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飛簡介

沙飛

沙飛(1912～1950)，原名司徒傳，廣東開平人，1912年5月5日生於廣州一個藥商家裡。幼年就讀於廣州，1936年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西畫系。1936年10月拍攝發表魯迅最後的留影、魯迅遺容及其葬禮的攝影小說詩歌文學作品，引起廣泛震動。1936年12月和1937年6月，分別在廣州和桂林舉辦個人影展。抗戰爆發後擔任全民通訊社攝影記者，並赴八路軍115師採訪剛剛結束的“平型關大捷”。1937年lo月參加八路軍。先後擔任晉察冀軍區新聞攝影科科長、《晉察冀畫報》社主任、《華北畫報》社主任等職。1950年3月因患“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在石家莊和平醫院槍殺為其治病的日本醫生，華北軍區政治部軍法處判處其死刑，被槍決，終年38歲

沙飛：“中國新聞攝影之父”之死

一百多年前，攝影術的誕生使人類擁有了前所未有的“眼睛”及視野；從此，人類憑藉這一獨具魅力的“目光”，儲存了無數轉瞬即逝的情景，在見證時代的同時詮釋生活，在再現事物的同時描述世界，在捕捉影像的同時感動自己。而今天，當圖片的盛宴讓人應接不暇時，那些視攝影為生命，並曾以自己發現的獨特瞬間揭示存在、定格永恆的攝影者，卻大都被忽略或遺忘了。而在他們當中，就有一位出生於廣州的中國攝影家。他的名字叫沙飛。

正像布勒鬆之於世界紀實攝影一樣，沙飛的名字，也幾乎是中國新聞攝影的代名詞——儘管這一名字曾被歷史塵封了四十餘載。作為中國最傑出的戰地記者，沙飛用自己數以千計的小說詩歌文學作品，樹起了中國攝影史的一座豐碑；但對他富於傳奇的一生，則不論解讀或評價，都顯得困難重重。因為我們面對的不僅是一個以攝影機作為武器的藝術家，而且也是一個最終被精神錯亂“葬送”的天才。

19歲以前，原名司徒傳的沙飛一直生活在廣州這個中國近現代民主革命的重鎮。這個被其開藥店的父親視為“桀驁不馴”的犟孩子，很早就受到各種激進思潮的影響，並顯露出一個現代藝術家的潛在氣質：對人生苦難的敏感和同情，對自由創造不可遏制的嚮往；還有熱情、幽默與天真。雖然有幾年，他曾為了盡長子、丈夫、父親的責任，一度屈從於生存的壓力，安於待遇優厚的工作和“小康之家”的溫暖，但後來他的行動證明，這一切都是暫時的，而且只會逐步加深內心的痛苦。畢竟，“獨立行走”才是他至死不泯的志願。

1936年秋天，沙飛毅然辭職離家，赴上海尋求“作一個前進的攝影記者”的機會。此前，他已迷上攝影和木刻，並加入了“黑白影社”，正式以“沙飛”之名發表小說詩歌文學作品。是年10月，魯迅逝世，沙飛因成功地拍攝到魯迅生前的最後留影及其殯葬情形而一舉成名，引起了社會的廣泛矚目；但與此同時，卻被當局下令通緝，被就讀的上海美術專門學校勒令退學。這成了沙飛人生道路的轉折點。

隨後，沙飛回到廣州，靠借錢舉辦了自己的首個影展——“沙飛攝影小說詩歌文學作品展覽會”。期間，他先後經歷了“生活的壓迫，妻子的威脅，商人的利誘”和自殺的危機。但他終於掙脫出來。在《寫在展出之前》的文章裡，沙飛這樣寫道：“這個不合理的社會，是人類最大的恥辱，而藝術的任務，就是要幫助人類去理解自己，改造社會，恢復自由。”在沙飛看來，攝影家必須自覺充當人類投向自由理想的一束永不躲閃的“目光”。

於是，當盧溝橋槍聲一響，剛剛又一次成功舉辦了“革命性”影展的沙飛，便立刻從桂林隻身北上，站到了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前沿。從此，他那獨立行走的“目光”，便再也沒有離開過在血泊和苦難中奮起的祖國，沒有離開過那個正義與邪惡、自由與奴役、新生與腐朽、光明與黑暗殊死搏鬥的波瀾壯闊的偉大年代。在整整12年的血火歲月中，沙飛通過攝入他鏡頭的一個個畫面，完成了一次對中華民族獨特而層次豐富的“顯影”，使全世界再度被這片古老而充滿活力的土地所震撼。此刻，我們當然可以在這裡列舉沙飛那一串不朽小說詩歌文學作品的名單，但我們更想知道，是什麼使他的“觀照”具有“史詩”般的力量，並經受住了時光的沖刷。這顯然是一個祕密。我們所能知道的只是，它肯定來自自由行走的心靈。

回溯歷史，許多所謂精神錯亂的人，其實都具有這樣一種心靈，只是由於難於承受現實的殘酷與控制，而不幸地被“意外”擱阻於人類精神成長的途中，如尼采，如凡高，如沙飛。1950年3月4日，38歲的沙飛因神志失控錯殺為他治療的日本醫生而被“自己人”槍決。許多人為之扼腕，然後卻深信，他是無罪的。而唯一可以告慰沙飛的，則是祖國的天空，在那裡，他的“目光”將更加深邃遼闊，並永遠注視著人類邁向自由的腳步。(劉深)

命運·決定性瞬間

熟悉攝影史的人都知道，“決定性瞬間”曾是攝影史上影響最大的美學主張和創作原則，它強調任何事物都有本質呈現的片刻，攝影者的任務就是通過鏡頭抓住這奇妙的一瞬。而正是某些“決定性瞬間”，深深影響了沙飛的成長，同時也改變了他的命運。

首先是1931年歲末的某一天。當時的沙飛在汕頭電臺當報務員，收人不菲，且已娶妻生子。妻子也在電臺工作，是“一個比較進步些的知識分子，曾經同情並鼓勵我做一個文學青年”。但沙飛同時還“愛上電影和木刻”，正徘徊於三岔路口，為何去何從苦惱著。這時，他看到了一份外國畫報，一下便被上面的“幾張好的新聞照片”所打動，很快便決定“做一個前進的攝影記者”。由於這個瞬間的決定，中國乃至世界又多了一個卓越的攝影藝術家；而沙飛自己，卻幾乎失去所有的親人——他們全都反對他從事攝影，理由很簡單：浪費及沒有前途。從此，就像每一個真正的藝術家那樣，沙飛在漫長的歲月裡，獨自承擔了生命中難以忍受的孤獨。

1936年1o月，沙飛迎來了生命中的第二個“決定性瞬間”——抓拍到魯迅臨終前的最後留影。這是魯迅生前所拍攝的照片中，被公認為最傳神且唯一露出笑容的一幅。因此，沙飛為自己的攝影生涯奠定了一塊基石，同時卻成了一名“逃犯”，併為妻子提出離婚而深受傷害。命運之神讓你在這裡得到，便會讓你在其他地方失去。

不過，假使沙飛當時沒有被迫離開上海，那麼，他一生中的第三個“決定性瞬間”，也就不會到來。1937年10月，在太原“全民通訊社”做攝影記者的沙飛剛剛完成對平型關太捷的採訪，便見到了五臺山抗日根據地首腦聶榮臻。在聶榮臻批准他加入八路軍，使他如願當上一名戰地攝影記者的那一刻，我們可以想像，這應是他平生最幸福的時刻之一。

而在沙飛射出的子彈鑽入日籍醫生津澤勝前額的那一剎那(時為1949年12月15日)，除了沙飛，對其他人來說，都是一個黑暗降臨的“決定性瞬間”。由於它的不可逆轉，至今仍給人們留下不盡的遺憾和悲傷。

魯迅和白求恩·導師的面容

當我們確認沙飛是中國攝影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並把許多美譽加諸其上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有兩個偉大而純粹的人，曾被沙飛當作終生的精神導師；而沙飛也用自己敏銳的“目光”，將他們的面容永遠鐫刻在人類的史冊上。

魯迅和白求恩——一箇中國人，一個外國人；一個文豪，一個世界著名外科醫生；一個為沙飛終生敬仰，卻僅來得及和他說幾句話；一個視沙飛為同志加兄弟，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將自己心愛的“萊丁那”相機贈給了他。可以說，沒有這兩個人，沙飛的藝術道路和藝術成就，都是難以想像的。

從沙飛的《自述》中我們知道，魯迅先生曾在他瀕臨絕望的時候拯救了他。當時沙飛正遭到生活的極大壓迫(於舉辦廣州個人影展後)，為此“動搖、痛哭甚至企圖自殺過”，但他隨即記起了魯迅的一句話：“能生，能愛，才能文。”以及托爾斯泰的名言：“不要讓現實的大海把你毀滅。”後來，沙飛更是把留有導師最後面容的底片用小鐵盒貼胸緊藏，至死也沒有稍離片刻。

如果說，魯迅是給了沙飛榜樣的力量，時刻激勵著他“與黑暗的舊勢力奮戰到底”的話，那麼，白求恩給予沙飛的，則更多的是精神和藝術的啟發。在為白求恩拍照的日子裡，沙飛不僅感受到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同時就是一個純粹而高尚的人。而且為其藝術見解所深深折服。喜歡寫詩作畫的白求恩認為，“藝術家的作用就是打破平靜。在這害怕變動的世界中，他鼓吹徹底變革這一生活的準則”。沙飛無疑是服膺這種藝術主張的，他的那些傳世傑作，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中國卡帕”·為時代立傳

沒有一個真正的攝影藝術家是不配感激和紀念的。因為正是他們的非凡“觀照”，深化了人類的記憶、認識、情感、渴求及其表達。沙飛也不例外，但他的突出貢獻，則主要體現在對一個特定時代的呈現上。

沙飛小說詩歌文學作品聚焦於中國軍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戰爭場面，包括貫穿其中的政治活動、群眾動員、戰鬥過程和生活情景；影像樸實生動，兼有一種壯美的詩意。沙飛的早期小說詩歌文學作品，也是他為時代作傳的一部分。其中如《南澳島》組照、《紀念魯迅先生》組照、《生命的叫喊》、《這是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