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沫簡介

楊沫傳

1980年10月，我第一次踏進柳蔭街楊沫住的小院，當她迎出來同我握手時，美

籍華人女作家聶華苓的話一下子從我胸中跳了出來，楊沫“是可以握著手談‘心’

的那種人。”這是因為楊沫很容易給人以鮮明的印象，她直率、平易、開朗、心直

口快……

童年：有富貴的父母，但沒有溫暖的家

1984年，對楊沫是具有紀念意義的一年，她已走過七十年的生活歷程。從《熱

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這篇處女作發表算起，她的創作生涯也度過了整整五十年。

童年對她已經遙遠，但不平凡的童年生活卻給她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

二十世紀初，楊沫的父親、一個思想開明的清末舉人從湖南來到北京，考入京

師大學堂。畢業後，他留京辦起了私立大學。然而，這位大學校長沒有把革新之路

走到底，卻以辦學為名，募集捐款，在河北灤平縣購買土地，搖身一變成為顯赫的

大地主，過著實實在在的花天酒地的生活。楊沫的母親也是湖南人，懂得詩詞歌賦。

家庭發跡以後，丈夫娶姨太太嫖妓女，她得不到幸福，整日吵鬧，打麻將。楊沫就

在這樣一個物質上頗為富有，精神上非常空虛的書香人家度過童年。

楊沫於1915年8月25日生在北京，她上面有一個哥哥，叫楊成勳，比她大十二歲，

下面還有兩個妹妹：二妹楊成亮，三妹楊成芸，就是後來的著名電影演員白楊。楊

沫那時叫楊成業。

父母不和，各自尋歡作樂。兒女既得不到父愛，也得不到母愛。楊沫說：“幼

小的我，過的是一種什麼生活呀？！數九寒天，我穿著露著腳後跟的破鞋，腳後跟

生著凍瘡，流著濃血；渾身長滿了蝨子……”（《鄉思的朝和暮》）五六歲時，母

親常常打牌看戲，半夜不歸，家中只她一人孤苦伶什。有時她害怕，攔住媽媽不讓

走，自私而暴躁的母親，居然伸手打她幾個耳光，揚長而去。後來，她被送到舅舅

家，在那兒寄人籬下。表兄弟們隨便欺負她，把她像皮球一樣踢來踢去。八歲，到

了上學的年齡，母親不得不把她接回家，但待遇依舊。這倒使楊沫這個生長在豪門

的“大小姐”有了接觸下層人民的機會。她同傭人睡一盤炕，放學後，和拾煤渣的

窮孩子一起玩。她還常被母親帶到灤平鄉下去收租。她回憶說：“在這裡，我看到

世界上最悲慘的事——看到了地主是怎樣殘酷地壓榨農民，怎樣吸乾了農民最後一

滴血汗的真實景象。他們常常把不肯——也是沒錢交租的佃戶吊到房樑上毒打。他

們住在佃戶家裡，要雞、要肉、要吃好的。他們把農民當做供他們壓榨的牲畜……

那時，在我幼小的心靈裡，還不懂什麼是剝削、壓迫。但是我看到了佃農的孩子在

嚴寒的冬天，還光著身子沒有衣穿，一個個瑟縮在炕角，用燒熱了的土坑來溫暖汙

髒瘦弱的身子。為了給我父母親交租錢，他們沒有錢買鹽吃，吃著沒有鹽味的樹葉

子……”（《我的生平》）窮與富的鮮明對照，使小楊沫對黑暗社會隱約產生不平，

對貧苦的勞動人民產生同情，對地主醜惡的行為憤慨不滿。母親專橫、粗暴、常常

歇斯底里的變態行為，使楊沫差不多在十歲時，就對母親產生憎恨、厭惡和敵對情

緒。

共產黨人第一次闖入楊沫的生活是在她十二三歲的時候。那時她父親因學校停

辦而失業，家境日趨困難，全家搬到北京西四附近的皇城根居住。常來這裡走動的

一位客人叫方伯務。他蓄長髮，高個子，長臉，和藹可親，氣度不凡。這個大學生

是她父母的同鄉。楊沫喜歡跟這個大朋友親近，因為他喜歡談天說地講故事。有一

天晚上，他在楊沫家呆了好久才離去。可是不久，就傳來了他被殺害的訊息。他是

與李大釗等二十人被軍閥張作霖絞死的。楊沫在《順天時報》上發現了這訊息後，

似乎明白了“大朋友”方伯務那天是來她家避難的，但父母沒肯留她。大朋友的死

不僅使她悲痛哀傷，更多的是驚奇、迷惑。她在《答親愛的讀者》一文中說：“這

個訊息給了孩子的心靈多麼大的震動呀！當時我是那樣地奇怪，他為什麼要被絞死

呢？他既不是強盜，又不是壞人，他有學問，又那麼誠懇、熱情、謙虛……直到今

天，我的眼前還浮現著他那溫和的笑容。於是，共產黨員的崇高形象，從小就烙印

在我的腦海中。”

書香之家，雖然沒有給過楊沫溫暖的感情，但卻使她在孤寂的童年有可能躲到

書籍、牌匾、對聯以至崑曲中去尋找歡樂。

五六歲時，從家鄉來的祖母，常給她講故事，那娓娓動聽的湖南腔把小姑娘帶

進模糊而美麗的夢鄉。老家湖南湘陰東三裡村，山巍巍，水青青，大地綠油油，一

條彎曲的淚羅江從她心中緩緩流過。認得幾個字以後，好奇的小姑娘常上街觀看店

鋪的牌匾對聯，什麼“德順老醬坊”、“又一順羊肉店”，連那紅紅綠綠的電燈上

寫的妓院和妓女的名字，什麼“翠玉”、“嫣紅”，什麼“紅鳳”、“醉妃”，她

都好奇地觀看。這也是小姑娘最初的文化學習，文學教育。八九歲時短髮齊眉、天

真無邪的楊沫，見母親躺在沙發上手捧唐詩，高聲吟哦，她也跟著學。漸漸地，連

《長恨歌》、《琵琶行》她都能背誦下來。小姑娘對人生充滿幻想，在家抓什麼書

就讀什麼書。小小年紀，學著名士派頭，起雅號“野鶴”和同學和詩。十多歲，又

迷上《紅樓夢》，為林黛玉的命運熱淚潸潸。後來讀武俠小說著了魔，受《小五義》、

《七俠五義》、《江湖奇俠傳》的影響，放學後，跑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去學武術，

夢想投峨嵋山學藝，作個劫富濟貧的俠客。聽大人談話也是楊沫重要的文化生活和

對社會的瞭解。家中三教九流，各式各樣的客人都有，大人坐在沙發上聊天，有的

高談官場見聞，有的大聊闊人新娶姨太太，哪家小姐嫁給有權有勢的丈夫。動亂的

時局和不斷猛漲的物價也是大人常議論的內容。不管談什麼，楊沫總喜歡躲在沙發

的一角，津津有味地聽著。楊沫還喜歡音樂。當時著名的崑曲家紅豆館主借楊沫父

親的學校教崑曲。小姑娘每每路過這裡，那悠揚婉轉的樂聲、幽雅動人的演唱，就

像磁石般把她吸住。她用全部心靈痴痴地諦聽、欣賞，對“如泣如訴，飽含著萬種

柔情的崑腔曲調”非常喜愛。孩子的痴情感動了紅豆館主並收她作了徒弟。這是她

最初的“美的陶冶，美的感受，美的摯愛。”

童年生活沒有溫暖，不幸的遭遇給楊沫孱弱稚嫩的童心投下深深的陰影。但童

年生活也有陽光，大自然的美，書籍、音樂，是她心中的太陽。在那裡，她有過歡

樂，有過幻想和希望。

少年：在流浪、掙扎中找到了親人

十四歲那年，楊沫剛剛讀完高小一年級，還差一年才能畢業，但為了躲避腐朽

的家庭，她自作主張，跑到西郊，考進西山溫泉女子中學，過起住校生活。在風景

如畫的校園裡，她除了應付必要的功課以外，全身心傾注在讀書之中，廣泛涉獵古

今中外文學名著。“五四”以後，我國反封建、爭自由民主的小說、歐洲和日本十

八、十九世紀的宣揚個性解放的文學小說詩歌文學作品深深吸引了她。她渴望新生活，渴望精神

食糧。郭沫若的小說《落葉》是她讀的第一本新小說。最初讀的是郭沫若、郁達夫、

張資平、朱自清、冰心、廬隱的小說詩歌文學作品。接著是魯迅、茅盾、丁玲、蔣光慈、蕭軍、

蕭紅及日本的廚川白村、小林多喜二、芥川龍之介等人的小說詩歌文學作品。楊沫愛上了文學，

從國小到中學，作文成績一直很好。

1931年春，父親破產，逃亡不知去向，這個家庭瓦解了。母親把十六歲的楊沫

叫回家，強迫她嫁給一個國民黨軍官。楊沫正讀國中三年級，對社會已有了自己的

看法，對包辦婚姻，她毅然反抗，又跑回西山的學校。女兒的行為激怒了母親，她

斷絕了對楊沫的一切供給。

現實的黑暗、冷酷，刺痛了楊沫這個十七歲的少女的心，沉重的打擊使這個不

能自立的中學生“變得像老人似的憂鬱、沉默、感到人生是那麼可怕……”渴望與

絕望在楊沫心中不斷地鬥爭。

幾個同學向楊沫伸出友愛的手，幫助她交了兩三個月的飯費，勉強維持到暑假。

暑假裡，母親威逼加緊，動不動罵女兒不孝，不聽話。忍無可忍的楊沫在一個夜晚

從家裡逃出來，住在同學那裡，但找不到工作，無奈又跑到北戴河，投奔在那裡教

書的兄嫂。“可是，兄嫂見我這麼狼狽，怕我增加他們的經濟負擔，對我的態度忽

然變了。這樣一來，生活給我的刺激更大了！於是，我整日徘徊在北戴河的海邊，

海成了我唯一親密的朋友。我對著大海哭泣，我對著大海呼喊：天地如此之大，難

道我不向惡勢力屈服，不去當有錢人的玩物，就只有死路一條麼？……這時，死亡

在向我招手——有多少次，我站在高高的岩石上，仰望著天上的白雲，凝視著美麗

的晚霞，遙望天水交接的遠方，流著眼淚，多麼想縱身跳進大海……”（《青春是

美好的》）看了這段回憶，我們會自然感到《青春之歌》的準備好像從這時已經開

始，或者開始得更早。

但是，生活也在給楊沫以希望。她眷戀美麗的大自然，憧憬青春的活力月p些優

秀的書籍，不斷激勵她追求個性解放，爭取民主自由，她不曾就這樣結束生命。不

久，靠一個同學的幫助，她終於在河北省香河縣縣立國小謀到一個教書的位置。

兩三個月後，母親患子宮癌病危，楊沫回到北京，帶著兩個年幼的妹妹守護垂

危的病人。不久，母親去世，哥哥不肯回來，大妹奔了東北長春，小妹楊成芸只有

十一歲，投考聯華電影公司，開始獨自謀生，這個本來就不像個家的家完全解體了。

在河北香河教書時，楊沫結識了北京大學一位國文系的學生玄。1932年她與玄

相愛同居，住在北京沙灘一帶一個小公寓裡，靠玄家裡寄來的少許錢維持生活。波

折的生活經歷，進步的中外書籍，不斷給楊沫注入自尊、自強的新鮮血液。她不甘

於平庸、瑣碎的小家庭生活，不甘於為穿衣吃飯而活著，由此精神經常陷入空虛和

苦悶之中。

1933年，一個偶然的機遇，成了楊沫苦悶生活的轉折，她終於把眼界從小家庭

放進了大世界。

春節除夕夜晚，楊沫來到當了演員的小妹白楊的公寓。那裡聚集著十幾位東北

流亡青年。他們都是大學生，共產黨外圍組織“劇聯”成員，也有共產黨員。楊沫

與這麼多的愛國青年相聚一堂，她的心第一次受到震動。“聽到他們對於國內國際

大事的精闢分析，使我這個正在尋求真理，徘徊歧途的青年猛醒過來——啊，人生

並不都是黑暗的，生活並不都是死水一潭！原來，中國共產黨人為了拯救危亡的祖

國，為了一個美好的社會的誕生正在浴血奮戰！”（《青春是美好的》）那除夕之

夜是楊沫生活道路上新的里程碑。這裡程碑式的一幕，在《青春之歌》第一部第十

一章中藝術地再現了出來。

楊沫認識了宋之的等共產黨員和革命青年。他們宣傳抗日，痛斥國民黨的不抵

抗主義，向她介紹馬列主義書籍。楊沫讀的第一本理論書是《怎樣研究新興社會科

學》，還讀了高爾基的《母親》等小說。她空虛的心靈逐漸充實起來，成長為有抱

負、有理想的女孩子。她再也不能忍受小家庭的束縛，渴望到廣闊天地裡飛翔。可

是玄是個“鑽在故紙堆裡的個人主義者，他想的只是個人怎麼成名成家。”在小家

庭裡，共產主義的崇拜者和胡適的崇拜者鬧起了矛盾。楊沫為了擺脫束縛，四處奔

波尋找工作。從1931年到1936年，她當過三次國小教員，當過家庭教師和書店店員。

她桀騖不馴，不會阿議奉承，結果經常碰壁。哪兒也呆不長，工作時斷時續，生活

時飽時飢。但那幾年，她多是住在沙灘低矮潮溼的小公寓裡，為的是便於到北京大

學旁聽，堅持學習。

此時的楊沫，一顆年輕的心全部被共產主義學說吸引去了。她尋找共產黨尋找

力量，尋找新的生活方向，甚至到獄中去看望被捕的同志，為他們做些事情。

這個不滿二十歲的姑娘，開始拿起筆來參加鬥爭了。她的處女作《熱南山地居

民生活素描》在1934年3月15日東北救亡總會辦的《黑白》半月刊上刊登出來，這是

楊沫思想和感情昇華的文字記錄，是她創作生涯裡第一個堅實的腳印。散文有條理

而簡要地記敘了熱河南部山地人民政治、經濟、文化生活，揭露出地主欺壓農民的

事實，對處於水深火熱的勞動人民寄予同情。楊沫幼時跟父母去鄉下收過租，那一

樁樁農民交租賣地的慘劇撼動過她的心靈，因而當她有了階級覺悟以後，她發表的

第一篇文章便成了從心中迸發出的第一束明亮的火花。這篇短文雖然顯得粗糙、簡

單，但感情是真摯的，顯示了楊沫小說詩歌文學作品愛憎分明的特點。

這一時期她的創作熱情很高。她說，我不知深淺，但勇氣很足，得空就寫，寫

散文、紀事、報道和短篇小說，用“小慧”的筆名，常向上海《中流》和《大晚報》

副刊等報刊雜誌投稿，楊沫發表於1937年的四個短篇小說都是這一時期的創作。楊

沫最初的創作有個特點，她不像一般年輕作家善於描寫身邊瑣事，抒發個人情感，

她是一開筆就表現勞苦大眾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有些是她熟悉的，也有些是不熟的，

但她要努力地表現他們，替他們代言。《某家庭》、《死與逃》寫了一個工人、一

個農民兩個普通家庭的悲劇，揭露日本侵略者傾銷毒品、奴役勞苦大眾的罪惡。前

篇炳兒的爸被白麵癮纏身，日益墮落，喪失了人性；後篇小保媽被壞人勾引，抽起

白麵兒，不能自拔，結果家毀人亡。《浮屍》描寫於老婆子的兒子上了漢奸的當，

受他們招工的欺騙，喪失了生命，而於老婆子還在家裡苦苦地盼著兒子歸來，做著

兒子發財、帶回白花花的銀元、花洋布還有幾匣子點心的夢。這一個個辛酸的故事，

有力地控訴了日本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摧殘勞苦大眾的罪行。

《怒濤》寫的是女知識青年美真割捨小家庭的愛，為大眾的幸福，犧牲個人感

情投身火熱鬥爭的故事。小說還集中描寫了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到農村宣傳抗日的

場景。美真是一個熱情、誠摯的女大學生。在她十九歲上大學的那年，與青年昭相

愛同居。慢慢地她對於安逸的生活，丈夫和兒子的愛不能滿足了，她想著千萬個飢

寒交迫的人，再也不能安靜地生活下去。但昭與她相反，他認為女人不應該離開家、

丈夫和孩子去為什麼遠不可及的理想犧牲自己的幸福。衝突的結果，他們只有分手。

美真投入了火熱的鬥爭。主人公美真有作者自己生活遭遇的影子，也是《青春之歌》

的主角林道靜的雛型。這篇小說，是《青春之歌》最早的胚胎。

青少年時期讀文學小說詩歌文學作品，很容易受影響，“包括那些作家的筆調和文風，也會

像白紙染墨一樣被吸收著。”楊沫承認：“魯迅先生文字的簡煉、凝重，無疑是會

給我以影響的。”（《回憶我怎樣發表第一篇小說詩歌文學作品》）她的四個短篇加起來不超過

一萬五千字，每篇都很短。她善於集中日常生活帶典型意義的情節，從小處落筆渲

染氣氛，表現國家危亡的重大主題。前三篇情節較完整，後一篇只是一個生活斷面，

但都寫出了人物性格、思想感情的變化。對這四篇小說詩歌文學作品，楊沫說：“為熱愛文學，

我就像唐·吉河德那樣，騎著瘦馬，精神抖擻地闖蕩起來了……這四個短篇，今天

看來，只能稱為‘亭子間’文學。因為，我那時雖有滿腔的愛國熱情，雖有對日本

帝國主義和封建地主的深深仇恨，但我缺乏生活。”楊沫認為她那時的小說詩歌文學作品“內容

是空虛的、浮淺的，語言則充滿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腔調。”（《紅紅的山丹花》

後記）這四篇小說詩歌文學作品確有生活觀察不深，細節描寫不夠，顯得粗糙的毛病，但那時的

楊沫，已能駕馭文學之筆，用短篇小說表現社會重大問題，塑造較鮮明的人物形象，

這可喜的第一步，顯示出她的創作才能；也表明，創作前她在思想和文學上的準備

是充分的。

青春：在戰火中度過

1936年，楊沫第二次到香河教書時，認識了逃避在這裡的共產黨員馬建民。一

個具有遠大理想，渴望獻身革命事業的女孩子，終於從馬建民那裡找到黨，找到了

親人。她興奮、激動，積極地按黨的指示工作。五六年來，她與玄糾葛不和，兩個

青年人的思想境界相距愈來愈遠，矛盾終於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楊沫掙脫了愛情

的羈絆，斷絕了與玄的關係，用實際行動清算了自身的弱點，飛向廣闊天地。就在

這年的12月由馬建民介紹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楊沫與馬建民結合，開始了新生活。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北平即將陷落，楊沫帶著新生幾個月的女兒

匆匆南下，來到上海住在白楊那裡。不到一個月，戰火又向上海燒來，“八·一三”

抗戰爆發。楊沫和妹妹參加了學習戰場救護的訓練班。炮聲隆隆，決定民族存亡的

大戰開始後，她又抱著孩子登上北去的火車，一路艱辛，回到河北。本想轉道去延

安，但是11月，保定失守，接著石家莊失守，到延安的路斷絕。她放下吃奶的孩子，

與愛人一起參加了冀中抗日遊擊戰爭。從此楊沫又開始了戎馬倥傯的戰鬥生活。

楊沫先是擔任安國縣婦救會主任，經常帶領幹部下鄉宣傳抗日。這年秋後，武

漢、廣州失守，日本侵略軍回師敵後，向華北平原大“掃蕩”，冀中硝煙瀰漫，楊

沫又丟下剛出生一個月的兒子，穿上八路軍軍裝跟隨賀龍的一二０師兼程行軍，和

敵人兜圈子，轉戰平原。第二年春天，由於產後虛弱，急行軍中楊沫病倒，住在文

安縣王莊農民家裡養病。5月來到大清河北的十分割槽，擔任分割槽婦救會宣傳部長。生

活艱苦，戰鬥頻繁，環境殘酷，多病的女戰士楊沫常常受到農民群眾捨生忘死的掩

護，精心的照料。1941年4—5月間，她曾到晉察冀邊區的易縣一帶後方醫院養病，

並在從延安遷來的華北聯合大學文學系學習過幾個月。聯合大學成立婦女文藝創作

會，楊沫曾當過主任。1943年，楊沫又回到大清河北十分割槽，先是在分割槽抗聯會擔

任宣傳部長，還編過《黎明報》。以後又來到分割槽反攻建國同盟會從事上層統戰工

作直到1945年。

艱難困苦的生活，你死我活的戰鬥，英勇頑強的戰友，純樸善良的民眾深深教

育了在城市學校里長大的楊沫。在戰鬥空隙，楊沫不顧疲勞，用蘸著鮮血的筆寫過

不少反映戰爭生活的短篇小說和散文，可惜發表的小說詩歌文學作品、手稿都在惡劣的環境中遺

失了。關於那段戰鬥生活楊沫說：“這些生活給了我對人生比較深刻的‘理解’，

給了我改造小資產階級靈魂的機會，也給了我豐富的創作源泉……”（《我的生平》）

楊沫這個時期的創作，除了寫於1942年的《在後方醫院》外，迄今沒有找到幾

篇，在她的創作年譜上成了一個遺憾的空白。但後來；解放戰爭中，全國勝利後，

一直到八十年代，楊沫的小說詩歌文學作品，卻大部分是以這個時期為背景的，這正如楊沫在長

篇小說《東方欲曉》的前言中所說：“直到今天，引起我無限美好的、無限幸福的

回憶的，不是大城市裡和平安靜的生活，不是個人的什麼‘成就功名’，也不是飽

覽國外綺麗風光的愉快，更不是什麼兒孫滿堂的福氣……究竟是什麼呢？那就是我

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一段充滿血和火的鬥爭生活。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日

子。”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後，楊沫離開了大清河來到張家口擔任《晉察冀日報》

的編輯，並主編過日報的文藝副刊。第三年夏，國民黨反動派向解放區大規模進攻，

內戰開始。楊沫在張家口晉察冀邊區婦聯工作，負責編《時代婦女》。1947年她參

加了解放區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鬥爭，擔任過《人民日報》的編輯，直至1949年，

才回到闊別十二年的北京，迎來了全國的解放。

在烽火連天的戰爭歲月，楊沫曾有過創作長篇小說的衝動，但環境不允許。她

利用戰鬥空隙，寫過不少中短篇小說、散文、評論通訊等。在戰亂中遺失不少，保

留下來的小說詩歌文學作品分別收在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葦塘紀事》，1978年北京出版社

出版的《紅紅的山丹花》，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楊沫小說選》，1982年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楊沫散文選》、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河與浪花》等

集子中。

散文《在後方醫院》、《回憶》、《罪惡的見證》是楊沫獻身革命，在鬥爭中

改造世界觀的文字見證。十年的革命經歷，把她從一個官僚地主的後代塑造成無產

階級的先鋒戰士。《在後方醫院》通過一天的休養生活，把眼前的溫暖和抗戰的艱

難以及北京的流浪生活加以對照；而在1946年1月完成的《回憶》裡，當1945年結束

了八年抗戰生活來到了張家口市、住在精緻的洋房裡又激起她長久的回憶，想起十

七歲在北戴河邊徘徊的日夜，想起回北京後流離的生活，想起抗擊日寇的英勇奮戰。

她激動地寫道：“我常常想，像我這樣一個小知識分子，如果不是參加了革命，不

是黨把我哺育成人，我不是墮落了，也會被病魔奪去了生命。”為了配合土地改革，

為了改變稿件中那些偏於說教的文字，楊沫往往現身說法，1946年夏天為《時代婦

女》寫了《罪惡的見證》這篇生動的寫實文章，開篇就寫道：“我曾經是大地主的

女兒。我永遠記得父親豢養下的警察鷹犬，和母親雪白小手裡的凶惡皮鞭”。她毫

無保留地揭露父母欺壓農民的罪惡，集中描述了小寡婦和秀妮兩個農村婦女在父母

的爪牙欺詐殘害下，自殺身亡的悲慘遭遇。她說自己是用農民的血哺育起來的。楊

沫在十七歲母親死後，曾繼承了一些地產，她決心結束可怕的地主生活，不顧親友

反對，把地賣了，楊沫那時已經有了與家庭決裂的意識和實際行動。參加革命之後，

她又從一個人道主義者變為共產主義者咱覺革命的精神不斷增長。她不斷地深刻解

剖自己，在這篇文章最後寫道：“我還時常憎惡自己血液中那麼一些可怕的毒菌。

每當我接近貧苦的農民，我的心裡常湧起一種深摯的熱愛和不可名狀的歉疚。我像

對他們負了罪，總想為他們多做一點事情。”這是楊沫可貴的革命者的品格，也是

表現在她身上的鮮明特色。

她在1946年春寫的《神祕的大葦塘》、《在兵站上》和1948年寫的《鄭德富家

倆口子》，都是楊沫在這段鬥爭實踐中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真人真事。《神祕的

大葦塘》是作者寫的“敵後抗戰生活雜記”之一。為了對付敵人殘酷的大掃蕩，戰

士們把大葦塘開闢成後方陣地。雜記描寫的正是“這千百年來渺無人煙的荒涼綠莽

中”出現的“抗戰史上神話般的生活”。她歌頌這神聖的地方“將在抗日戰爭的歷

史上，留下光榮而奇特的一頁。”《在兵站上》熱情地漚歌在戰場上英勇殺敵光榮

負傷的戰士，細膩地描繪了兩位重傷員面容堅毅、神色昂揚的精神狀態。與革命戰

士有著血肉聯絡和真摯的感情，使楊沫的創作飽含深情。如今幾十年過去，她在

《在兵站上》的小序中說：“至今思之，似有一股火焰般的激情澎湃五內……生活

在我身上進發的火花——使我能夠成為一個作者的火花，難道沒有那些犧牲了的戰

士的鮮血所凝聚的氧在催發嗎？”是的，楊沫能寫出震撼心靈的《青春之歌》，能

成為著名作家，和她對革命、對革命戰友的深厚感情是分不開的。《鄭德富家倆口

子》用血和淚控訴了萬惡的舊社會，老實勤勞的農民被剝削得一貧如洗，掙扎在死

亡線上。小說詩歌文學作品通過鄭德富兩口子的悲慘遭遇道出一個真理：只有實行土地改革，才

是農民擺脫貧窮的出路。

楊沫經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洗禮，生活基礎紮實多了，經驗也豐富起來，

她擺脫了“亭子間”文學空泛浮淺的侷限，寫出《接小八路》、《窮光棍結婚》、

《葦塘紀事》和《七天》四篇小說，在深度和廣度上都大大前進了。

她1949年寫的短篇小說《接小八路》和1948年寫的《窮光棍結婚》表現貧苦農

民經過偉大斗爭，挺起腰桿，當家作主，精神上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楊沫沒有選擇

轟轟烈烈的鬥爭場面，卻把鏡頭對準了日常生活場景。短短的不到兩千字的《接小

八路》，展現出老貧農劉貴對八路軍的兒子“小八路”從怕到愛的轉變。土改勝利

了，整日耷拉眼皮不言語的劉貴豁然開朗了。這樣一個變化，是土地改革深入人心

的結果。如果沒有親身經歷土地改革運動，親身體驗廣大農民翻身作主的喜悅，是

寫不出《接小八路》的，更寫不出《窮光棍結婚》。一個三十多歲的窮光棍要結婚

了，在農民中引起了不小的反響，窮光棍李鳳桐過去被人看不起，房無一間，地無

一壟，住在村邊石洞裡。土改時，他當了貧農團主席，積極、熱情、辦事公道，在

群眾中變成了英雄。年輕寡婦許志玉、漂亮姑娘許鳳娥、作過童養媳的王大愛都愛

上了老實憨厚的李鳳桐，願意嫁給他。連愛給幹部挑毛病、說俏皮話的小老頭許文

慶，因眼瞎整天坐在家裡的張富貴的娘，都圍繞著李鳳桐要結婚的故事，栩栩如生

地登上楊沫設計的舞臺表演。楊沫曾常年生活在農民之中，獲得了農民的感情、思

想和語言。比起她三十年代的小說詩歌文學作品，在表現農民這方面，更得心應手。她寫許志王

愛上李鳳桐，在她眼裡這個僱工真漂亮，連那雙眼睛都極有神采，“黑眼仁就像要

咬人似的”。描寫淳樸的李鳳桐的喜悅心情，楊沫讓他做出這樣的動作：“舊灰軍

帽摘下戴上，戴上又摘下”。李鳳桐和王大愛的戀愛場面別有風趣。倆人一前一後

地走著，王大愛的心快跳到嗓子眼兒裡來了，她鼓足了勁兒還是結結巴巴地說：

“鳳桐哥，你看我行嗎？”李鳳桐的心突突跳起來，他大膽地一把抱住大愛，在她

的臉蛋上輕輕咬了一口。大愛高興得“哎呀”了一聲。鳳桐放開手，喘呼呼地說：

“你放心……組織上許可我要你。找媒人說說……咱們就結婚。”他們怕有人來，

很快鬆開了手，走回村裡。這一對青年男女的語言和動作寫得多麼有聲有色有味道。

有農民氣息，也有時代氣息。

《葦塘紀事》和《七天》是楊沫在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1949年創作的兩篇中篇

小說。勝利了，面對祖國的解放，楊沫熱淚盈眶。她首先想到的是過去的艱苦歲月，

英雄的人民。人民的英雄激勵她動筆寫作。在寫《神祕的大葦塘》這篇散文時，她

曾在小注中這樣表示：“寫起小說這類費力很大，而自己的能力——結構、佈局、

使用語言、個性刻畫——說起來本無能得可憐……”那時葦塘的生活使她激動，但

又覺得駕馭小說的能力還不夠。三年過去，楊沫的創作能力提高了，終於完成她創

作生涯中第一個中篇《葦塘紀事》。這篇描寫冀中葦塘地區反掃蕩的鬥爭生活的作

品，又一次再現出人民戰爭生活的場面。《七天》描寫的是抗日戰爭勝利前夕的一

場地道戰。一位老同志帶領七個新學員，在漆黑的地道里與日本鬼子周旋了整整七

天七夜，終於取得勝利。關於這個時期的小說詩歌文學作品，楊沫在《紅紅的山丹花》的後記中

總結道：“我感到它們的內容紮實了，有了生活基礎，也有了些群眾語言。但是，

我並不喜歡它們。它們被我寫得太實了，也就是現實生活太多，浪漫主義太少。豐

富、光彩奪目、充滿戰鬥氣息的沸騰生活，卻被我寫得那麼平淡無奇，黯然失色，

不能動人心魄。”楊沫在從事文學活動的歷程中和她從事革命活動一樣，不斷解剖

自己，總結經驗教訓，創作也一步一個腳印地穩步前進。

《青春之歌》：投身革命生涯的血

新的戰鬥開始了。回到闊別已久的北京，楊沫的心不能平靜。沙灘紅樓，就像

一位歷史老人，如今又看見它了，埋在楊沫心頭多少激動人心的故事，一下子全蹦

了出來。走進西山溫泉的山光水色，鑽人熱鬧起來的北京小衚衕，又把楊沫帶回悲

苦奮進的少年時代。天地變了，生活變了，可那流逝了的歲月卻在楊沫的心中永駐。

最初楊沫在《人民日報》社擔任編輯，不久轉到北京市婦聯擔任宣傳部長。1950年

楊沫生病休養期間，多少年來要創作長篇小說的願望又翻騰起來。閒暇時比激戰中

更懷念親人，更流連往事。受玷汙自殺的貧苦女兒秀妮，被軍閥絞死的方伯務，19

33年那照亮前程的除夕之夜，在北戴河徘徊海邊的痛苦與絕望，與大學生玄的最後

分手，“九·一八”之後群情激昂的學生運動，抗戰八年在冀中平原的日日夜夜，

解放戰爭中的土地改革運動，那些數不盡的犧牲了和活著的英雄們，都在楊沫的腦

海中活躍起來。是時代塑造了楊沫的靈魂，是時代給了楊沫創作的命題。在思想、

感情、生活藝術的準備都已完成之後，到了和平環境，楊沫才有條件實現她多年的

宿願。1951年楊沫提筆開始創作長篇，到1952年底寫出二十萬字的初稿，這時她調

到中央電影局劇本創作所擔任編劇，從事專業創作。把頭腦中的形象變成文字是個

艱苦的過程。而楊沫又處在病的折磨中。她常常是躺在床上寫作，寫了改，改了寫，

滿意的留下，不行的撕掉再寫，經過六七次的修改、重寫，艱難地熬過六年漫長的

時日，終於完成了長篇小說《青春之歌》。

三十七萬字的《青春之歌》由作家出版社於1958年出版，在此之前《北京日報》

曾連載過其中幾章。初版的三十五萬冊《青春之歌》，在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年讀

者中獲得巨大反響，人們爭相傳看、購買。第二年，楊沫一鼓作氣，將小說改編成

同名電影。崔嵬、謝芳、秦怡、康泰、於洋等著名導演和演員參加了這部影片的制

作。《青春之歌》為楊沫贏得了聲望和榮譽。盛名之下的楊沫仍然是那樣謙虛、熱

情、質樸。她吸收了讀者的一些意見，用三個月時間，又進行了一次修改，增加了

十一章，全書達四十多萬字，於1960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青春之歌》激盪

了千百萬人的心，前後銷售達四五百萬冊，被翻譯成日、英、法、越、朝、俄、希

臘、阿拉伯、印尼、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等十幾國文字出版。在日本，從1960年

翻譯出版，到1965年，共印刷十二次，出版二十萬冊，這在日本也是驚人的數字。

這部小說描寫北京的愛國青年學生在“九·一八”至“一二·九”的歷史風暴

裡所進行的頑強鬥爭。成功地塑造了幾位青年共產黨人的形象，刻畫了從苦悶訪惶

到覺醒的成長中的知識分子，寫出他們的痛苦、歡樂、愛情和戰鬥，也描寫了幾個

動搖、沉淪以至叛變的社會渣滓。在民族危亡繫於一髮的歷史年代，形形色色的人

物都走上舞臺充分表演。書中描寫了眾多的人物，但各具特色，他們有自己的生活

環境，成長道路，有不同的政治態度和處世哲學，也有自己的感情世界以及愛情生

活。爽朗熱情、瀟灑不羈的盧嘉川常帶著狡猾頑皮的微笑；穩健沉著、淳厚質樸的

江華更多的是工人氣質；“希臘女神”般美麗的林紅面對死亡鎮定自若。這三位堅

定的共產黨人具有共產主義戰士的共性，又有自己獨特的風采。把自己關在象牙塔

裡自私平庸的餘永澤和戲弄人生、玩世不恭的白莉蘋，個性和生活環境截然不同，

但都走向沉淪墮落的泥坑。溫柔、善良、沉靜的王曉燕也走過曲折的路，但終於覺

醒投入革命懷抱。而戴愉從共產黨裡的左傾機會主義分子到叛變投敵也有他自己獨

特的發生、發展過程。還有徐輝、羅大方、許寧、李槐英等眾多青年知識分子群像，

表現了時代的特徵和風貌，他們又都站在各自的角度影響著主人公林道靜。

《青春之歌》最成功的地方是塑造了林道靜這個革命知識分子形象。楊沫對她

太熟悉，太瞭解了。在這個形象裡有楊沫自己的生活經歷，更有楊沫的閱歷、思考

和典型化。楊沫站在更高的角度細緻地寫她所熱愛的人物，使人物光輝奪目又血肉

豐滿。林道靜純潔、善良，有時表現得乖僻、執拗、倔強，有時又感情脆弱而纏綿。

她那豐富的內心世界和對愛情的熱烈追求都是獨有的。她從一個富有正義感、反叛

封建婚姻的個人奮鬥者成長為堅強的共產主義戰士，經歷了艱難的歷程。要不是空

前的民族危亡、激烈的學生運動，要不是黨的教誨，要不是她親身的實踐，她也許

會走向另一條道路。林道靜的不幸、追求、抉擇處處扣人心絃，她的方向在三十年

代的知識青年之中具有高度的代表性，在今天的現實中無疑也有她特別的教育意義。

《青春之歌》的寫作長達六年時間，但讀起來卻使人感到流暢、緊湊，好像作

者一提筆便沒有停頓過，嘩嘩地一直寫下來一般。人們拿起書幾乎可以一口氣把它

讀完。楊沫有本事把讀者帶進《青春之歌》的時代，讓讀者關心她筆下的人物，特

別是林道靜的命運。愛書中可愛的人，恨書中可恨的人。這是一部熱烈、悲壯而深

沉細膩的長篇，充滿了激動人心的藝術力量。這部長篇小說在當時，猶如清新甘露，

浸潤著千百萬讀者的心。林道靜、盧嘉川、江華等文學形象以巨大的磁力吸引過整

整一代人。

小說的缺點和不足之處，我感到最突出的是語言方面，無論是交待情節、描寫

人物以及對話等等，語言似乎不耐咀嚼、尋味，缺乏多變的表現力。這可能正如茅

盾所分析的：作者的“詞彙不夠多，句法也缺少變化”的原因。

《青春之歌》問世後，不僅在讀者中產生了影響，在教育、文藝、青年等部門

也受到矚目，各報刊發表過不少讚揚、評論的文章。1959年初，《中國青年》、

《文藝報》兩家雜誌社曾開展了對小說的討論，許多學校、工廠、共青團組織也掀

起了討論，把對《青春之歌》的評論推向高潮。大多數人認為這部小說是優秀小說詩歌文學作品，

持相反意見的代表是郭開，他在同年第二期《中國青年》和第四期《文藝報》上發

表了題為《略談對林道靜的描寫中的缺點》和《就〈青春之歌〉談文藝創作和批評

中的幾個原則問題》，全盤否定《青春之歌》。他認為“書裡充滿了小資產階級情

調，作者是站在小資產階級立場上，把自己的小說詩歌文學作品當作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來進

行創作的……沒有認真地實際地描寫知識分子改造的過程，作者給她（林道靜）冠

以共產黨員的光榮稱號，嚴重地歪曲了共產黨員的形象”等等。這種教條主義的亂

扣帽子受到廣大讀者和文學工作者的嚴肅批評，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它不僅重新

抬頭，而且發展到頂點。文化專制主義者把《青春之歌》誣衊為“反黨、反毛主席，

為反黨分子樹碑立傳的大毒草”，說“在青年讀者中起了極壞的腐蝕作用”。這部

小說遭到全國二百多種小報的批判。五十年代不正確的文學批評，六十年代後期法

西斯式的文藝專斷，都沒能擋住楊沫前進的步伐。她不斷總結《青春之歌》的創作

體會，寫過《我為什麼寫〈青春之歌〉？》、《什麼力量鼓舞我寫〈青春之歌〉》、

《談談〈青春之歌〉裡的人物和創作》（1958年），《談談林道靜的形象》（1977

年）等等。楊沫堅持走自己的路，儘管有時快，有時慢，但她並沒有停過步。

楊沫擁有廣大的讀者，也得到真正評論家們的真誠支援與鼓勵。文學巨匠茅盾

發表了《怎樣評價〈青春之歌〉》（1958年4期《中國青年》）稱讚《青春之歌》

“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義的優秀小說詩歌文學作品”，“林道靜是一個富於反抗精神，追求真理

的女性”。在人物描寫、結構和語言三方面，茅盾也具體地指出了小說詩歌文學作品的不足。何

其芳稱《青春之歌》是“流蕩著革命激情的小說”，“最能吸引廣大讀者的是那些

關於當時的革命鬥爭的描寫、緊張的地下工作、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和英勇的監獄

鬥爭”（《〈青春之歌〉不可否定》，1959年第5期《中國青年》）。巴人讚揚《青

春之歌》“是一部熱情洋溢，對青年們有教育作用的好書”，它的主要成就“其一

是由於作者以學生運動為主線概括了當時革命鬥爭的各方面，鬥爭的複雜性和由此

而引起的各種階級關係的變化，構成了小說詩歌文學作品情節的生動性。其二它是以共產主義思

想的光輝照亮了一群青年革命者的精神面貌。這就使藝術表現上也是熱情洋溢，促

人奮發的。”（1958年4月號《文藝月報》）當時人們稱讚《青春之歌》，多是從她

展現了黨領導下的學生運動，揭示了“青年知識分子在黨的教育下成長為無產階級

革命者的必由之路”這一層面去分析。這固然是不錯的，但是我認為，由於當時歷

史環境的限制，人們並未真正認識到或雖然感覺到卻不敢深入探究《青春之歌》獨

具的藝術魅力。實際上，《青春之歌》正是從掀開人物的情感世界這一層面上塑造

了一批各種型別有血有肉的青年知識分子形象，從而打動了千千萬萬讀者的心，並

使這部小說鮮明地有別於那個時代的一切其他優秀小說詩歌文學作品。

粉碎“四人幫”後，《青春之歌》於1978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再次出版發行。

日本也在1960年日譯版的基礎上，參照原著新版再次改譯出版。國內各報刊對於楊

沫及其《青春之歌》的介紹與評論文章又多了起來。其中王永生的《小說〈青春之

歌〉評析》一書（1980年，上海教育出版社）較系統地分析了小說的時代背景、人

物形象、思想成就和藝術特色。張韌的《論楊沫的現實主義創作》（1981年第13輯

《文藝論叢》）對楊沫的創作道路、創作個性進行了深入的剖析。

進入六十年代、楊沫身患較重的冠心病，這時她的創作不多，但沒有斷，仍然

寫她所熟悉的抗日鬥爭生活。1963年楊沫調到北京市文聯從事專業創作，並擔任了

北京市作協副主席。

短篇小說《永久的紀念》、《房客》、《紅紅的山丹花》、《我的醫生》、

《彙報》、《素不相識的大娘》等六篇在1962年至1965年寫成。這六篇小說全採用

第一人稱寫法，表現的又都是抗日烽火中根據地的戰士、幹部、群眾和“我”——

女八路的關係。他們在艱苦的歲月，掩護和搶救了“我”，幫助教育了“我”，表

現了他們大公無私自我犧牲的品質和高度的革命覺悟與堅韌不拔的意志。有人評價

作者在這個時期創作的“我”這個女八路的形象，“可以說是林道靜形象創作的延

續，她們從不同側面豐富了塑造知識分子形象的意義。”（張韌《論楊沫的現實主

義創作》）

當楊沫身體好轉，正要著手寫《青春之歌》下卷時，不幸，1966年，文化大革

命爆發了。

《東方欲曉》：創作中有甜也有苦

在“四人幫”猖狂肆虐的日子裡，楊沫被當作“三名三高”的典型、“大毒草”

《青春之歌》的作者批判過，當作“混入黨內的階級敵人、假黨員”被批鬥過，強

迫她交待“反動歷史”、“修正主義罪行”，楊沫堅強地頂過來了。到1971年她早

就煩透了“靠邊站”學習班裡無盡無休的“學習”，佔據她頭腦的是應該寫東西了。

那時她心頭常常浮現《青春之歌》下部的人物和故事。在1971年5月20日的日記（

《風雨十年家國事》1983年第六期《花城》）裡，她記載了自己的設想：林道靜仍

然是主人公，她來到抗日根據地，工農兵新的人物，新的事件對她是陌生的，甚至

有些格格不入，但她逐漸成長，到抗戰勝利已成為獨當一面的優秀幹部；盧嘉川沒

有死，被人從死屍堆裡救活，在根據地與林相遇，林內心震動極大，她還在深深地

愛著他。江華已成為分割槽司令員，他內心痛苦，覺得對不起盧，矛盾貫穿三個人的

心靈。林道靜成全了盧嘉川與俞淑秀的愛情；小俞、王小燕、許寧、羅大方都來到

根據地，他們之間有共同理想，也有複雜糾葛，知識分子的改造仍然是全書的主旨。

楊沫在日記最後寫道：“想得挺精彩。可是，‘大毒草’正在挨批，這個時候，怎

麼能這樣寫下去呢？我茫然了。”

楊沫被不能寫作折磨著，那些曾在她青春的生命裡閃耀過的無數火花，那些深

深摟刻在她心底的戰友和群眾在促動她。想起革命先烈在獄中，刑場寫詩吟詠，她

更不得安寧。她想：我已是老蠶了，就讓我把這點最後的絲吐盡吧。楊沫設法逃出

當時北京“舊市委被砸爛單位的學習班”，請假回家“養病”，跑到西郊香山，租

了一間民房，開始偷偷寫作。這年3月21日的日記中記載：“創作的艱辛我這兩年飽

嘗夠了。不知怎麼搞的，我寫這部《東方欲曉》比寫《青春之歌》時難多了。那時，

我寫的都是自己熟悉、親身感受很深的內容……而如今卻不一樣。怎麼寫東西這麼

難呢？”楊沫要寫作，要把心中的紀念碑搬到紙上來，但在文化專制的年代，她走

的是一條違反創作規律的道路。她感覺到了，但違心地在做。經過近四年的嚴冬酷

暑，闖過病痛及人為的阻力，1976年8月，粉碎“四人幫”前夕，七十萬字的初稿寫

成了。但不久，隨著思想的解放，楊沫意識到她“千辛萬苦寫出來的東西，正像一

個人在昏暗中編織出的工藝品，拿到亮處一看，才現出那洞眼、瑕疵——小說詩歌文學作品受

‘三突出’模式的毒害，像一碗令人難以嚥下的夾生飯”（《我和（東方欲曉》）。

許多辛苦白費了，給楊沫帶來難以言喻的苦惱。但楊沫畢竟是楊沫，她是一個勇於

面對現實，冷靜解剖自己的作家。對夾生飯她決定“我怎麼吃了，還怎麼吐出來”。

她要不遺餘力地改寫，甚至重寫。終於在1979年11月完成了44萬字的《東方欲曉》

的第一部，恢復了她現實主義創作的本來面目。

關於這部小說，楊沫曾寫過《我的創作為什麼走了彎路》、《我和〈東方欲曉〉》、

《有綵線才能繡出花朵》、《〈東方欲曉〉二三事》、《遙寄心聲》等文章。誠懇

地細訴她創作中的甘苦，總結這部小說創作的經驗與教訓。

《東方欲曉》共三部，第一部正面描寫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用悲憤的筆

觸展示出國破家亡的真實圖景，以及在這民族危亡的關頭，各階層各類人物的表演，

還描述了在中日對立的戰火中，兩國人民共同的苦難和友情。全書側重表現的仍是

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怎樣走向革命的道路，創作的鏡頭仍然主要對著青年。

共產黨員曹鴻遠有著鮮明的階級感情和高度的自我犧牲精神，在空前艱鉅複雜

的鬥爭中，他不斷提高鬥爭藝術，紮紮實實地成長起來。醫學院女學生柳明是個內

心情感豐富、純潔向上的姑娘。她拋棄城市生活，奔赴抗日救國的戰場，走向與工

農兵結合的道路。這一對男女主人公，在這樣一個非常時期相識並相愛，共同為祖

國的命運而奮鬥。苗振寧是個為人正直、充滿愛國熱情的老教授，在民族危亡的時

刻，在共產黨員的感召下投入對敵鬥爭，逐漸成為革命戰士。純樸機智的店員華興、

天真熱情的女大學生苗虹，都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既是女人，又是男人，既是

中國人，又是日本人”的大特務梅村津子，狠毒、狡詐、凶暴，這個醜惡的形象很

有性格特徵。清皇室後裔大學生白士吾，庸俗、自私、軟弱；是家庭的慫恿、梅村

津子的勾引，更是他自身的弱點，使他墮落成可惡的漢奸。書中用墨不多，但飽含

感情地塑造了兩位日本人形象——醫學博士佐佐木正義和使女小吉芳子。他們雖然

身分不同，性格無相似之處，但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熱愛中國，與中國人民結下

深厚情誼。

《東方欲曉》比之《青春之歌》規模更巨集大，事件、場面、人物更廣泛、主人

公以外的各類人物寫得也比較細膩，有個性，這足以看出楊沫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及

藝術手筆的圓熟。然而，也許因為只是第一部，不可能充分展開情節和人物，也許

在原稿的基礎上大改大動不那麼容易，也許是波瀾壯闊的歷史面貌、形形色色的眾

多人物，對作者提出的藝術要求更高，也許是作者的創作思想或多或少還受著禁錮

和束縛，讀完這第一部，總覺得缺乏《青春之歌哪樣激動人心的感染力。1984年4月

12日楊沫給筆者一封信透露了她的計劃：“我現在正在寫《東方欲曉》的下部，因

為過去寫得很不好，我現在又在幾乎完全重寫。連同已出版的第一部一併修改成上

下兩部。明年內可完成。”

粉碎“四人幫”之後，老作家楊沫的社會活動日益頻繁，而她的創作力並不遜

於當年。她生命歷程的任何時期都比不上當今。她好像年輕了，更加充滿朝氣。

她1978年1月率領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巴基斯坦。1979年5月又隨以周揚為團長

的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日本。1980年10月曾回過朝思暮想的故鄉湖南。1981年4月參

加了在美國波土頓的威斯理大學舉行的國際女作家討論會……在繁忙的社會活動中，

楊沫擠時間、搶機會從事寫作。短短几年時間，重寫了《東方欲曉》第一部，寫下

數十篇散文。出版三本散文集，兩本小說選，還出版了一部長篇報告文學。

長篇報告文學《不是日記的日記》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第一版，19

83年再版。這本書的誕生有一段特別的經歷。1978年11月楊沫正在天津重寫《東方

欲曉》第一部，一個刻苦勤奮的科學工作者出現在她的寫作生活裡，後來當她完成

小說第一部，正要修改第二部時，楊沫闖進了圍繞這個科研人員的一場激烈鬥爭。

因為這個有關科研與四化建設的課題更加吸引她，她不得不放下小說第二部，用日

記的形式完成這篇長篇報告文學。這是楊沫多年的創作生涯裡第一次寫出的表現現

實生活鬥爭的長篇小說詩歌文學作品。《不是日記的日記》記敘了楊沫從1978年到1981年的生活、

寫作和鬥爭，有她寫作《東方彼曉》的甘苦，有她在蘇杭一帶度過的不平凡的日夜，

有回憶與美國華人女作家聶華等重逢的喜悅，有記敘參加北京市文代會以及參加國

際女作家大會的情況，但更多的是描寫她參與科研鬥爭的詳細經過。她大膽觸及時

事，提出四化建設中人才建設的重要問題。真實地流露出內心的歡愉、欣喜、痛苦

與激憤心情，楊沫把自己和祖國的命運緊緊地聯絡在一起，她的勇氣、熱情、責任

感、正義感不減當年。

楊沫於1983年第六期《花城》雜誌上發表了她在“文革”十年中寫的日記《風

雨十年家國事》，詳細地記敘了作家、藝術家老舍、白楊、蕭軍、駱賓基等人慘遭

迫害的情節，也真實地記錄了她的親身經歷、親身感受及家庭變故的不幸以及那個

年代中許多感人的事蹟。這是一部具有文學價值和史料價值的好小說詩歌文學作品。1982年末到

1983年上半年，楊沫還整理修改了從1945年至1982年的約五十萬字的日記，名為

《自白——我的日記》（1985年，花城出版社出版），這簡直就是一部歷史，是

“既不美化，也不醜化，我就是我”的研究楊沫的真實可靠的第一手資料。

1986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第三部長篇小說《芳菲之歌》。這部小說脫胎

於《東方欲曉》但又和《東方欲曉》不大相同，幾乎是全部重寫的。為什麼要“重

寫”？作者在《後記》裡說，由於時代的原因，在《東方欲曉》中，她把一個工農

兵出身的革命幹部寫成了主人公，而自己很熟悉，更有感情的女知識分子柳明寫成

了次要人物。由於歷史的前進，思想的解放，逐漸衝出了束縛、禁錮的羅網。她流

著淚“又從頭幹起”。這條彎路，使她的生命付出了極高的代價。

人是小說的“核心、主體、大梁”，楊沫是這樣做了。在這部描寫抗日戰爭的

長篇小說中，把時代、戰爭、大的事件統統作為背景來寫，作者的感情和筆墨傾注

在女主人公柳明身上——寫她的成長、坎坷的遭遇及悲歡離合等等。

楊沫曾計劃寫作《青春之歌》的續集，但由於年老多病已不可能。“為了彌補

這一缺憾，”作者說，“我大膽地在這部《芳菲之歌》裡，加入了《青春之歌》續

集裡的部分設想——我叫林道靜在這部書裡出現；叫‘死而復活’的盧嘉川也在這

部書的結尾時與林道靜又見面了。當寫第三部《英華之歌》時，我將用較多的篇幅

寫林道靜與盧嘉川之間的悲歡；寫林道靜在抗日戰爭的烽煙烈火中更加成長，以及

她與柳明的關係等等。”作者的打算是要把《青春之歌》、《芳菲之歌》、《英華

之歌》寫成三部曲。

《英華之歌》：掀開人的情感世界

1989年，楊沫終於完成了《英華之歌》。1990年由花城出版社正式出版。翻開

《英華之歌》，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幅幅激越的歷史畫面。華北平原，硝煙瀰漫，

敵人頻繁掃蕩、圍攻、蠶食，我方針鋒相對，殊死鬥爭。在血雨腥風的戰場，從軍

分割槽到村民兵連，從司令員到婦救會主任，個個有生氣。農會、婦救會、青救會活

動，合理負擔，減租減息，抗日統一戰線，收編土匪……1939年至1942年冀中敵後

根據地發生的大小事件，在小說中都展開來。作者以大量筆墨寫到了過去幾乎沒有

觸及的黨內鬥爭，把清查託派帶來的悲劇性災變以及抵制左傾路線的艱難鬥爭寫入

故事情節。但作者並沒有將筆停留在故事與情節的層面上，而是發揮所長，從情感

世界切入，展示人物豐富的情感領域，揭示人性的複雜與變化。她的《青春之歌》

所以能在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年人中引起強烈反響，正是因為人們從小說中所認知的

不僅是一個曲折、生動的革命故事，看到的也不僅是一個富有正義感，反叛封建家

庭、封建婚姻的個人奮鬥的女青年林道靜，在黨的教育下，成長為堅強的共產主義

戰士所走的道路，而且感受到這種生活道路轉變過程中人物心靈深處和深沉感情世

界裡的劇烈衝撞和細微變化。她那豐富的內心世界及對愛的熱烈追求，在同期文學

創作的女英雄形象中是少見的，卻是“生活中的人”普遍存在的。人們從盧嘉川、

江華、餘永澤、王小燕、戴愉等眾多人物身上看到的也不僅是英雄、市儈、叛徒、

中間分子等一些平面形象和型別化的“道路”，而且從人物的感情變化中能夠體驗

到自己在某種情況下的感情形態和變化軌跡。《東方欲曉》正與之相反，事件大而

人物小，用楊沫自己的話來說是“人物被擠得只剩下瘦小的骨頭”。作家能夠直面

創作上的成功與失敗，揚長而避短，難能可貴。

《英華之歌》繼承並發展了《青春之歌》的優勢，從複雜的歷史背景、鬥爭環

境以及人物的愛情糾葛與政治分野中，不僅表現事件的曲折過程和人物之間的錯綜

關係，而且注意到揭示時代、環境、人際關係對人物內心情感的刺激、推動、催化

和調整，各色人物的心理活動歷程及時代所賦予的印記，又不失普通人的特性。

小說一開始，就將主人公林道靜推進理智與感情矛盾漩渦之中。一個人也許不

應當同時愛兩個異性，但實際生活中，由於種種原因，卻會出現這種情況，於是只

能由理智來調節，抑制對其中一人的感情，以求感情總體上的平衡。林道靜對使她

獲得真正愛情的戀人盧嘉川一直飽含“永遠不變的戀情”，“與江華結合後，多次

下決心忘掉盧嘉川，思念的總是死去的盧嘉川。”而得知盧嘉川還活著，並在夜行

軍中意外邂逅，她“平靜的心，再也平靜不下來，不知是喜，是憂；是幸福，還是

不幸的開端”，那過去已經被埋葬的慾望又重新點燃。小說不止一次地回閃《青春

之歌》中江華向林道靜求愛，林道靜茫然地站在屋外的雪地裡不知所措的鏡頭，表

明那是帶有政治、道義、家庭需要的婚姻，不完全是愛的結合。她多次反思“江華，

這是她尊敬的人，她愛他麼？她不清楚。”但是，她對江華畢竟是有感情的，他們

在知道盧嘉川死後才結合的，在為共同的理想奮鬥中加深了認識。因此一想到江華

是自己的丈夫，也是走向革命的引路人，又是多年的老師兼戰友，“一種自責、內

疚的情緒便攫住了她”。林道靜就處在這種矛盾狀態。她不斷譴責自己，剋制感情，

強禁與盧嘉川發展超友誼關係。甚至在一個夜晚將五年前盧嘉川在獄中寫給她的信

——刻不離身儲存下來的珍貴遺物撕碎。可是江華居高臨下的態度，要求妻子絕對

服從自己的狹隘意識，情感方式的粗疏，都使倔強、獨立、細膩、敏感的林道靜感

到辛痠痛楚。儘管如此，她還在用力自拔，在心中呼喚：“江華是個很好的同志，

他是愛自己的。”努力使自己愛江華，關心他，體貼他，甚至“為某種使命、某種

道德觀、某種法定的觀念”去愛江華，“借屍還魂”。她的掙扎並不奏效，在思想

方法、路線、作風走得離自己越來越遠和越來越近的兩個男人面前，她陷入更深的

漩渦。

林道靜這種越出生活常軌的心路歷程極其曲折，有時理智戰勝感情，有時感情

戰勝理智，在兩者此起彼落、此勝彼負的複雜過程中表現出雙重人格。雙重人格本

來是實際生活中普遍的現象，人們常常出於各種原因，不得不掩蓋隱祕的內心，而

現出假象的一面。甚至躲進夢幻中尋求慰藉。作為一個革命的女性，林道靜身上具

有四十年代相當進步的女性意識、道德觀念，但仍然揹負著太多的歷史重荷。

“要革命的女人，處在戰爭火焰中的女人，她們心中同樣渴望愛撫，渴望溫暖，

渴望男人的理解和深深的情愛。”經過偉大戰爭洗禮的女作家楊沫以她深厚的生活

體驗和獨特的文學情感形態準確地把握了人物的情感品質與色澤。林道靜與盧嘉川、

柳明與曹鴻遠的愛情，儘管方式不同，經歷各異，但同是崇高而苦澀的。楊沫擅長

展現人物特別是女性隱祕複雜的內心世界。林道靜在情與理的矛盾中，盡力用忘我

工作來沖淡情感，然而常常是欺騙自己。她力圖用一個男人對她的愛來沖淡她對另

一個男人的愛。當她無法忘掉盧嘉川時，“稍一得閒，便設法來找江華，渴望得到

他的愛撫、關切，以此作為忘掉盧嘉川的消溶劑。”可是她想愛的，難以相愛，不

想愛的，卻像一股濁浪向她衝來，打得她遍體鱗傷。楊沫將現實生活中情感形態復

雜的一面揭示得十分深透，同時將林盧之愛又寫得崇高而感人。他們心靈互相擁抱，

卻從不要求對方支付任何代價和補償，不向對方提出任何要求和條件。盧嘉川雖然

知道林道靜愛他勝過江華，但他不願意林道靜離開江華，希望他們幸福。盧嘉川對

林道靜的情意“好像只要她能夠活在世上，能夠好好地工作生活，他便能從中得到

他所需要的一切幸福。”林盧之愛已經遠遠超脫了世俗，是兩顆心靈相撞而迸發的

燦爛火花。這種愛使生命更具光彩並獲得更高價值。他們這樣做，既是為了一個崇

高目標，也是為了自己和對方的愛。這才是共產黨人的崇高情操。

在《青春之歌》裡，江華是作為一個堅強的共產主義戰士，在革命鬥爭中表現

機智、沉著、老練的形象而出現的。在《英華之歌》中，他雖然成了高階幹部，但

逐漸與林道靜疏遠，成為她感情指向的對立面。在戰爭年月，為解放全人類而奮鬥

的共產黨人對愛應當同樣抱有一份深情。作為丈夫的江華兩年多沒見妻子，完全可

以同住一夜，卻因為怕影響不好，不肯留宿；溫柔多情的妻子陷入理智與感情矛盾

的深淵，需要丈夫的愛撫關切，他卻粗暴地扣上小資產階級感情的帽子加以批評；

林道靜獨立不羈，那種作高幹丈夫的太太的優裕生活，對她卻是一種恥辱。然而江

華卻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林道靜到自己身邊工作，要求妻子百依百順，服從駕馭；

最令林道靜委屈痛心的是江華懷疑到心地坦蕩的盧嘉川，懷疑到妻子肚裡的孩子不

是自己的……江華得不到妻子的心，失望、困惑、痛苦，孰不知，正是他自己，將

妻子苦苦撲滅對別人愛的這堆死灰扇起；也正是他自己，將妻子為彌合對他的感情

所作努力而燃起的愛火一次次撲滅。他對待生活、對待感情的方式，不是把妻子吸

引得更近，而是一次又一次把她推得更遠。楊沫精確地寫出了人們帶有普遍意義的

誤區：本來可以彌補的細微感情裂痕，甚至感情危機，卻由於一方的狹隘、粗暴、

懷疑、妒忌反而將對方推出自己的感情引力場。

楊沫寫林、江情感裂痕，不只停留在此，她將筆端深入帶有社會意義更廣闊的

層面——政治路線上、思想方法上的分歧。江華地位的改變，又不能深入實際，思

想逐漸僵化。在用人、統一戰線，特別是肅託問題上江華嚴重偏離黨的路線，這是

林道靜最不能原諒他的地方，也是兩人情感最後分手的原因。

林道靜、盧嘉川、江華三個經歷無數次政治的、思想的、道德的事件磨難，強

制疏遠的情人之愛愛得更深，力圖粘合的夫妻之愛卻喪失殆盡，內心隱祕的情感終

於爆發出來。楊沫在第五十五章用了大段篇幅淡出林道靜與盧嘉川熱烈擁抱的鏡頭：

“兩雙灼熱的嘴脣吻在一起。兩顆熾熱的心同時怦怦激跳。四隻眼睛同時淚落紛紛……”

在實際生活中，相愛的兩人由於情慾爆發而接觸是正常的。楊沫大膽地寫出這種靈

與肉的統一，寫出人們的正常情感慾念的普遍性與崇高性，並通過林道靜剖白了此

種感受：“她深深明白她的盧兄這剎那間舉動的價值——無與倫比的價值，比生命

還可貴的價值。”讀者從中感受到的不是感官刺激而是精神上的強烈震動與共鳴。

這愛的奔流——躍出河床的洶湧奔流盡管只是一剎那的陶醉，兩人都極力掙扎跳出，

沒有再跨越一步，正反映了他們超出常人難以具備的自我控制力量的崇高。寫他們

擁抱相吻，不僅沒有損害人物的品格，反而讓人感到了兩個活生生的血肉之軀。但

他們為了使愛的對方免遭政治的、道德的、輿論和精神的壓力與傷害，儘可能地減

輕對方的痛苦，而把一切痛苦都留給自己。這種為了愛可以犧牲愛本身的感情，已

經超越了正常意義上的黨性與道德規範，體現出一種崇高的人性美。

說到《英華之歌》藝術上的侷限，還有兩點應當指出。

（一）關於人物形象的銜接與性格延伸問題。長篇小說續集中的人物性格不是

重起爐灶，而是前一集的延伸。如果人物性格發生重大變化，應當作必要的交代與

鋪墊，否則不僅會使人物性格產生斷裂，而且會影響情節的真實性、削弱小說詩歌文學作品的藝

術感染力。江華在《青春之歌》裡留給讀者的印象是穩健沉著、淳厚質樸，他有膽

有識，有良好的政治素質。而《英華之歌》一開始，江華就顯得政治上僵化，不深

入，感情上冷漠無情。情節展開之後，作者力圖表現江華與林道靜在思想、政治、

性格、情感上各方面的衝突，但是除了江華的忌妒心以外，對他思想性格的其他重

大缺點缺乏深層次的揭示，江華為什麼竟會變得這樣，缺乏合理的基礎。這個重要

人物變成僅僅由於情節需要而活動，並不完全符合《青春之歌》所提供給讀者的這

個人物的生活和心理活動邏輯。並不是說，重要人物的性格不能變，而是變需要有

鋪墊。作者還沒有把這個人物複雜的心理和微妙的表現方式更準確，更令人信服地

展示出來。

（二）關於小說的敘述語言的藝術空間問題。楊沫與她小說詩歌文學作品中深愛的人物常常

呈現一種“同體”現象，感情直接投入，因而小說的敘述語言也由此而帶著鮮明的

感情色彩，這是楊沫小說語言的特點，同時也帶來一些侷限。由於作者與她的人物

距離太近，生怕讀者讀不懂她的愛和憎，小說中的人物、故事、情節往往是跟著作

者跑，不是自己自然而然地活起來。作者對生活、人生的感受恨不得通過角色一股

腦全塞將進來，角色對話之後總是擺脫不掉作者從旁絮叨的影子，從而大大減少留

給讀者想象、揣摸、再創造的藝術空間。這種多餘旁白往往割裂故事，沖淡節奏，

減弱了對讀者的吸引力。

1992年至1994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楊沫文集》七卷，這是她堅實的

腳步留下的閃光的足跡。她的一生緊緊同中國革命聯絡著。青年時期，她獻身於革

命，中年以後又獻身於文學。創作上她辛勤耕耘，經年不輟，終於用自己美好的思

想感情在中國文學之園裡栽培出無愧於時代的燦爛花朵。1991年10月，在北京召開

了“楊沫文學創作學術研討會”。四十多位作家、學者、文學編輯參加了會議。大

家對楊沫半個世紀創作生活中的不懈追求、執著的熱情表示崇高的敬意。對她在文

學上所取得的成就給予高度的評價。作為專業作家在貢獻面前她不滿足，儘管年已

八旬，又有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文聯委員、全國作協理事、北京市文聯主席、《北

京文學》主編、中國筆會中心會員等許多職務在身，社會活動多，但她總是珍惜著

生命裡流過的每分每秒，不停地創作，讓生命變作永遠閃亮的火炬，讓生活裡的真

善美化為滿天朝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