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沫南簡介

母親眼裡蒙著淚水

作者：關沫南［滿族］

我的母親身材比較瘦小，一張清季的圓臉，微微有點尖下頦，面色白皙而潤膩，稍能看見睫毛的眼睛黑大而明亮，總像汪著一層水，露著命運悲傷的味道。她一生沒有發胖，始終是這福樣子。

覆著金紅顏色的童年，應該記得母親是美麗的。她性格溫厚，讀書識字，常給我講故事和傳說，哼唱民間歌曲，可以說她是高雅的。但留在我記憶裡的，卻不是她美麗的面影和幽雅的舉止，而是她那一雙小巧永不停歇地操勞的手。每一想到她，首先是那雙手出現在我的眼前，然後才是她那蒙著淚水的眼睛。

我的外祖母，在母親剛剛能領著她唯一的弟弟走路的時候，就在她們的家鄉吉林城因事入獄。我的外祖父在我母親很小時就病故了。孤苦伶仃，年紀幼小的姊弟倆，誰知道是怎麼活過來的。只記得母親說每天她都要忙著做吃的，在還燙手的時候就將飯具提起來，領著我的舅舅餓著肚子，到監獄裡去送飯。整整三個年頭，她的兩隻手忙著做著提著，到監獄裡去把飯高高地舉到鐵窗上去。

到我記事的時候，我家住在呼蘭河畔的城街上。母親的兩隻手仍然是日夜地洗著縫著做著，冬季裡兩手在冷水裡凍得裂開了口子，有時還流著鮮血。在我威嚴的祖父面前，封建的繼祖母的冷落下，母親臉上從來沒有笑容，也不說什麼。在舊東北軍任連長的父親，在剿匪中被擄去，一時生死下落不明。母親在操勞中兩眼常常含著淚，在人看不見時才偷偷用圍裙擦眼淚，依舊一句話也不說。後來父親從土匪手裡逃出來，母親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東北淪陷後我家住在哈爾濱，一九四一年冬我因參加地下“哈爾濱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習小組”，從事抗日左翼文學活動，在敵人制造的“哈爾濱左翼文學事件”中被捕。深夜被帶走時，母親從身上脫下一件厚毛衣，又取來父親一條皮褲，含淚給我穿在身上，目送著我消失在風雪中。她的心裡不知是什麼滋味?

在監獄裡，我看著鐵窗外的樹葉黃了又綠，綠了又黃。一點也得不到親人們的訊息。那時我究竟還是個孩子，常常望著窗外浮動的白雲，想家想母親，每日裡思心悠悠。母親現怎樣?她是否能經受得住這種折磨煎熬。撫摸著穿在身上的母親的毛衣，父親的皮褲，我好像觸到了母親那雙溫暖的手，是母親的手和心給了我溫暖，給了我力量，使我在飢寒交迫的牢獄中能夠堅持下去。

母親的命運像命裡註定了要為親人的磨難備受熬煎。幼小時為外祖母坐牢，身心飽受摧殘。結婚後父親又被土匪浮去，接著又是我——她心愛的長子被投入監牢。長期的精神折磨揉碎了她做母親的心!可是誰能想到，要她嘗受的人生苦難還遠不止這些。幾年之後我出獄回到家，看見她枯瘦如柴，眼睛像兩孔黑洞凹陷著，說話時頭和雙手不住地顫抖。在我家的兩間小屋裡，我找不到父親的影子。母親眼裡含著淚痴呆地望著我，像怕我知道什麼，又像是怕她自己會說出什麼，急急地走了出去。不知怎的，當時我只顧撫摸我那多年不見的書桌，在那上面我寫過很多散文和小說。我又去翻弄屋裡的舊書，看有沒有我從前讀過的書留下來。這時天色暗下來了，還不見母親回來。臨時在街上做小販維持家中生活的二弟三弟回來了，他們見了我，神情也和母親一樣悲慼。在我再三追問下，才知父親在我入獄期間被捕犧牲了。

父親在舊東北軍，是位連長。一九三二年二月初，日本侵略軍進攻哈爾濱，父親所在部隊開到雙城英勇地抗擊日軍的進攻，他抱定以身殉國的信念，但被士兵救下來。隨即又參加了地下“共產國際哈爾濱情報組”，專事蒐集日軍軍事情報的工作。在我被偽警察逮捕不久，父親和他的同志被一家俄國人出賣了，日本關東軍的憲兵包圍了我家。那時父親因肺病和痔瘡臥床多日，兩手被戴上手銬時，母親幾乎要暈倒。望著父親那病弱的樣子，母親把家中唯一沒有典當的一件皮大衣披在父親身上，好讓他在獄中擋擋風寒。父親沒有要，他說：“留下吧，當了或賣了，他們還能活些日子!”

今後的日子怎麼樣過啊，接連失去兩位親人，母親怎麼受得了這沉重的打擊?她的心在寒風中顫慄，從此吃不下睡不著，日夜驚悸，抖索。她領著我兩個年幼的弟弟一個妹妹，身無分文，能當賣的東西都賣了，還是時常揭不開鍋，探聽著父親的訊息，省下家中的口糧給我們往獄中送。

父親在經受了灌水、過電、上大掛等一系列酷刑折磨後半年時間就犧牲了，死時也沒有拿下腳上的鐵鐐。母親和弟弟第二天趕到監獄，現砸開腳鐐，一貧如洗的她們買不起棺木，只好用四塊床板釘了個棺木裝殮了父親，埋在哈爾濱郊外叫圈河的亂葬地。

剛剛埋葬父親，偽當局又強徵我二弟去當兵。他體弱沒有檢查上，保甲長說檢查不合格叫國兵漏，當不了兵，就去當勞工。母親不得不賣掉最後幾件衣物，託人使錢去求情。

那時二弟在運輸公司當汽車修理徒工，日夜滾著油泥苦幹，一個月只給三四元錢。日子簡直沒法過，小弟弟國中沒畢業，就進了報社當校對員。他倆下班晚，母親總是深夜倚門等待，等啊等，一顆心擔驚受怕，惴惴不安，唯恐兩個小兒子再出事。夜間院子裡稍微有點什麼動靜，母親的心就縮成一團，從此她留下了頭部顫抖的病。

我從獄中歸來那天，母親很晚才回家，她是到市場給我買吃的去了。多少年來她吃不飽飯，長年和弟弟妹妹們，用土豆和榆樹錢摻部分糧食熬糊糊餬口。見我回來了，她說什麼也要讓我吃頓全糧飯。那年母親才不過四十幾歲，生活已把她摧殘得那麼可憐，完全像一個精神病患者。只有洞悉人類心靈世界的人，才能知道母親受的苦有多麼深。

日本投降了。十四年的苦難歲月結束了。應該讓母親過幾天好日子了。可是一九四六年春，美國裝備的國民黨中央軍經長春來到松花江南岸，戰火眼看就要燒到哈爾濱。我不得不動員母親、弟弟、妹妹和妹夫，處理掉家中全部物品，毀家避難，跟著革命隊伍走。那時的思想準備是，在大小興安嶺、黑龍江畔，風餐露宿，打上幾年遊擊。

母親雖然盼著一家團聚，能夠安度餘年，但看見形勢如此，沉默了兩天之後說：“反正人是死了，走吧!……”她想起了我的父親，決心繼承死者的遺志。在隨著《東北日報》後方分社向北疆之城佳木斯撤退的前夕，她帶領我和弟弟到郊外父親的墳上去告別。儘管她淚滿滿面，依依不捨，但還是和撤嫁的人坐上悶罐車，離開了哈爾濱。

以後我因公調動，弟弟和妹夫隨東北一萬二千幹部下鄉參加土改，只有妹妹帶著孩子伴著她。當她們從佳木斯出發，下鄉去我弟弟妹夫那兒時，戰火已燃，軍運緊張，車少人多，十分艱難。由於擠不進車廂，母親爬到車廂頂上，數九寨冬，迎著凜冽的風雪，奔往勃利縣。在後來的年月裡，她從勃利到密山、牡丹江，又到哈爾濱、長春、撫順，飄泊無定，四處奔波，最後才定居在北京妹妹家。

母親的名字叫孟可欽，她的確是一位可欽敬的女性。她是平凡的，也是偉大的，前半生她受盡了身心磨難，後半生又歷盡了身體勞苦。當晚年回顧自己的一生時，從未露出過一句怨言，她默默地奉獻著自己的一切，卻從來沒有半點索取。我家是滿族，在我們的家族裡，我為抗日犧牲的父親感到光榮，更為有這樣的母親感到驕傲。

使我終生遺憾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我從獄裡出來，被流放到北滿一個荒僻的農村去放羊。年近九十的母親在北京病逝前，電報打到安達縣城，直到半個月後我才在鄉上收到，竟未能最後見她老人家一面。

人生誰不希望幸福，但常常是母親的一生最苦；人生誰沒有美好的年華，母親在美好的年華里臉上卻從來沒有過微笑。在我的記憶裡，母親的臉曾是年輕的、秀麗的，但眼裡卻總是蒙著混濁悽然的淚水。

人子們啊，何時讓天下的母親們活得好一些，讓她們的眼裡永遠浮現著幸福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