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子珍簡介

文革中的賀子珍——幽居上海北京之行終受阻

廬山會議之後，外公與外婆再未見面，書信不通，只有媽媽一年一度聯絡著二老的精神世界。

後來，媽媽搬出了中南海，見到外公的機會越來越少，越來越難。外公在想些什麼，她已經無從得知了。而另一方面，外婆一直住在有“文革”策源地之稱的上海，卻能安然無恙，又不能不發人深思。

外婆對外公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持什麼態度，已經不得而知。這些年來，她已經習慣置身事外，靜觀世變。但可以肯定的是，她沒有忘記自己的初衷——她想工作，想看看首都，想看看毛主席。

“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就連深居簡出的外婆也發現一切似乎都變了樣。她甚至覺得：機會來了。

我在上海採訪海峰姨和小平姨時，專門談到了“文革”中的外婆。小平姨告訴我：1966年，“大串聯”流行全國，年輕人都不想錯過這個免費走遍全國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可以上北京見毛主席！事實是僅該年8月18日到12月26日，外公就在北京分八次檢閱了一千八百多萬人次的紅衛兵。

1966年下半年的一天，一身草綠軍裝的小平姨來到外婆家，興高采烈地向親友們談起準備參加“大串聯”上北京的計劃。一直在旁傾聽的外婆突然開口了：小平，我也要去。

大家愣了。確實，負責外婆生活的市委接待處找不到人了，上海市委也不運轉了、國家主席都出事了。可是，外婆不能去北京的那條紀律並沒有取消呀！然而不管大家怎麼勸阻，外婆信心十足。時光彷彿又流轉到了1937年，這次她也一定要去，不是莫斯科，是北京。

大家勸道：您不能去，姨媽。火車上全是“大串聯”的，可沒有臥鋪！

外婆反問：為什麼不能去？我也和你們一樣坐著。

大家勸道：您不能去，姨媽。北京住滿了紅衛兵，你沒地方待呀！

外婆反問：為什麼不能去？我可以住李敏那裡呀。

大家勸道：您不能去，姨媽。現在外面可亂了，你要注意安全！

外婆反問：為什麼不能去？解放那麼多年了，怕什麼。

大家勸道：您不能去，姨媽。你去北京，主席還沒同意吶！

外婆反問：為什麼不能去？他當他的主席，我又不去找他。

最後，外婆幾乎以哀求的口氣說：長征我都走過來了。小平，讓我去吧！我為什麼不能去北京呢？

可憐的小平姨眼裡已經噙滿淚水，又不想讓外婆發現，只好咬著牙扔出一句話：姨媽，組織上不會同意你去的！

她不想讓親愛的姨媽因為上北京受處分。只是面對外婆眼巴巴的期盼，自己這個“惡人”太難當了。

38年後又勾起這段往事回憶，海峰姨好像在拭淚，小平姨眼圈似乎又紅了，我無言。房間裡沉默了。

外婆沉默了。17年來，第一次有那樣一個機會，彷彿自己可以自由了，去以前去不了的地方，還可以去北京。運氣好的話，也許還能在中國的心臟——天安門廣場上遠遠望主席一眼。不過，機會已不屬於她了。

外婆一生服從組織，她是模範的共產黨員。而且畢竟她老了，已經不是1937年不顧一切西行的時候了。去北京，見毛主席，那是年輕人的事情了。

外婆為什麼不能去北京呢？我在問我自己。

命運往往是不公的，承受這不公的，外婆不是第一個。但我希望她老人家是最後一個，也許這能使我們後人的心情好受些，起碼說明外婆一生的苦沒有白受。

外婆的晚年是在上海徐彙區湖南路262號度過的。1966年她設想的北京之行受阻，1967年大病一場。到1969年中秋，外婆已年屆花甲了。

在上海的25年間，外婆搬過五次家，湖南路262號是最後一處，既是她居住時間最長的，也是我最熟悉的：從1972年在上海出生到1979年隨媽媽回北京，我都是在此與外婆共同生活。

舅婆李立英對外婆搬進湖南路之前生活的回憶：

我們和賀子珍在上海住了一段。她一般是閉門不出，自己散散步。人家不認識她，她也不認識人家。我們也不張揚，有時候汽車到我門口停了很多。

那時候住在泰安路，彭德懷去那裡看過她。湖南路只有陳毅去過，別人沒去過。彭德懷一進門就詢問生活情況，油鹽醬醋什麼都問。

老百姓吃什麼，賀子珍也吃什麼，沒有優待。賀子珍也不許向人家要求，從來也不向領導提要求。

賀敏學是上海的防空司令，賀子珍自己的家不去了，搬到我家來住。我們家熱鬧，海峰、春生、麓成都到我們這裡。我們那裡部隊的房子很大。

她那個時候住在四川路，陳毅給她找的。這個房子是陳毅在上海做生意的一個哥哥的房子，蠻大的，在四川北路和溧陽路交界的地方，靠近派出所。派出所很注意賀子珍家的安全，你媽媽也住過那兒。

湖南路262號是一所滬上名宅，位於原法租界居爾典路上，是一座法式建築。1934年春，汪偽政權財政部長周佛海買下這座花園洋房並將路名改為湖南路（周佛海與外公同為湖南人，曾一起參加中共“一大”）。現在這裡院牆上豎起了一人多高的竹籬笆柵欄，門外還標有“湖南別墅”四字。

解放後，陳毅和鄧小平（短期）兩家曾分別住在樓上樓下。春生舅舅記得外婆和舅公經常帶他們幾個孩子去串門，大人在屋裡聊天，兩家的男孩子就在外面那巨大的草坪上玩耍。由於常來常往，親如一家，大家都沒想起要正正經經照個相什麼的，反正春生舅舅不記得與陳毅市長合過影。湖南路這所房子的特點，一是隱蔽，據說從牆外任一角度都無法窺見院內情形。對幽居上海的外婆來說，這裡確實很保密。二是有一個面積超乎想象的庭院，包括約兩個網球場大的草坪，兩棟樓房（一棟首長住、一棟工作人員住）被假山、花園、水池所環繞。

20世紀50年代初剛到上海的時候，外婆在庭院裡（大概在溧陽路）種過菜，甚至還養過豬。湖南路住所可比溧陽路大多了，但20年過去，外婆畢竟老了。她能做的就是和媽媽一起在玉蘭樹下拔去雜草，在花壇前聞聞花香。

1950年，彭儒到上海看外婆，還笑過她：“哎，你怎麼養起豬來了！”的確，外婆和彭儒這些女學生出身的老幹部，是不大有養豬經驗的。海峰姨介紹說：“姨媽每天用水龍頭給豬洗澡，可乾淨了”。

媽媽也記得此事。她說外婆養豬，是為了掙點錢補貼家用。當時孩子多，開銷大。姨婆從永新接來的孩子有十幾個，有烈士子弟，有親戚子女。另外，姨婆養子賀麓成在泰和車禍中骨折，住了半年醫院，外婆是自己出錢給他治傷的。那隻豬養肥後，據說賣了200塊錢。

需要說明的是：儘管外婆住過15年之久，湖南路262號的性質卻一直是招待所。這裡的服務人員都是從外公來滬時住的興國賓館（距湖南路不遠處興國路上）派來的。既然是招待所，吃飯就要收費。外婆的標準是每天三元，媽媽及海峰姨、小平姨的標準是每天一點五元。除了外婆工資高些，對大家都是不小的費用。

包括我在內都有這樣一種印象：湖南路262號是陳老總給外婆安排的房子。其實，陳毅1954年就已上調中央，被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也就是外婆聽外公講話受刺激的那次會議）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了。固然，陳毅元帥與我外公外婆的關係實在太深，賀家人也把他看成自家的一個成員。但是讓外婆住進這所房子的確是柯慶施的安排，應該實事求是。

外婆在泰安路一直住到1962年。廬山相會後的1961年，外婆病勢日漸沉重，瘦得很厲害。泰安路房子住著舅公一家人，對外婆治療和休息多有不便。媽媽只好出面跟外公說，跟汪東興（時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說，跟柯慶施（時任華東局第一書記兼上海市委第一書記）說，使外婆得以搬進湖南路這座上海條件最好的花園洋房之一。應該說，上海市委當時給外婆提供的生活條件是很優厚的。

這樣一所特殊人物居住的特殊宅院，在“文革”期間，會不會像上海其它名人故居那樣被洗劫一空呢？據說湖南路及其鄰近的武康路一帶曾是抄家風潮最盛的地區，因為那裡的花園洋房和“黑幫分子“最集中。

媽媽說：抄家的來過一次，沒拿什麼東西，而且很快就原物退還了。工作人員騙他們說這是外賓的房子，不許亂來。大概那天外婆不在，沒有受到驚嚇。還有更奇怪的——媽媽聽說一天花園裡假山落下一條電褥子，據說是有人得知這所房子裡面住了一個無依無靠的老太太，很可憐，就從牆外扔進來的。電褥子還是新的。湖南路也許是安靜的，但僅僅是湖南路而已。在“文化大革命”的風浪中，賀家首當其衝的是時任福建省副省長的舅公賀敏學。

1967年初的一個深夜，舅公被福建造反派從家中帶走，關押起來，家也被抄了。舅婆和小平姨急忙託人給我媽媽捎話，告急求救，讓她報告毛主席。

媽媽果真去找外公，把舅公被抓的訊息告訴他。外公聽到後，“哦”了一聲，沒有再說什麼。

媽媽急了：“舅舅的事……？”

“這事你是管不了的”——外公又說：“你的舅舅是個好同志。”

最後還是外公囑咐周恩來指示福建方面放人，舅公在獄中度過83天后終於回家了。30多年來，舅公這是第二次坐自己人的監獄。

原來，1930年底蘇區發生“富田事變”，外公的妻兄，我的舅公賀敏學被抓了起來。獄中的舅公怕外公不瞭解情況，便說服看守給他送去一張條子，報告了危急形勢。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外公懷著感情講到這段史實。也許，正因為與舅公有著親戚關係，外公才不好表態。正如外公說過的：作我家的親戚，太難了！

作為井岡山時期的團黨委書記，中央蘇區時期的紅軍師長，軍史上“三個第一”（暴動第一、上井岡山第一、渡江戰役第一）的擁有者，舅公的資歷和功績都是驕人的。他在解放後在部隊長期擔任副軍職，轉業到福建後還一度降職為廳局級。

有人認為他的職務與其資歷、功績不相稱，便說：何不向毛主席說說，請主席出面向有關方面打個招呼。舅公批評了這種說法。他說：不能這樣搞關係。我正因為有這個關係，更不能去搞關係。

在那次抄家中，有兩件賀家珍寶沒有被查抄到，就是外公寫給外婆和舅公夫婦的親筆信，還有外公託媽媽帶給舅公的燕窩。原來舅婆事先已做了妥善處理：

在“文革”抄家風興起後，她把信藏在舅公一件衣服的夾層裡，又乘媽媽來福州看外婆的時機，託她把外公家書帶回北京儲存。至於燕窩，有兩小袋，半斤重，是1962年媽媽帶來的，舅公一直捨不得吃。想來想去，只好託部隊裡的老戰友儲存，放到1968年下半年，全國形勢比較平靜了，才從那裡取了回來。

我的舅公賀敏學於1988年在福州去世，他是“永新三賀”中最後一位去世的長輩。

賀家受衝擊的第二個人是姨婆賀怡的繼子，我的表舅劉子毅（賀怡前夫劉士奇前妻之子）。

在我出生前，這位表舅就已經含冤去世了。對他的人生，我幾乎一無所知，現在也只瞭解到一些片段。他的童年非常坎坷：父母雙亡，流浪上海，後來跟隨繼母賀怡去延安。在我眼中，他和姨婆一樣，都是有著悲劇結局的英雄人物，有著典型的賀家性格。

在延安教過表舅功課的老師對他有著深刻的印象。在一篇回憶文章中，我認識了子毅表舅。文中寫道：

“劉子毅到我的窯洞來很隨便，在無拘無束的閒談中，我知道他父親犧牲於上海，他就在流浪漢隊伍中長大，當過童工，捱過資本家的鞭子。抗日戰爭後，周恩來同志在上海尋找到他，將他送來延安。他對繼母很尊敬，他告訴我，繼母當年在紅軍中可稱得一名美人。母親死後，父親已經不年輕了，但因為父親對黨的忠誠和行動的果敢，卻打動那位少女的心，堅決與父親結為伴侶……

他講的許多故事，常常深深地感動了我，我勸他寫成作文，他每次都寫，也寫得很快，可惜讀來索然無味，不但別字連篇，上海土話更使人揣摩半天還摸不著頭腦，所以要改，真也無從下筆。想教他怎樣寫，遺憾的是我也拿不出好辦法，只有相視嘆息而已。

萬萬想不到我們之間也會發生衝突。

有一天，一個同學來告他的狀，我聽後特別生氣，立時將他找來。他一進門，便感到氣氛不對，於是昂起頭，有點突出的眼睛，射出倨傲的光芒：‘班主任，你找我？’

我的態度肯定生硬，話說得也不會好聽，所以他還沒有聽完我的‘訓斥’，便爆發了憤怒的吼聲：‘你不分青紅皁白，就相信‘克里空’的彙報！’（克里空，蘇聯話劇《前線》中一個說假話的人物。）

他的臉漲得通紅，一副桀驁不馴的派頭，就像當年對待壓迫他的‘老闊’一樣。我頓時全身戰，伴隨屈辱的是眼淚，他見我居然哭了，起七年級愣，頃刻之間，驚愕變成嘲笑：

‘班主任，你也太小資產情調了，這點小事也值得哭！’

抗日戰爭勝利後，師生們各奔東西，我徒步到東北……一箇中午，劉子毅奇蹟般出現在我面前。陽光的威力和勞累深深刻在他臉上，我還來不及問話，只見他性急地從身上掏出一隻牌手槍交給我，說：‘這次我和林漢南同志執行任務，火車開到牡丹江附近，忽與土匪遭遇，土匪包圍了火車，我們猛衝出車廂，消滅了土匪，但不幸漢南犧牲了。這是我從土匪頭身上繳來的槍，你留下防身吧。’（林漢南，張浩之子，林彪之侄）

我無言對答，將槍緊緊抓住，撫摸……我不明白，當時我想從槍上尋找什麼。”

子毅表舅在東北做起了公安保衛工作，有過一段引人入勝的傳奇。他少年流浪上海灘的苦，現在終於變成財富了。這與我的岸英舅舅何其相似，包括他們死於非命的過早離世。

全國解放後，子毅表舅先後在南昌和上海鐵路局任公安處長。他曾經負責毛主席等中央領導專列安全，又跟隨外婆左右便於照顧。1968年，耿直剛烈的他死於“文革”私設的公堂，他的繼母是賀子珍的妹妹成為不言而喻的“罪名”。

可嘆的是：賀家人一直瞞著喜歡子毅表舅的外婆。當她問起劉子毅怎麼不來看望，大家會說“出差去了”、“辦事去了”。正如外婆一直不知道她所鍾愛的繼子岸英舅舅的死訊一樣。

那麼外婆呢，她當真在“文革”中沒有受到明槍暗箭的威脅嗎？據我所知，長期在外公身邊工作的汪東興同志曾提到這樣一件事：

“在文化大革命中，陳伯達就來找我，說要把賀子珍從上海搞到西北去。我就對陳伯達說，你是要我轉報，還是要我通知毛主席有人要向他報告。陳伯達不敢去主席那裡報告，連忙說：‘由你轉報最好。’這樣，我就向毛主席報告了。”

據汪東興回憶，外公得知後說：“我不同意，這是誰出的主意？他們有本事他們幹，我不同意……”他把毛主席的話轉告陳伯達，外婆在上海才沒有動。

1969年，外婆昔日的戰友和姐妹們幾乎個個處境不妙，成為外公法定接班人的林彪也許是個例外。

外婆井岡山的姐妹曾志，與丈夫“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被關押在中南海兩年後，被疏散到安徽合肥，在那裡病死。外婆長征路上的姐妹康克清，與朱德被疏散到廣州後備受歧視，只有六位女紅軍合影中的曾碧漪帶著兩歲的孫女和他們去林間採蘑菇、鮮花。外婆陝北的姐妹同桂榮，在全國疏散，老幹部紛紛投親靠友的形勢下從北京來到西安，中途曾安排到西安郊區三原縣。

現在看來，所謂要把外婆從上海搞到西北去，背景很像是1969年國慶前後的全國大疏散。當時中蘇關係空前緊張，兩國衝突一觸即發。中央安排包括主席、總理、林彪在內的領導人和老幹部到外地暫住一段時間，以防止意外損失。

如果外婆真被疏散到西北，完全有可能被安排到西安，這個讓她後悔不已的傷心之地。當然，也有可能在西安遇到當年的老姐姐同桂榮，兩人互為依靠。無論如何，外婆在不知不覺中，在外公的堅決保護下，避開了令人恐慌的大疏散，繼續在湖南路262號安度晚年。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蹟。

那些年，我媽媽的境況也好不到哪去。

1964年，我的媽媽李敏到國防科委（總裝備部前身）任見習參謀。她成了一名軍人。媽媽記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與外公有一次難得的輕鬆對話，內容就是關於她的軍人身份。她回憶道：

“記得一次見到我爸爸時，他說：‘你可以出去走走，看看。’

‘我是個軍人，不能外出串聯。’我對爸爸說。

‘那你可以穿便服嘛。’爸爸又說。我知道，爸爸這是在逗我。

‘我是軍人，不能隨便脫去我的軍服。’我一本正經地回答爸爸。

爸爸點頭笑笑說：‘對呀，對呀！這才是軍人。’”

“文革”中，媽媽得知關心過她的國防科委領導在挨鬥，主任趙爾陸突發心臟病去世，副主任鍾赤兵被批判時，心裡有說不出來的苦澀。

鍾赤兵將軍長征中與外婆同在休養連，後又與外婆一同赴蘇留學，交情甚深。媽媽到國防科委工作後，鍾將軍對她也很關照——不是別的，按媽媽的說法，就是請假方面好通融一些。當時媽媽每年去上海看外婆，探親要請假，買票也要單位證明。對此，趙爾陸和鍾赤兵這些外婆井岡山時期的老戰友心知肚明，都很支援。為表感謝，“文革”前趙爾陸在世時媽媽還曾去他家看望。

1967年初，被造反派圍攻，不得不在辦公室通宵工作的趙爾陸突發心臟病去世。兩個小時後周總理辦公室打來電話，通知他進中南海休息，然而已經太遲了。事情並沒有完，有些人說趙爾陸是自殺，是叛徒。媽媽覺得這樣不對，她要找外公討教。

這次媽媽很快見到了外公。父女見面後，拉著手說起了家常。當媽媽轉入正題，談到批鬥趙爾陸時，外公的臉色突然變了，一下子滿臉怒容，呼吸短促，拉著媽媽的大手也冰涼了，而且不斷顫抖著……

媽媽嚇壞了，她第一次見到外公對自己發那麼大脾氣。外公暴怒了：

“趙爾陸是上過井岡山的人。他是革命好同志。是誰決定要批鬥他的？”外公問。

“爸爸，您別生氣，您千萬別生氣，要保重自己的身體。您的身體要緊……”媽媽勸道。

還好，外公的雷霆之怒不是衝媽媽來的。這是媽媽1949年來到外公身邊後，看到他發的最大一次脾氣。外公從來沒對媽媽發過脾氣。

外公為保護井岡山的老戰友趙爾陸而大動肝火，足見“井岡山人”在他心中的位置。包括外婆、舅公在內的井岡山時期老幹部大多活過了“文革”十年，陳毅去世時外公還突然出席了追悼會，這不是偶然的。

過了好一陣子，外公的情緒才平和下來。媽媽試探著問他：

“（今天您的話）能不能傳達？”

“能。”外公答。“我一定傳達爸爸的指示，按爸爸的意見去辦。”媽媽輕輕地點頭說。

那天，媽媽在外公身邊呆了好長時間。她打來一盆熱水，又一次幫外公洗了腳，井岡山老戰友的去世觸發了外公的思緒，他望著為自己洗腳的女兒，又想起了當年的外婆。外公對媽媽談起了往事：

“1927年10月23日，我率領部分隊伍向井岡山轉移，由於連續奔波，我的腳被草鞋帶子磨爛了，行動很困難，腳背腫得像個大紫茄子，紫裡透亮，他們要用擔架抬我。我是堅決不坐擔架，堅持自己拄個棍子步行，隊伍到達井岡山南荊竹山下時，王佐派人接應我們上了山。就是在井岡山認識了你的媽媽。

她看見我這個樣子上得山來，好心痛呀！她幾乎是以命令的口吻讓我把腳伸向她的手裡。她小心翼翼地揭下我腳上的藥膏後，又起身忙去熬藥煎湯，給我洗腳，敷藥。”

‘疼嗎？’她抬頭問我。

我強忍著腳鑽心的劇痛，笑著對她說：‘世界上的萬物都是物極必反，這腳痛過了頭也就不痛了。’

‘都這樣了，還開玩笑呢！’她說。”

“好了”——回憶戛然而止。外公把腳從盆裡抬起，擦乾，邊說邊衝媽媽笑著。媽媽知道，外公心情好了。她為外公穿上睡袍，老人家該休息了。

鍾赤兵有嚴重的心臟病，1967年在解放軍總醫院住院治療。造反派強行把他從病床上拉走，讓他帶著氧氣瓶接受批判。看到這種情況，媽媽心急如焚，又無可奈何，因為當時自己也是處在受批判的地位。但她還是不顧一切地跑去中南海要見外公，要向他反映情況。

那一次，媽媽和爸爸在中南海門口等待多時，才被允許見外公，媽媽還聽到一些風言風語，比如說她是“小保皇”了，回來“摸底”了，等等。

這些話，外公也聽說了。他的反應是：

“當小保皇有什麼不好，保我這個老皇嘛，不是保小皇，是保老皇嘛！回來摸底，光明正大，搞運動不準女兒見父親，豈有此理！”

然後，外公詳細地聽取了媽媽和爸爸反映的情況，對批判鍾赤兵明確表示反對。他說：“鍾赤兵同志是好人，是打仗打出來的。”鍾赤兵因此受到保護，後於1975年病逝。

也在1969年，媽媽又隨國防科委機關幹部被“一鍋端”到河南省遂平縣蓮花湖的“五七幹校”勞動。

媽媽回到家後，買好火車票，把我哥哥寧寧送到上海外婆家，一切都安排好後又回到北京，就與機關的第二批幹部一起到了幹校。媽媽一向體弱，在幹校幾個月後就病了，又回到北京。

1971年的“林彪事件”給外公的打擊是巨大的。回到北京後，媽媽去看過幾次外公。她後來回憶道：“爸爸晚年的生活是孤苦的。爸爸的內心是孤獨、寂寞的; 爸爸的內心也是很矛盾很複雜的。”“文化大革命”中期的一次見面，“我們倆人是長時間地相對無語。”

在“文革”中的那段日子裡，每當媽媽回上海看外婆，就會拉著她出來散步，範圍就是從湖南路走到幾條街外的淮海路，然後在興國路一家西餐館喝上一杯牛奶，吃上一塊麵包，再走回湖南路。

媽媽這樣做的目的，就是想讓外婆能多一點運動量，不然她整日枯坐對身體不好。她這樣鼓勵外婆：就算您再走一次長征路吧。那麼，這段路有多遠呢？媽媽說：挺遠的。而據我估計，總有二點五公里吧。

為了外婆，媽媽還做出了一個重要決定，那就是把我——“小東梅”留在外婆身邊。

1904年，法國天主教會在上海創辦廣慈醫院，1967年“文革”中改名東方紅醫院，1972年改名瑞金醫院。1931年，外公與開慧外婆的第三個兒子毛岸龍患噤口痢在此病逝。1972年初，媽媽在此生下了我。

“小東梅”在外婆身邊的歲月也是難忘的，還發生過“驚險事件”吶！

外婆的護士小吳阿姨至今還記得淘氣的“小東梅”從湖南路外婆家二樓樓梯摔跤滾下來的“事件”。今年在上海見面，76歲的她還笑著提起往事：“告訴她不要在樓梯上玩，她非玩，結果摔下來了。”那一次算是有驚無險，好在骨頭沒事，縫了幾針。只是把媽媽嚇得不輕，急得從北京坐飛機趕過來看個究竟。

後來我才知道，解放初陳毅一家住在這裡時，二樓樓梯也差點發生“險情”。小魯叔叔在回憶文章中說：

“也許是當老小時間長，我很受父母的寵愛，也最任性，四歲時，家裡送我進上海最好的幼兒園，我硬是絕食三天，滴水不進，逼得幼兒園把我開除。平時我很懶，經常睡到中午還不起床。

我的任性超過了父親的容忍程度，他發作了。一天中午，父親剛下班回來，聽說我還沒起床，頓時暴怒。他吼道：‘養這樣的兒子有什麼用！’幾步衝上樓，一把將我從床上抓起來，要從樓梯口扔下去。幸虧被警衛員叔叔拼命拉住了。這位叔叔後來說：‘從來沒見過陳總髮這麼大的脾氣，可真把我嚇壞了’。

這一下子就把我任性胡為的毛病治住了，我養成了早睡早起的好習慣，一直保持到現在。”

在記憶中，兒時的我特別喜歡和外婆的工作人員玩，吃飯時也跑到他們的大灶，好像那裡飯菜特別香。這些叔叔、阿姨中，我一直記得外婆身邊的工作人員小韓叔叔。1977年外婆中風之後住進華東醫院。直到去世，7年裡她再沒回過湖南路。“姨媽”不在這裡了，身邊工作人員也裁減了，但韓叔叔一直留了下來。等到1984年外婆去世，後事處理完畢，他才離開。

小韓叔叔名叫韓洪高，大家都叫他小韓，蘇北人，文化水平不高，但性格爽直，喜歡和小孩子逗著玩。他給我的印象是：像個“大管家”，說話聲音很大，“凶凶”的，力氣也大。一輛“二八”男車，小韓叔叔一隻手就能高高舉起來，轉著圈讓大家看，我驚奇得不得了。騎著這輛車，小韓叔叔經常帶我出去辦事。在自行車後座上，能看到外邊的世界，那麼多有意思的事情，我非常開心。

院子裡的假山、花園是我童年記憶中神奇的所在，覺得裡面藏著無窮祕密。春天有玉蘭，夏天有池水，秋天有蟬蛻，冬天有臘梅——外婆不讓別人摘，我摘她不管。蟬蛻可以入藥，小韓叔叔和我一起撿過好多，賣給藥鋪，得了一筆小小的財富。用這筆勞動所得，小韓叔叔給我買了鉛筆盒、橡皮等文具，讓我興奮了大半年。

一次，二樓屋頂落下一隻黃鸝。小韓叔叔冒險爬上房頂把它捉住，養了起來。後來鳥死了，小韓又把它做成標本。再後來，標本也不見了。是帶回北京後不見的，還是在上海就不見的？我記不清了。

我還記得：院子裡跑來一隻波斯貓，不知誰家的，白白的，可愛極了。貓成了我的心肝寶貝，天天抱著。養了幾個月後，有一天貓不見了，我急得三天不吃不睡。大人都說：跑丟了，跑丟了。後來才知道：小韓叔叔給它洗澡，用水龍頭直接衝。貓耳朵進了水，被衝死了！

2004年2月，我陪媽媽再次回到湖南路262號。當年在這裡工作過的人們都已白髮蒼蒼，大家又聚在了一起。小韓叔叔沒有來——他前些年回了蘇北老家，得癌症去世了。小韓叔叔是個粗人，但是個好人——我認為。

的確，離開湖南路後，再也沒有養過那樣讓我心疼的小貓咪，再也沒有進過那樣讓我著迷的假山花園，沒有用過那樣讓我興奮和珍惜的鉛筆盒。湖南路是孤寂的，又是有趣的。那些與外婆在一起的日子，從來沒有離我遠去。每當想起外婆，我都會想起湖南路的大院子，想起白髮蒼蒼的外婆坐在寫字檯前的椅子上，一枝一枝抽著煙，面向綠草如茵的窗外，望著遠方沉思的樣子。

也就是在湖南路，四歲的我在朦朦朧朧中覺得世界上發生了一件大事。

那天大人的神情很反常，海峰姨跑到外婆房間裡痛哭失聲。她拿著一條大毛巾頻頻拭淚，那種溼乎乎的感覺我至今記得。外婆則叉著腰，急促地走來走去。後來我知道，那天就是1976年9月9日。外公於當天凌晨去世，訊息下午已傳遍全國，也終於傳到了湖南路。

海峰姨告訴我：外婆的反應出人意料，異常冷靜。她只是反覆自言自語：主席身體不是很好嗎？怎麼，一下子就走了？顯然，媽媽沒有把外公病危的實情告訴她。此時媽媽悲痛欲絕，大家從電視上發現她哭得“眼都直了”。但她還是想到外婆，請我父親趕來上海照料。於是有了下面這張合影。

經過媽媽盡力爭取，外公的長女有了在人民大會堂守靈一天的權利。我也被爸爸接到北京，來到外公遺體前，參加了那一天的守靈。當時，我只知有外婆，不知有外公，更不會把眼前這位長眠的老人與自己的親人聯絡在一起。但是，據媽媽說我那天卻哭得昏天黑地，是被大人抱出來的。為什麼？誰也說不清。

也許，我在那一天意識到了“死亡”這一概念。很多人告訴我，他們是從那一天覺得世界從此不同並開始長大的。

《毛澤東與賀子珍》 作者：孔東梅 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