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讀後感範文

以五代十國為界，中國古代史正好可以看成對稱的兩個階段，前一個更工整，後一個稍牽強。從周至唐，都是先有一個長達幾百年的紛亂之世迸發出絢爛的思想，並由之引發制度思考，之後一個制度創新的朝代架構出社會發展的基本雛形，繼而雄漢盛唐。而宋元明清四代，都是先一個漢族政權將自身在經濟、對外領域所能達到的成就發揮至極致時陡現疲軟，外族政權蠻橫地破立，延續帝制國家的命數。之後的晚清、民國時期，恰似又一個春秋戰國，細品下來，不知這是輪迴抑或必然。

如果說，從晚清至新中國建立，定義了今天中國的制度概念，那麼自周公制禮而一脈相承至春秋時代的禮樂制度則定義了中國人的概念，甚至定義了從內心價值參考到行為衡量準則的一系列標準，有些雖然隨著社會結構、生活方式的轉變而逐漸被剝落，但仍有部分價值取向如數學定理般嚴苛而真實地在生活中體現。中國人對部分禮儀矯情式的執著從春秋就開始，外交場合對話都是用詩經斷章取義，因此也難怪楚國君臣在最初的幾次出場中，都透著一幅初進大觀園的感覺。

梁漱溟先生說，中國沒有宗教，是因為中國人在上古時代就將對自身理性的思考發揮至極致，需要由宗教樹立的超我形象由深刻的自身內省所代替。但如果這種內省太過偏執，就會產生如申生、介子推那樣被自身道德追求綁架，直至自我肯定到只有死路一條。直白地說，文明就是一種生活方式，而一個定義了我們思考與行為的時代，正是這種生活方式的源頭。酒自古就是拿來說事的最好手段，無論是正式場合還是日常交往。春秋宴飲，其中一個環節叫做“無算爵”，顧名思義就是敞開喝，但喝酒並不是都無節制，齊桓公在招待田氏高祖陳敬仲時，二人喝得特別投緣，齊桓公主動要求晚上點上火把，接著來下半場，陳敬仲以來之前對晚上喝酒沒算卦委婉推辭。

讀了《左傳》後發現，非但日常生活和理性思考，就連國際關係都是深植在中國人血液中，現今國際社會中的諸多問題，在春秋時代都能找到表徵。在此單舉二例，晉文公踐土之盟前後的一次君臣對話中，晉國大夫就明確提出，作為霸主就應當成為其所代表的“國際秩序”的倡導者與維護者，應當積極地推行正當的政治制度，而干涉他國內政當然是實現這種目的的必要手段，晉國討伐齊國時，提出的議和條件就是將齊國國內的田壟由南北向改為東西向，以方便日後行軍。春秋時的大國可以如此霸道地宣揚自身的價值體系，而小國則由於地緣因素等方面的限制，只能成為大國割據的戰場。晉國夷之蒐前後的政局大幅動盪，上卿級別的官員變動頻繁，楚國利用這一時機頻繁北上，晉國國內局勢稍顯穩定便立刻召集同盟國家開會，通過攻打雙方勢力交界處的陳、鄭二國打壓楚國崛起。最終，鄭國在短短的五年時間，逐年與晉、楚兩國講和，這種外交政策的頻繁轉向連鄭國當權者都找不到合理應對的方法。在一次面臨楚國進攻時，無奈到進行占卜，神靈的指示是全體當權者到太廟去哭並將戰車充塞街道，以示誓死捍衛國家的決心。

有人說春秋時代雖然產生了偉大的思想，但這種思想不足以讓我們走出絲綢之路，只有漢唐那種巨集偉和包容才能容納如此的夢想。但這思想從不是那般無力，有人問孔子“以德報怨，可乎”，作為“身長九尺，人稱長人”的孔子可能覺得這是個坑，老頭直接就懟回去，“以德報怨，何以報德；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所以，正是這個彷彿紛亂攪擾的時代構築了漢唐最基礎的精神世界，也正是這種看似淡薄綿軟的黃老、儒法造就了中國人的精神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