，“希望全省同胞檁於困難的嚴重和綏遠的危機，一致奮發，奮起救國禦侮”。25日，率領第三十五軍(臨時番號為華北軍第五十九軍)由綏遠開赴察哈爾、熱河。

2月上旬，所部在張家口組成華北軍第七軍團，傅作義任軍團總指揮，陳炳謙為總部參謀長，下轄三個軍。傅令第六十一軍李服膺部開往獨石口、張北一帶；第五十九軍到昌平一帶增防。5月14日夜晚，第五十九軍奉命開至懷柔以西牛欄山一帶，並在平古大道懷柔西北高地經石廣、高各店之線佔領陣地，構築工事，準備阻擊來犯之敵。傅作義帶領參謀人員到前線偵察地形，並連夜製成各種式樣的防禦陣地圖樣印發各部隊，限令20日前完成。

23日上午4時許，日軍第八師團的鈴木旅及川原旅團的福田支隊，在十幾輛坦克、十幾門野炮、山炮及十架飛機的掩護下，向傅部前沿陣地發起猛烈攻擊。激戰三小時，雙方均損失慘重。8時許，北平軍分會委員長何應欽電話通知傅作義到北平商談要事，傅答曰：“正在激戰中，不能離開。”遂派軍參謀長苗玉田去北平。何見苗後即說：我們與日軍停戰，已於昨晚達成協議。你們可馬上撤至既設陣地。並要苗給傅傳令。在三個小時內，苗給傅打了四次電話，傅均回答：“仍在激戰中。”並說：“自孫蘭峰團增加上去後，戰鬥迅速好轉，我軍此刻已收復數陣地，但日軍仍在向我爭奪中。”最後，何迫不及待地寫了手令：“五十九軍立即停止戰鬥，向高麗營附近集結撤退，詳情另電。”傅接到此命令後，心情十分沉重，氣憤地對陳炳謙說：“這樣的戰鬥打得毫無價值，犧牲了這麼多的官兵，他們以自己寶貴的生命換來的卻是妥協停戰，戰士們能死而瞑目嗎?”陳炳謙等人勸說：“別人都已停戰不打，僅我們這點部隊也難以戰勝日本侵略者，既令停戰撤退，只有服從。”傅卻說：“必須日軍先撤，我們才能撤，否則我們決不能後撤。”後經過交涉，決定雙方同時後撤，傅作義才忿然下令撤兵。此役傅部犧牲三百六十七人，日軍陣亡二百四十六人。長城抗日戰爭最後的一場惡戰，就此宣告結束。

傅作義指揮的懷柔抗日之戰勝利的訊息傳出後，全國務報均以大字標題登載報道。天津《大公報>)以“以血肉當敵利器，傅部空前大犧牲；肉搏千多次，使斂失所長；沙場戰士血，死也重泰山”，讚譽第五十九軍官兵。全國及海外各階層群眾代表紛紛來到北平慰勞，送來“為國干城”、“氣壯山河”、“戰史流芳”等錦旗。蔣介石也來電慰問，獎洋五萬元。閻錫山獎洋五千元。日本報紙對傅部之勇敢善戰甚表驚歎。日本《朝日新聞》上曾登載有如下一段：戰地離北平城只有六十餘華里，如不是傅作義部的精銳部隊阻擊我軍，日軍早已進入北平城了。

6月28日，傅作義奉北平軍分會的命令率軍返回綏遠。途經張家口，市民設茶擺點，夾道歡迎。馮玉祥特到車站迎送，並向傅祝賀說：“你們是抗日勝利的英雄部隊。”

傅作義返綏後，將長城抗日犧牲的陣亡將士忠骸收斂安葬於城北大青山下，建立烈士陵園，樹立紀念碑。請胡適作了一篇白話體的長文及銘詞，由錢玄同書寫。碑文最後之銘詞寫道：

這裡長眠的是二百零三個中國好男子!

他們把他們的生命獻給了他們的祖國。

我們和我們的子孫來這裡憑弔敬禮的，

要想想我們應該用什麼報答他們的血!

大青山公墓碑豎立未久，華北局勢轉變，此碑加以掩蓋，傅作義在遮蓋上面另刻“精靈在此”四個大字。

1934年，傅作義又奉命在寧(寧夏)、綏(綏遠)邊境，解除孫殿英部的武裝，將所繳武器全部上交蔣介石、閻錫山。

傅作義於1935年4月，晉升為二級陸軍上將，時年四十歲。

1936年，傅作義下顧蔣介石“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成功地進行了綏遠抗戰。

早在1933年日軍奪取熱河省後，就策劃對綏遠的進犯。1935年制定了《對內蒙措施要領》，同時扶植民族敗類，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孫德穆楚克棟魯普(德王)和李守信，成立所謂“蒙古軍總司令部”；還收買偽軍頭目王英，組織所謂“蒙漢西北防共自治軍”和“大漢義軍”。1936年1月，日軍指示李守信部侵佔了察哈爾以北六縣，妄圖進而侵佔綏遠大青山以北各縣，更進而推向西北甘、寧、新三省邊界，阻塞中國西北對外交通，割斷與蘇聯的聯絡，實現其“滿蒙政策”。

面對險惡的局勢，傅作義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說硬話，不做軟事”的原則，首先在以下三件事情上和德王作了堅決的鬥爭：綏遠省政府一向在百靈廟等地設關卡，徵收鴉片的過境稅，每年收入為二百萬元。德王勾結日本特務，和察哈爾省主席劉汝明串通一氣，將西部各旗的鴉片經草地用汽車直接轉運至張家口，使綏遠省政府的稅收落空。傅作義特地與察哈爾省政府交涉，減免三分之一的稅款，寧肯少收入七十萬元，也叫德王一無所得。另外，當時西公旗的老王死去，德王支援其侄巴圖巴雅爾，與老王的另一個侄子不拉布多濟爾爭位，傅作義命令王靖國派兵化裝成西公旗保安隊發起進攻，打死巴圖巴雅爾等人。其次，傅作義多次派烏蘭夫(時任傅的俄文祕書)前往百靈廟，對保安隊隊長雲繼先曉以大義，促成雲率千名官兵起義。

不僅如此，傅作義在軍事上爭取時間加緊備戰。在沿察北接壤的集寧、陶林、紅格爾圖、土牧而臺等地構築國防工事。在戰技訓練上，傅重視練夜戰和近戰，提出“練兩隻夜眼”的口號，強調夜間射擊和拼刺刀。他尤重視遠距離奇襲和“掏心戰”，每星期部隊有三次全副武裝跑六十里急行軍的訓練，要求官兵“練兩條鐵腿”。傅作義還經常作抗日的動員演講，指出：戰爭要靠人心和精神，並親自規定口號：誓保國土，以盡責任!決心犧牲，以雪恥辱!部隊起床、熄燈、集合後，解散前各喊一次，以激勵士氣。他重視民眾的作用，組織各鄉鄉建指導員帶領各鄉自衛隊用民馬打游擊。他還任命烏蘭夫的好友高伯玉為綏遠省鄉訓所長，以共產黨發動民眾的某些方法訓練鄉建指導員和壯丁，先後訓出壯丁十萬人(受過一至三個月不等的軍訓)。他還指示加強諜報和策動偽軍起義工作。

同年7月底，在日軍的督率下，偽“西北防共自治軍”司令於志謙、副司令馬子玉，數次進犯興和等地。8月初，傅作義親臨前線，命師長彭毓斌、團長許書庭先後率部出擊，斃敵數百，俘虜馬子玉等六十餘人。傅傳令將匪首全部處死。

這時，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派南漢宸送來親筆信，鼓勵傅作義抗戰到底。信中說：“先生北方領袖，愛國寧肯後人?……如能毅然抗戰，弟等決為後援。……為救亡圖存而努力……”傅同南數次親切會淡。

不久，日本關東軍參謀長阪垣徵四郎等來到綏遠，對傅作義說：“宋哲元能力不夠，請傅將軍出面領導‘華北獨立”。並許給六千萬大洋為個人贈款。他斬釘截鐵地回答說：“內蒙是中國領土，不允許任何人來分裂，如果德乇前來進攻，一定與他周旋到底。”

10月初，在化德的日本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和德王經過反覆研究，制定了具體的侵綏方案，並得到了關東軍司令部批准。這個方案明確出師的目的是“打倒綏遠省主席傅作義”，計劃以王英“大漢義軍”打頭陣，偽蒙古軍殿後，波浪式地攻佔平地泉(今集寧)，然後奪取綏東四縣，接著進入歸綏或大同，再讓王英軍佔領五原。10月底，傅作義前往太原、洛陽，向蔣介石、閻錫山慷慨陳詞，請求禦侮。但蔣介石要傅以忍讓為主，非到不得巳時，不可輕易對敵作戰。

11月5日，德王向傅作義發出宣戰性的通電，田中隆吉狂妄地宣稱：“‘九·一八’時，東北軍一打就跑，這回綏遠軍可能一嚇唬就跑。”傅作義於8日覆電指斥德王投敵賣國。當晚，召開營以上軍官祕密軍事會議，商討反擊問題。會上，傅堅定地說：“嶽武穆三十八歲壯烈殉國，我已過了三十八歲，為抗日死而無怨屍並決定將進擊綏東一帶敵人的任務，由騎兵師長彭毓斌和步兵旅長董其武貝責；進擊綏北一帶的任務，由師長孫長勝和旅長孫蘭峰負責。

15日凌晨6寸左右，在田中隆吉親自指揮下，日偽軍五千餘人以飛機大炮作掩護，向陶林縣屬的紅格爾圖發起猛攻。紅格爾圖是商都通往百靈廟的必經之地。敵軍先後衝鋒七次，戰鬥十分激烈。傅作義於第二天趕到平地泉指揮。他命令彭毓斌、董其武率騎兵四個團、步兵兩個團，抄敵後路，內外夾攻。彭、董二部星夜出擊，祕密集結在紅格爾圖西南的旦岱溝一帶，於17日晚2時發起總攻，分路包抄，打得日偽軍猝不及防。18日上午7時，敵全面崩潰，紅格爾圖戰鬥勝利結束。

然而，就在傅部反擊日偽軍的時候，蔣介石飛往太原，接見了匆匆從前線趕來的傅作義。蔣要傅迅速停火，以避“影響中央誓死剿共政策”。傅則要求反攻百靈廟，蔣表示反對。由於他決心已定，返綏後即部署收復百靈廟。他再次召開營以上軍官會議，集思廣益，確定了攻打百靈廟要以奇襲制勝的方針。

百靈廟地勢險要，是通向新疆、蒙古人民共和國的交通要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清康熙皇帝北征時曾敕廟為“鴻釐寺”。一個多師兵力的日偽軍，在百靈廟四周的九大山口修築了堅固的防禦工事，並屯積著大量武器彈藥和兩萬袋麵粉。

傅作義命令騎第二師師長孫長勝、步兵第二一一旅旅長孫蘭峰率步兵八個營、騎兵八個連、山炮一個營、裝甲車二十輛、汽車二十四輛，於23日午夜發起總攻。這支部隊頂風冒雪，按規定時間進入目的地，突然向日偽軍發起進攻，於24日凌晨全部佔領外圍山頭。日特務機關長勝島角芳即組織日偽軍據險死守。傅作義急令孫蘭峰將山炮營推進至百靈廟東南高地附近，向女兒山進行摧毀性射擊，並命令韓天春營長指揮裝甲車車隊，配以汽車多輛，共同向百靈廟東南山口衝擊。經過七上七下的反覆爭奪，全殲了日偽軍，收復了百靈廟。日本少將銜大特務、在內蒙草原出沒了幾十年的勝島角芳和偽第二軍日本顧問菸草谷、偽第七師師長穆克登寶等人乘車逃跑中翻入溝內，僥倖逃脫。此役斃敵三百，俘敵三百，傷敵六百。這就是中外聞名的“百靈廟大捷”。

捷報傳出，頓時全國歡騰，人人額手相慶。只幾天來綏慰問的團體就有八十幾個，以黃炎培為團長的上海各界綏遠慰勞團25日就到綏遠，贈送慰勞金十萬元。李宗仁等人也發表通電，要求把前往西安的中央軍開往綏遠，將廣西軍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綏。閻錫山遵照父親遺命，將八十七萬元的遺產捐做了援綏款。可是，蔣介石派陳誠於28日來綏，命令傅作義迅速停戰，“打到一定程度，要適可而止”。

12月1日，中共中央及蘇維埃中央政府發表關於支援綏遠的通電，並動員全國人民進行援綏運動。通電要求南京當局調集大軍，增援晉綏前線，並警告說：“若再因循延誤，坐視傅作義將軍等區域性抗戰而不救，則其結果不但將民族國家以不能補救的損失，而南京當局亦將自絕於國人。”

日偽軍不甘心失敗，一方面以汽車百餘輛運援兵三幹餘人至大廟，一方面由王英率所部騎兵兩幹餘從商都以北繞過土木爾臺，經草地向西竄進到烏蘭花一帶。12月2日，田中隆吉命令王英軍副司令雷中田率偽軍反撲百靈廟，遭到孫蘭峰第二一一旅的迎頭痛擊，第二天上午9時，傅部擊斃雷中田等五百餘人，其餘偽軍裹著日本顧問，抱頭鼠竄而去。

這時，王英軍旅長金憲章、石玉山，感到再與王混下去毫無出路，派人通過第三十五軍副軍長、前線總指揮曾延毅聯絡反正。傅作義即以萬金相許，並提出先決條件：必須逮捕所有的日本顧問加以槍決。七八日兩夜，金、石二人率四千人倒戈一擊，將小濱大佐以下二十九名日本顧問全部逮捕並槍決，同時徹底殲滅了偽第七師殘部。

9日，傅作義下令收復大廟這一失地，同時命令孫長勝騎兵帥長途奔襲，將在小北號王英的二千騎兵包圍解決，匪首王莢僅帶衛隊百餘人向北方草地逃走。傅計劃乘勝奪回商部，閻錫山覆電制止，說：“商都不屬晉綏管轄，與百靈廟原屬綏遠不同，我們若攻商都，恐日方有所藉口，會對晉綏不利。”傅只好暫作罷論。

12月15日，歸綏特務機關長羽山喜郎中佐氣勢洶洶地向傅作義遞上日關東軍的最後通牒：要“傅作義撤出綏遠，開往山西，限二十四小時內答覆”。傅勃然大怒，拍案而起，說：“現在就可答覆，我是綏遠主席，邊防將領，守土有責，不放棄國家一寸土地，兵戎相見也在所不懼。”關東軍接到羽山的報告後，擬由日軍駐熱河第七師團帶領偽軍再度反攻，由於“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日本軍部與關東軍激烈爭吵後，才暫時中止了這一行動。傅作義則加緊擴充民團自衛隊為國民軍，修建國防工事，舉行防空演習，迎接全面抗戰。

1937年初，中國共產黨毛澤東主席發賀電，稱讚傅作義發起的綏遠抗戰是中國人民抗日的先聲，並密派南漢宸到綏慰勞，贈送錦旗一面。著名記者範長江專題報道了綏遠抗戰，稱讚這次戰役是“不平常的戰役，揭開民族歷史上的新頁”。

“七·七事變”爆發後，傅作義受任第二戰區第七集團軍總司令，負責指揮平綏線作戰。

從8月11日起，日軍第十一旅團及第五師團先後向南口、橫嶺城發起攻擊，即遭到傅作義指揮的湯恩伯的第十三軍和陳長捷的第七十二師英勇抗擊。為此，日本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親率三個旅團和五個蒙古騎兵師組成的蒙疆兵團，從察北進犯張家口。在這背腹受敵的險惡情況下，傅作義被迫率部向晉北撤退。傅打算依託大同附近的國防工事，與日寇決戰。不料，閻錫山(時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嚴令第三十五軍撤往寧武縣的陽方口防守。他接到閻的電報，用低沉的聲音說：“我是綏遠省主席，三十五軍是綏遠人民供養的，理應回綏遠，保衛綏遠人民，可閻長官命我們撤往雁門關以南，軍令不可違，我們太對不住綏遠老百姓了!”

不久，閻錫山派傅作義接替第六集團軍司令楊愛源指揮平型關作戰。9月25日，支援八路軍第一一五師一舉殲滅日軍阪垣師團幹餘人。日寇不甘心失敗，馬上糾集關東軍蒙疆兵團一個旅團及兩個蒙古騎兵師，突破茹越口晉軍防線，於29日佔領繁峙縣城，切斷平型關後路。閻錫山在東山底村召開緊急會議，商量對策。傅建議說：平型關外之敵，只能固守待援，無力出擊。我董其武旅尚未參加戰鬥，第三十五軍和三個獨立旅全力殲滅進佔繁峙之敵，敵孤軍深入，後援不濟，我們以絕對優勢兵力是能成功的。但閻不採納他的意見，下令全線退至五臺縣臺懷鎮。平型關於30日被日寇佔領。

10月13日，日軍在飛機、坦克掩護下，大舉向忻口地區進犯。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及國民黨各參戰部隊，立即向忻口集結，準備聯合作戰。此時，衛立煌為前敵總指揮，傅作義任副總指揮。在反擊過程中，傅指揮董其武的第二一八旅，組織三千名突擊隊員，利用暗夜，奇襲敵阪垣司令部及敵炮兵陣地，收復了舊河北村；並派出第二一一旅援救另外兩個旅的友軍。忻口之戰，雙方對峙了二十三天，後因東路娘子關失守，太原危急，傅作義部即向南轉移。

這個月下旬，閻錫山召開高階將領會議，以決定守太原部隊和軍事部署。然而，與會各將領無人願意承擔防務，傅作義挺身而出，說：“太原城我守廠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周恩來參加了這次會議。會後，周恩來讚揚傅勇挑重擔，並對其說：“抗日戰爭勝利之基礎，在於廣大人民群眾深厚偉大的力量。請多保重。”

11月2日，傅作義對其所部發表講話說：我們是活人躺在棺材裡，就差蓋蓋子；困獸猶鬥，屬此國家危亡之秋，我們必須奮鬥到底。他還給榮河老家的親人寫了一封遺書式的信，說：“作義自幼從軍，戎馬半生，只知為國為民，早置生死於度外，只要一息尚存，誓與日寇血戰到底，為國捐軀，義無反顧。……‘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耿耿此心，有如日月，可以告慰國人和家人矣!”

4日，傅部進入太原城。當傅作義得知周恩來同志仍在城內動員群眾轉移軍事物資時，於次日晚上10時派人護送周恩來出城，且將一部分武器撥交八路軍。話別時，周恩來對他說：“傅將軍守城名將，是可信賴的。但抗日戰爭，是長期的戰爭，焦土抗戰的主張是錯誤的；只顧一城一地的得失也是不足為訓的。要著眼於爭取最眉的勝利。能爭取時間就是勝利，能儲存有生力量就是勝利。務請深思。”

6日，日本關東軍鈴木軍團、阪垣師團及河邊旅團三支部隊向太原城發起進攻。此時，城內只剩下傅作義的第三十五軍及友軍楊維垣等兩個旅一個團，其它友軍因立足未穩，受敵攻擊，紛紛南撤。日軍在數十架飛機和數百門各種大炮的配合及坦克掩護下，連續三天，每日數次，猛攻太原城。傅指揮守軍頑強抵抗，挫敗了日寇多次攻勢，但是守軍傷亡慘重。這時，蔣介石發來了“相機撤離”的電令。8日下午，傅對高階將領說：“我反覆想過了，抗戰是長期的，今晚就撤走。”於是，率餘部出城突圍，步行七天，到了山西中陽縣，後至石樓、柳林一帶休整。

1938年初，蔣介石任命傅作義為第二戰區北路軍總司令，北路軍總部駐離石縣柳林鎮。

此時，毛澤東主席特派程子華、曾三二人會見傅作義，商談合作抗日事宜。之後，傅也派周北峰(解放後任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到延安拜見毛主席和有關領導同志，並請共產黨派幹部和進步青年來幫助開展抗日工作。3月，傅派代表到岢嵐縣參加晉西北地區動員新戰士會議，該會為傅部動員了三幹名新戰士。會後，傅作義應約在興縣、臨縣之間的白文鎮與關嚮應、續範亭、肖克等會談協商抗日問題。

4月，為策應徐州會戰，打擊日本侵略軍，傅作義又發動了綏南戰役，先後收復清水河、和林縣城，一直攻到綏南之一間房。在和林縣的察圪洞，傅部全殲了日軍巖田騎兵聯隊，繳獲戰馬三百匹。是年初秋，傅率部從綏南經偏關、三岔門等地，撤退到河曲縣整頓，總部駐縣城西關。

傅部轉入河曲之後，為了更好地統一抗戰，遂與駐在晉西北岢嵐、五寨一帶的八路軍第一二o師賀龍部進行聯防。其間，兩軍書信不斷，交換情報，人員往來頻繁。傅作義還邀請八路軍負責同志程子華、南漢宸、羅貴波、續範亭等到其河曲總部聯歡，共同交流抗戰的經驗、教訓。傅又要求中國共產黨派出一批政治幹部來加強所部的政治工作，並接受了毛澤東同志贈送的政治書籍和論述抗戰的著作。

傅作義很讚賞八路軍的政治工作制度。在此期間，他第一次在所部團以上設政治部，營以下設政治指導員。傅委託潘紀文同志(派往傅部的中共代表)草擬了一個《北路軍政治工作守則》。這個《守則》的基本內容包括：廢除打罵上兵的惡習；實行經濟公開；建立“奮鬥室”，活躍士兵文化生活；幫助勞苦百姓，改善軍民關係；實行軍政統一，在軍事指揮員領導下進行政治工作。傅作義參照八路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親自為部隊制定了“十項紀律”，主要內容是：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物速還，損物賠償；不許調戲婦女；不許打人罵人；部隊行軍時，不準踏壞禾苗；部隊宿後，院落街道要打掃乾淨；行軍前要缸滿院淨；部隊煮飯燒柴，馬食草料要付錢，家中無人者，寫清數量將錢壓在條下；不虐待俘虜，不搜俘虜腰包。

是年冬，傅作義參加了蔣介石在陝西武功召開的軍事會議，被任命為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司令長官是朱紹良)，一切補給由國民黨中央直接撥給。傅從此脫離閻錫山的晉綏軍體系。

1939年春，傅作義率部由晉西北河曲、偏關轉移到綏遠河套，並在五原正式設立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部。

5月，傅作義在百川堡(現狼山縣)舉辦“抗戰建國討論會”，輪訓各級軍政幹部。通過三個月的整訓，傅部增強了抗戰的力量，為爾後奇襲包頭，綏西擊敵，攻克五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是年12月，日軍南犯長沙。重慶國民政府命令傅作義採取行動，牽制華北日寇不使其南調，以配合全國戰場作戰。當時，包頭是日軍的重要據點，駐有萬人左右。為了狠狠打擊日寇，傅決定於19日對包頭髮起進攻，採用長途奇襲、掏心與攻點截援、打援相結合的戰法。

20日，總攻開始，攻城部隊迅速突入城內，與日寇短兵相接，進行巷戰；掏心部隊則猛插直衝敵指揮中樞，敵酋馬廠險些被俘；其他部隊密切配合，分割、圍殲頑敵。經激烈戰鬥，日偽軍兩個團被殲滅。但因騎兵師未能完成破路阻敵任務，敵第二混成旅等部於21日趕到包頭增援，軍力對比發生了變化，傅作義即下令全軍撤回河南。

1940年初，日軍糾集平綏、同蒲沿線小島騎兵集團軍、黑田重德師團、獨立步兵第三大隊、小林角太郎獨立第四守備聯隊等日偽軍三萬餘人，汽車一千二百輛、坦克四十輛、各種野炮百餘門，進犯河南地區，進行瘋狂的報復，宣稱這是所謂“膺懲傅作義”的戰役。

傅作義早在襲擊包頭以前，就對敵人的反撲有思想準備，預先採取了各種具體措施：命令兵站分散埋藏軍用物資，糧秣；地方政府演練空室清野；動員民眾配合軍隊殲敵等等。包頭戰役結束後，立即調整部隊，加強訓練；給各部隊劃分了準備敵人來犯的遊擊地區，要求官兵熟悉地形，並找好響導，隨時準備打擊入侵之敵。

1月中旬，傅作義在五原召開團長以上的幹部會議，宣示如下決策，即採取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同敵人進行運動戰、游擊戰：要做到避不利，找勝利，不失機，不吃虧，使敵想打打不上，想走走不開；充分利用軍民協作和我軍對地形熟悉的有利條件，在敵運動中阻擊，在敵宿營時襲擊，以疲憊敵人，以少牽多，以多殲少，積小勝為大勝，相機殲滅敵人有生力量。

2月3日，日偽軍侵佔百川堡、五原，4日進入臨河，5日攻陷陝壩。這時，蔣介石主觀認為綏西敗局已定，無法挽救，電令傅作義去蘭州代理朱紹良職務(當時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患病休養)，並將傅部撤至石嘴山地區。傅堅決拒絕蔣的命令，回電說：“將不離兵，兵不離土，將不離兵兵有主，兵不離土土能存。為了保衛疆土，不惜任何犧牲，堅決與敵周旋到底。”他對部屬表示：我決不去蘭州，也決不退往寧夏。我們在黃河兩岸、狼山各口，藏有糧食，我們要誓死保綏西，分割槽遊擊，待機反攻。

敵人由於戰線拉得過長，平綏、同蒲各地調來的日寇不能久留河套，不得不縮短戰線向東撤退。傅作義即令新三十二師兵分兩路急進臨河、陝壩，收復了兩地。在傅部游擊戰配合運動戰的打擊下，日偽軍處處被動，躲不勝躲，防不勝防，最後龜縮在五原新、舊兩城及以東地區。傅作義利用這個有利時機，命令主力部隊加緊整訓，準備反攻，收復五原。為了整飭軍紀，他下令逮捕了作戰不力的遊擊軍司令馬秉仁和擅自脫離部隊的新三十一團團長劉景新交軍法處審理。

春分寸節，黃河解凍，道路翻漿，很不利於敵人機械化部隊的行動。傅作義首先令新六旅王子修部，掘開萬和長一帶的黃河水渠，讓大水漫灌敵人機械化部隊的必經之路。與此同時，命令孫蘭峰率第三十一師、袁慶榮率第三十二師分別攻奪五原舊、新城；董其武率第一○一師直插五原東北，在五加河畔阻擊從包頭、安北、固陽前來增援之敵。

3月20日夜12時，攻取五原之戰打響。至23日夜，傅部擊斃日軍水川中將、大橋大佐、桑原中佐，殲敵三幹四百多人，俘敵三百餘人，繳獲大炮十六門、汽車五十餘輛，取得了五原戰役的勝利。

五原戰役的勝利，是全國抗戰以來，國民黨軍隊第一個收復失地的戰役，影響很大，各報稱之為“五原大捷”。4月5日，國民政府令：授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傅作義青天白日勳章。對此，傅於5月23日發表辭勳呈文，電文稱述五原之捷，乃所部全體官兵艱苦抗戰，奮勇抗敵的功績，個人不應領此勳獎。他把陣亡將士的姓名、年齡、籍貫、陣亡時間寫在白布-匕，掛在辦公室牆上，以示懷念死者，激勵生者之意。

自從五原戰役以後，日本侵略軍再未能向西進犯。傅作義全力醫治戰爭創傷，整理部隊，成立“戰地復興委員會”、“土地整理委員會”，宣佈沒收漢奸逆產。1941年初，傅提出“民養軍、軍助民、軍民合作發展糧食生產”的具體措施，從恨本亡解決軍糧民食問題。

不久，“皖南事變”發生，後套地區捲入了蔣介石組織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為了反對蔣介石的滲透、控制，傅作義於1942年4月初派崔載之接管《奮鬥日報》社，以代替中央社的王華灼；在長官部辦公廳下設立了以秦豐川為首的文化室，奪回了輿論陣地。接著派王明德兼任三青團書記兼組織組長，代替蔣系人物趙仲容。

同時，傅作義召集軍政高階幹部開會，提出了“整理幹部辦法”，以維持集團的存在。因此，在司令長官部設立“貫徹社”，出版刊物，統一干部思想，做到“同生死，共患難，有福大家享，有難大家當”。整理幹部辦法的主要內容是“四有”、“四為”、“四要”和“五個一致”。“四有”是：有抗戰勝利的信心，有奮鬥犧牲精神，有民主平等作風，有對國家、對整體、對職務的責任心。“四為”是：為國家、為整體、為將來、為勝利。“四要”是：要積極工作，要艱苦樸素，要團結互助，要學習進步。“五個一致”是：生活一致，作風一致，官兵一致，軍政一致，軍民一致。並要求幹部要仁、勇、智、誠。對幹部頒佈若干戒條：(一)絕不貪汙腐化。(二)絕不存在僱用觀念。(三)絕不明無意見，退後有言。(四)絕不自行敷衍，忌人努力。(五)絕不黨團分派，劃小圈站小立場。(六)絕不蒙上欺下，弄權欺世。(七)絕不誹謗同志，鄙視他人。(八)絕不掩過飾非，拒絕批評。(九)絕不接受人民、下級饋贈。(十)絕不與商人來往，不兼營商業。(十一)絕不在自己權力範圍內結婚。(十二)絕不在自己工作範圍內置產。1943年，又成立長官部人事室，接管了長官部政治部的人事權，架空政治部主任張彝鼎(張曾在陳果夫手下做將級祕書)。

1945年5月，美國魏德邁將軍以中國戰區參謀長身份到綏西視察，對傅部的教養、素質、技術等方面給予很高評價。魏說：“該部體能、營養、紀律、訓練等，比世界各地之高水乎之軍隊亦無遜色。”

傅作義於5月赴重慶，出席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8月，就任第十二戰區司令長官。

日本投降，傅作義部官兵和全國人民一樣欣喜異常，希望從此過太平日子。但是，傅作義告誡部下說：“難打的仗，還在後面哩廣有人向他建議，保境安民，不參加內戰。他說：“人家要打你，怎麼辦?”日本天皇宣佈投降的第二天(即8月15日)，傅奉蔣介石的命令，搶佔了包頭，接著從解放軍手中奪取了歸綏(今呼和浩特)、武川、陶林(今科布林)、卓資山、豐鎮、集寧，之後又奪取了興和，逼近了天鎮、柴溝堡，並企圖向張家口的解放軍發動進攻。

10月24日，在蔣介石的指使下，傅作義向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發出所謂“明示內戰責任”的電報，指責共產黨打了第一槍，以爭取主動。新華社奉命於26日進行駁斥，指出：傅作義企圖推脫戰責。與此同時，解放軍晉察冀、晉綏軍區共同組織綏遠戰役，反擊傅部的進犯，收復失地。傅作義看勢頭不對，迅速收縮部隊，堅守歸綏與包頭兩城，並派騎兵在外圍襲擾解放軍。當時，塞外天氣嚴寒，滴水成冰，有利於守軍而不利於野戰，加上馬鴻逵的一個騎兵師趕來增援，解放軍於12月中旬主動解圍撤退。

1946年1月10日，國共兩黨達成從1月13日午夜起，雙方各就原地停戰的協議。就在13日晚，傅作義奉蔣介石的密令，組織對解放軍所佔地區的偷襲，於次日凌晨搶佔了集寧鎮。解放軍組織力量從四面緊逼集寧，於17日拂曉向傅部發起反擊，殲其．一千二百餘人。3月初，周恩來、張治中、馬歇爾組成的代表共產黨、國民黨、美國三方面的最高軍事三人小組，乘飛機到集寧、歸綏兩地視察，傅作義接受了停戰的意見，同意與解放軍綏蒙軍區互派聯絡組調處爭議，避免衝突。

是年6月，蔣介石撕毀停戰協定，命令國民黨部隊對各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8月，陳誠到歸綏，令傅作義與北平方面的李宗仁協同，奪取張家口。傅為謎惑解放軍，一邊派周北峰同解放軍商談和平，一邊秣馬厲兵準備進攻解放區。

9月5日，傅作義兵分三路，北路由陶林向集寧進攻；南路由歸綏進犯深城；中路集中主力部隊沿平綏線東進，搶佔卓資山後，向集寧進犯。10日，解放軍在集寧將傅部三個師全部包圍，雙方展開了激烈的戰鬥。由於解放軍前線指揮部距戰場較遠，不明情況，未能組織連續進攻，結果給傅部以喘息和整頓的機會。12日，傅部第一○一師趕來增援，新編第三十二師及新編騎兵第四師也尾隨一○一師前來，使解放軍處於不利的境地。因此，解放軍於13日晚主動放棄了集寧。19日，傅部攻佔了豐鎮。嗣後，傅作義利用解放軍在懷來地區與其它國民黨軍隊鏖戰之際，調集兩萬兵力，從集寧向張家口的側背迂迴過來，於10月8日佔領了大青溝和張北兩地。11日，解放軍放棄了張家口。

傅作義侵佔張家口後，蔣介石被這暫時的勝利衝昏了頭腦，11日下午即下令召開國民大會。國民政府於15日任命傅作義為察哈爾省政府主席，董其武為綏遠省政府主席。

1947年1月16日，第十二戰區改組為張垣綏靖公署，傅作義被委為公署主任。傅在就職典禮上說：“今後政務，重在穩定人心，二分軍事，三分政治，五分經濟。經濟有辦法，一切就有辦法”。勉勵軍政人員要“安定社會，改善民主，保持廉潔作風”。

不久，傅作義以第三十五軍為基本骨幹隊伍，正式整編充實成三個軍及兩個獨立師、一個騎兵師、另加十三個騎兵旅。

是年10月7日、24日，傅作義應蔣介石電召兩次飛瀋陽，商討戰局。11月7日，派暫編第三軍、騎兵第四師赴東北，在彰武一帶與解放軍作戰。

12月，蔣介石撤消了北平行轅及保定、張垣兩個綏靖公署，成立華北“剿總”總司令部，以傅作義為總司令。總部由張垣遷北平西郊日本人興工建築的“新市區”。31日，國民政府頒給傅作義河圖勳章。蔣介石把自己的專機“追雲”號(另一專機是“美齡”號)擺在北平由傅作義專用。

1948年1月，蔣介石為人民解放軍在東北戰場發動的冬季攻勢所震驚，電召傅作義到東北參加軍事會議。在此之際，蔣又指今傅的第三十五軍、暫編第三軍向保定方向南下，與東北戰場配合。在保定以北的淶水，解放軍第三縱隊在第一縱隊配合下，給第三十五軍沉重一擊，殲滅了新編第三十二師，中將軍長魯英麟在高碑店自殺，少將參謀長田世舉和少將師長李銘鼎被擊斃。魯英麟是傅作義在保定軍校第五期的同學及抗戰時期的參謀長，倆人情誼較深。他聞訊後，在北長街住的那座小樓裡痛哭了幾次。

2月，傅作義主持召開華北“剿總”會議，研究軍事工作。會上，傅提出有權使用戰鬥序列的整個部隊的問題(傅對華北蔣介石之嫡系部隊，起初只有指揮權，而沒有人事、後勤、補給等權)。但陳繼承(“剿總”副司令兼北幹警備總司令、軍統特務)表示反對，堅持中央軍的行動必須通過其批准。傅氣憤地說：“想靠中統、軍統兩條繩索來捆縛我的手腳，要我充當地主豪門的鷹犬去咬沿門乞討的苦百姓，我是不幹的!”他三次發電給蔣介石要求辭職，蔣竭力挽留。

是年5月，傅作義在北平成立河北省政府，以擴大自己控制的範圍。

7月5日，東北流亡學生到東交民巷請願時，青年軍第二○八師當場槍殺學生八人，傷學生四十八人，造成“七·五血案”。國民政府監察院派穀風翔、胡文輝委員到現場調查，寫成《糾舉書》，稱：“傅作義‘再命令不準開槍，不準打學生，陳繼承有措置失當之責。二u八師搜尋營長趙昌之有殺人之法律責任。”事後，傅接見學生代表時，流著淚說：“這件事一開始，我就再三指示不許打人，不許攜帶槍支，不料仍然發生這種不幸，實在令人沉痛，我身負華北重任，應負主要責任。”

9月12日，遼瀋戰役打響。傅作義隨蔣介石飛瀋陽、錦州視察。10月，解放軍對錦州發起進攻，蔣急忙飛到北平，要傅率主力部隊並指揮援錦之役。蔣介石打算援錦若能如願，則可解東北危局，若失利，則可把自己在華北的嫡系部隊拉走。他洞察蔣的陰謀，再三辭絕，推說此事關係國家前途大計，自己資淺能鮮，不堪重任，只有委座德高望重，以統帥地位親自指揮，才能奏效。蔣介石不得已只好親自指揮並呼叫自己的嫡系“精銳”兵團，由海路援錦。

在此期間，解放軍第二兵團(楊得志任司令員、政委羅瑞卿)、第三兵團(楊成武任司令員、政委李井泉)正在察綏地區作戰。傅作義認為有機可乘，企圖偷襲石家莊，威脅中共中央和華北領導機關的安全。傅率部由涿縣等地經保定南下，由於冀中、冀晉地方軍和民兵武裝的頑強阻擊，第二兵團經過艱苦的強行軍趕來增援，迫使傅部匆忙向保定撤退。

遼瀋戰役結束後不久，傅作義參加了蔣介石11月4日在南京召開的最高軍事會議。會上，蔣要傅發言，傅連聲說：“很困難，很困難。”沒有別的話。第二天，他卻一反常態，以主戰的姿態發言，主張在天津、塘沽六十公里建築弧形陣地，平津之間建立碉堡群，迎戰入關之解放軍。他還以滿有信心的樣子，對蔣介石說：“我對華北局勢還不像別人所說的那麼悲觀，我自信還有扭轉華北危局的辦法。南撤方案，非萬不得已時不宜實行。因為堅守華北是全域性，退守東南是偏安，歷史的教訓值得深思。”蔣同意了這個意見。

11月18日，解放軍第四野部隊攻佔山海關；楊成武、李井泉兵團奉命撤圍歸綏，於29日開始包圍張家口地區之敵。為此，傅部第十一兵團司令孫蘭峰告急。為保住向西的逃路，傅作義急令第三十五軍軍長郭景雲率三個師星夜馳援張家口，並以懷來地區的第三一○師增援宣化，以昌平地區的第二十六師西調懷來。12月4日，傅作義獲悉，東北解放軍已經入關，可能進攻北平。乃令孫蘭峰固守張家口，第三十五軍回援北平。第三十五軍於12月6日到新保安，即被解放軍第二兵團所包圍。傅作義命令在張家口的第一○五軍和在南口、懷來線的第一○四軍馳援。至22日下午，第三十五軍(欠一個師)被全殲，軍長郭景雲自殺。接著，第一○四軍、第十六軍及第十一兵團、第一○五軍都被解放軍殲滅。張家口守敵五萬餘人突圍逃跑，被東北解放軍第四縱隊及楊成武、李井泉兵團於24日全部殲滅於張家口以北地區。

1949年1月，傅作義毅然舉行北平和平起義，率領五十餘萬官兵走到人民陣營來。

遼瀋戰役結束後，傅作義馬上發電報給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言和。傅將電文口授其長女傅冬菊(中共地下黨員)，轉由《平明日報》社王漢斌(中共地下黨員)於11月17日發出。該電的內容是表明自己不願打內戰，請求派南漢宸來談判，並報告了在北平他能控制的空、陸軍數量。中共中央對這個電報未予答覆。

12月13日，解放軍完成了對北平的包圍，使傅部與蔣介石嫡系建制的部隊分割於乎津兩地。第二天，傅作義即派《平明日報》社長崔載之、李炳泉(《平明日報》記者、中共地下黨員)為代表，配備一部電臺連同報務員、譯電員和司機共五人，乘一輛吉普車出城馳往平山，希望能見到毛主席，使命是談判從張家口起，平、津、唐全線和平解決。

12月15日，傅作義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集師長以上軍官，祕密研商和平問題。傅在會上說：北乎唯一的解決辦法是和平，用軍事已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了。我決心走和平這條路，你們跟我走，還是不跟我走?大家都應聲道，願跟總司令走和平道路。

12月16日下午，傅作義發請帖請徐悲鴻、朱光潛、許德珩、馬衡、葉淺予等學者名流到中南海勤政殿，座談謀和問題。傅誠懇簡要地說：“局勢如何?想聽聽各位的意見，以作定奪。”大家一致殷切盼望和平，不要戰爭，從而更堅定了傅順從民意，採取和平行動的決心。

12月下旬，平津戰爭已十分吃緊，傅特派土地改革工作隊長周北峰為代表偕燕京大學教授張東蓀於1949年1月6日抵薊縣解放軍乎津前線司令部，同林彪、聶榮臻、羅榮桓等商談，簽訂了《會談紀要》。周於11日攜《紀要》回城覆命。

1月14日，毛澤東主席發表了《關於時局的宣告》，提出了和平談判的八項條件。這天，傅作義又派華北“剿總”副司令鄧寶珊、周北峰為代表至通縣與林彪、聶榮臻、羅榮桓進行第三次和談，簽訂了《北平和平初步協議》。15日，解放軍解放天津，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被俘。次日，解放軍乎津前線司令部向博作義發出最後通渫?指出：一是放下武器，一是和平改編，否則，“我軍將以精確戰術攻城，勿謂言之不預”。傅立即表示，願意完全接受和平改編。

正當傅作義同解放軍進行磋商和平解決辦法之際，蔣介石對此有所察覺，四次派人來拉攏傅作義。1月14日這天，蔣派其軍令部長徐永昌來北平勸說，要求傅先把部隊分兩路撤到塘沽和青島，待機南撤。16日，蔣又派國防部次長鄭介民來北平。鄭發給傅軍師長以上軍官每人一封蔣介石簽名的信，表面上要大家都聽傅作義的指揮，暗地裡卻與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師以上軍官祕密晤談。接著，蔣介石又派次子蔣緯國到北平，再次勸傅南撤。蔣緯國見傅時，轉達蔣介石的親筆信，說：“千軍易得，一將難求”，表示對傅信賴、倚重，盼傅率部突圍，傅作義婉言拒絕。美太平洋艦隊司令白吉爾也飛北平，對傅表示：今後美國要拋開蔣介石完全支援傅，美海軍將在沿海援助南撤。傅答道：我們是一個國家，你們要給援助可到南京政府去說，我是個地方負責人，不能直接接受。白吉爾一再強調今後將拋開蔣要直接支援傅，傅作義嚴正地回答道：我們中國自己的事情，毋需外人來干涉。白吉爾討了個沒趣，敗興而去。

1月17日晚，蔣介石給傅作義發來一個電報，大意說：相處多年，彼此知深，你現厄於形勢，自有主張，無可奈何。我今只要求一件事，於18日起派飛機到北乎運走十三軍少校以上軍官和必要的武器，約要一週，望念多年之契奸，予以協助；並催傅即覆電。傅作義以王克俊(傅部政工處長)的名義將此事發電給解放軍幹津聯合司令部。在解放軍的配合下，徹底粉碎了蔣介石最後企圖用飛機運走嫡系“精銳”兵團軍官及裝備的夢想。

1月21日，傅作義在中南海召集所屬高階軍政人員會議，宣佈了《關於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協議》，並正式下達到各部門。會上，蔣介石的嫡系第九兵團司令石覺和第四兵團司令李文雖然內心反對北平和平，由於傅作義早已採取有效的措施，調整要害防地的部署，因而他們無法動作，只好要求傅放他們回南京，傅表示同意。

這天下午，周北峰陪同陶鑄(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政治部副主任)和徐冰、戎子和三同志祕密從朝陽門進北平城內。傅作義在居仁堂舉行宴會歡迎。傅高興地對陶鑄說：“程子華將軍已接北平城防，出城接受改編計劃亦擬定。”當晚，陶鑄和傅作義進一步研究了城內部隊開出改編的日期、次序、地點和整編計劃，同時磋商了雙方成立聯合辦事處的各項細節，以及妥善處理軍隊改編、軍事、後勤、工礦企業、軍政機關移交等事宜。22日，報紙正式公佈了“為迅速縮短戰事，獲致人民公議的和平”的《協議》條文。

1月31日，人民解放軍舉行了入城儀式，葉劍英同志進城後擔任了聯合辦事處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是郭宗汾(華北“剿總”副司令)。北平，這座古老的名城從此翻開了它歷史的新篇章。至此，平津戰役勝利結束。

2月22日，傅作義應召和鄧寶珊乘飛機赴石家莊，轉往平山縣西柏坡村謁見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周恩來副主席，朱德總司令和其他領導同志。當晚，毛主席親自來到傅作義的住處，一見面，親切地握住傅的手，愉快風趣地說：“過去我們在戰場見面，清清楚楚，今天，我們是姑舅親戚，難捨難分。蔣介石一輩子耍碼頭，最後還是你把他甩掉了。”說到對傅部原有人員的政策寸，毛主席說：“我俘虜你的人員，都給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見他們。”3月下旬，原傅部被俘的將級人員全部放回，傅作義在北乎西郊原住處接見了他們。

3月25日下午，毛主席在西苑檢閱人民解放軍，邀請傅作義參加了儀式，看到用繳獲的美國機械化裝備武裝起來的強大的人民武裝。傅深感欣慰。他為了表示自己對毛主席和共產黨的感激心情以及對就要誕生的新中國的熱烈情感，特在西城小醬坊衚衕住處宴請在北平的中共中央黨政領導同志，周恩來副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等都欣然出席。

繼北平和平解放之後，傅作義又為推動綏遠“九·一九起義”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就在傅作義公佈《關於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協議》的這天，綏遠省政府主席兼“華北總部”駐綏部隊歸綏指揮所主任董其武來北平會晤傅作義，向傅請示綏遠下一步怎麼辦。他很明確地告訴董：“我們要跟上歷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了他還對董說：“你回去後，告訴咱們的幹部。抗日戰爭我把大家的家屬送到蘭州、寧夏可以，日本人到不了。別看現在解放的地方小，很快全國都要解放，除非你有錢把家眷送到國外去，否則沒有立足之地。”至於如何行動的具體問題，傅作義答覆說：“等我見到毛主席之後再定吧。”

傅作義在乎山縣西柏坡受到毛主席的接見後，即委派王克俊“負責聯絡綏遠準備起義的事情”。

1949年8月25日晚上，林彪、聶榮臻、賀龍、羅榮桓等領導人在北京飯店接待傅作義，就解決綏遠問題進行商談。

黨中央遷到北平後，毛澤東在香山又一次接見了傅作義。4月1日，傅通電擁護共產黨、毛主席，和平建設新中國。毛主席覆電深表歡迎。該月下旬，傅作義先派劉庸笙(總司令辦公室副主任、傅的隨從參謀)和原第一○四軍軍長安春山，到綏遠傳達毛主席指示：“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綏遠就不用兵了，告訴董其武主席，先做好內部工作，在他認為適宜的時候舉行起義。”傅叮囑董其武要實行完整的起義，勿使部隊分裂，勿使人民遭受損失。

5月28日，中共代表與傅作義代表通過談判，簽訂了綏遠問題協議。協議的大體內容是：劃定軍事分界線，雙方停戰，和平共處，鐵路通車，貿易往來，交換貨幣，由華北人民政府派駐歸綏聯絡處，協助董其武實施協議。原綏遠省的軍隊和政府均保待現狀，保持社會安定。通過一個時期的工作，通過宣傳、教育、文化上的努力，促進社會的進步，達到起義，達到和平統一。

當時綏遠局面很複雜，劉萬春(第一一一軍長兼綏、包兩市警備司令、徐永昌的舊部)和騎兵旅長鄂友三等反對和平起義；土匪活動猖狂；國民黨特務橫行。因此，王克俊給傅作義發了一個電報，說綏遠的問題“非鈞座親來不能處理”。傅於是把自己要求去綏的意見及王的電文通過華北局報告了毛主席。

7月24日下午，中共駐綏遠聯絡處王土鑫等四同志突遭特務的襲擊，造成了破壞綏遠和平解放的嚴重事件。這時，軍統特務以為破壞綏遠部隊起義的陰謀已經得逞，要求國民黨中央派要員來綏。徐永昌(國民黨政府軍令部部長)和王叔銘(國民黨空軍副司令)即奉命飛來陝壩，派飛機將董其武、孫蘭峰、劉萬春接去見面。徐、王代表國民黨中央發表董為西北軍政副長官，正式發表孫為第九兵團司令官、劉為第九兵團副司令官，並令董將部隊交第九兵團指揮，向西撤退。董以部隊欠餉幾個月，又以士兵和班排長多是綏遠當地人為由拖住部隊，抵制了徐、王的陰謀。

8月初的一天，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豐澤園東屋接見了傅作義等人。在座的還有周恩來、朱德、聶榮臻、薄一波等領導同志。毛主席說：“傅先生你與共產黨是結成了姑舅親。”毛主席又說：“事情總是有曲折的，可電知董其武主席多加註意：”並同意傅和鄧寶珊同去綏遠。

8月20日，傅作義偕鄧寶珊及隨員一行，乘華北軍區聶榮臻司令員指示派的一列裝甲列車赴綏遠，並攜帶現洋二十萬元(其中華北局十五萬元，傅部福利基金五萬元)，作為給綏遠部隊的慰問金。傅到歸綏後接待了軍政人員和地方士坤的來訪，傳見了營以上的軍官，又由董其武陪同分批檢閱了歸綏駐軍，分發了慰問金。歸綏官兵親眼得見傅作義安然無恙，反共分子的種種謠言不攻自破，官兵們領到慰問金，感受到共產黨政策的寬容溫暖。

傅作義於9月10日到達包頭，召集綏遠各地軍、師、旅級高階軍官和政府官員、地方士紳，共商綏遠起義的問題。經過傅作義多日的工作，大多數人都願意跟他走人民的道路。孫蘭峰卻託病住進醫院。

傅作義來綏的訊息傳出後，國民黨政府十分驚恐。毛人鳳密電給潛伏在綏遠的軍統特務趙思武說：“傅作義認賊作父，拱手出讓華北。近聞該逆潛赴綏遠，企圖鼓動部隊降匪，著即就地刺殺，本局當有重賞。”到包頭後，傅又接到蔣介石的電報，說：“你這次回綏遠，如同我當年‘西安事變’後回南京一樣，一念之差，鑄成今日危亡之大錯。你要接受我的教訓，不要自誤、誤國、誤部下。……希接電後，即來重慶，我當派飛機前往迎接，並委以重任，共謀黨國之復興!”他還收到代總統李宗仁和閻錫山的“賀電”，慶賀傅“脫險”，邀請傅到廣州。還說：“你在北平的部屬來了也均妥善安置。”傅作義將這些電文擱置一旁。他不為威脅利誘所動，也不怕陰謀暗害。在包頭中學操場檢閱部隊以前，警戒部隊搜尋場地時，在一個視窗發現了陰謀分子架設的機槍，槍口正對操場。傅知道後泰然鎮定，依然下令按時檢閱。

9月15日，徐永昌攜帶蔣介石、李宗仁、閻錫山的親筆信飛來包頭，企圖說服傅作義和鄧寶珊到廣州為國民黨效勞。徐見遊說無望，便賴著不走，企圖拖延時間，使起義不能如期實現。在這期間，傅作義在重慶的夫人及子女等，轉輾香港回到了北平；在蘭州的家屬也得以回到綏遠。

為了在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召開之前實現綏遠和平起義，傅作義決定於9月19日通電起義，並以簽字驅逐徐永昌。董其武於18日在綏遠平市官錢局包頭分局舉行通電起義儀式。之後，傅作義再次找孫蘭峰談話。19日凌晨，孫蘭峰終於在最後的關鍵時刻，幡然覺悟，給傅打來·電話，表示願意參加起義。徐永昌大勢已去，才悻悻帶上張慶恩等小大特務於下午2時飛去。臨上飛機，徐還狂妄地說：“三年後再見吧。”

4時許，傅作義召集幹部開會，宣佈發出通電，祝賀起義勝利。毛主席和朱總司令打來賀電：“希望你們團結一致，力求進步，改革舊制度，實行新政策，為建設人民的新綏遠而奮鬥!”同時，聶榮臻司令員和薄一波政委也在賀電中指出，要“把綏遠建設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區，把軍隊改編為真正的人民解放軍……”

傅作義和鄧寶珊、孫蘭峰於20日乘車返回北京。22日上午，到達西直門車站，受到聶榮臻、薄一波等負責同志的熱情迎接。當天下午，傅和鄧、孫出席了已經開幕的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他在會上作了充滿愛國主義激情的講話，由衷地表示擁護毛主席，擁護共產黨的領導，願繼續為建設繁榮富強的新中國而努力工作。毛主席為他的講話鼓掌，並同他親切擁抱。

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批准命傅作義為綏遠軍政委員會主席。

1950年11月，周恩來總理在一次宴會上宣佈：傅作義先生在抗美援朝開始時，就積極擁護毛主席這一英明決定，並提出綏遠起義部隊參加抗美援朝。現在經毛主席批准，成立第二十三兵團，部隊即行開赴河北整訓，然後入朝。接著周總理問他派誰當司令員，傅即推薦董其武任司令員。次年9月，第二十三兵團進入了抗美援朝戰鬥序列。

新中國建立之後，傅作義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出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水利部部長及擔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1955年9月27日，在懷仁堂舉行的隆重授勳典禮上，毛主席親自授予傅作義一級解放勳章。1965年，當選政協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當有人攻擊說，民主人士都是招牌，有職無權時，他氣憤地反駁說：“我這個部長就是有職有權，水利部黨組李葆華同志非常尊重我，我也尊重李葆華同志，我們互相商量，肝膽相照，沒有感到有什麼隔閡。”

傅作義曾對毛主席說：“搞水利可以直接為人民辦事。”當水利部長是他自己選擇的。傅上任後，為確保大江大河不決口氾濫，在李葆華同志密切配合下，做了大量工作。1950年，他去查勘黃河，到陝縣的那天，氣溫高達攝氏4o℃，仍按原計劃進行活動。1951年，他和李葆華等一起視察淮河，在去洪澤湖蔣壩途中，有三十華里的路程汽車無法通行，他和大家一起步行。1952年，他到洞庭湖進行考察。然後，又轉赴漢口，乘船沿漢水而上，研討了丹江口水利樞紐工程的規劃。1953年，到珠江考察。1954年，趕赴新疆，研究少數民族地區的水利建設問題。1955年，先後進淮河流域的梅山、佛子嶺等水庫工地視察。1956年，東北松花江發大水，又親臨抗洪前線。1957年4月13日，傅作義以黃河流域規劃委員會副主任身份參加黃河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的正式開工並講了話。之後，又急忙趕到晉南地區考察。因為勞累，心臟病突發。周恩來總理閱訊後，派專機送心臟病專家黃宛大夫前往搶救。5月?日，傅回北京，入協和醫院繼續治療，周總理並代表毛主席兩次到醫院探視和慰問。

在三年自然災害的1962年初，黨中央有意安排以陶鑄同志的名義邀請傅作義一家到廣東休養，傅先後視察了花縣水庫、新豐江水電站，還去過新會、佛山、高要、中山等縣市。到工地後，他堅持步行上壩，心臟如有不適，就服用隨身攜帶的藥物。

1963年，海河發大水，天津市防汛工作異常緊張。那時傅作義已是六十八歲，因心臟病發作治療幾個月。出院不久，他除了每天向防汛辦公室瞭解情況外，還要親自去天津看看實際水情，慰問防汛搶險隊伍。水利電力部黨組織一再說服勸阻，傅便親自找周總理，經總理同意，由劉瀾波陪同到防汛前線，與當地防汛指揮部門研究了工作部署，慰問了防汛軍民。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來總理建議傅作義去住院或去外地休養。這實際是一種保護性安排，傅理解黨對他的深切關懷，但他謝絕了。

1972年2月21日，傅作義出席了周恩來總理為歡迎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宴會。周總理向尼克松介紹說：“這位就是傅作義將軍，他為中國人民立了大功。”25日，應邀出席尼克松的答謝宴會。當晚他致函尼克松，稱讚其謀求同中國關係正常化是明智的行為，並嚴正指出：美欲謀求亞太地區及世界和平，必須同中國合作，而欲同中國合作，必須尊重中國的主權，放棄支援臺灣的錯誤政策。

10月17日，中央同意傅作義辭去水利電力部部長職務的請求。12月，傅因病入院治療。

1973年2月28日，傅作義抱病主持了紀念臺灣人民“二·二八起義”二十六週年座談會。他在會上說：“當前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十分有利於祖國的統一。祖國的統一，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是任何力量阻撓破壞不了的。”

這年8月以後，傅作義因病不斷住院治療。1974年初，傅的病確診為癌症。已患癌症的周恩來總理獲悉這個訊息後，毫不考慮自己剛做手術，身體十分虛弱，親自到傅的住所進行慰問。4月18日，傅作義病危，周總理又一次到北京醫院去探視他。傅在昏迷中聽到總理來了，用了很大的力氣睜開眼睛。周總理握住他的手，深情地說：“傅作義先生，毛主席說你對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功。”處於彌留之際的傅作義聽了總理的活，嘴脣顫抖著，眼睛裡閃著淚花。第二天，傅作義逝世，終年七十九歲。

4月23日，傅作義追悼會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毛澤東主席送了花圈。追悼會由周恩來主持。葉劍英致悼詞。

1985年，文史資料出版社出版了《傅作義生平》一書。鄧小平同志題簽。彭真、聶榮臻、習仲勳等題詞。薄一波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