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人生大策略》散文

人生像茶几,上面擺滿了杯具;人生又像茶杯，本身就是個杯具;人生更像茶葉，終究要被浸泡在杯具之中。下面是本站小編給大家帶來的胡適《人生大策略》散文，供大家欣賞。

胡適《人生大策略》散文：少年中國之精神

前香太炎先生，話裡面說現在青年的四種弱點，都是很可使我們反省的。他的意思是要我們少年人：一、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二、不要妄想憑藉已成的勢力;三、不要虛慕文明;四、不要好高騖遠。這四條都是消極的忠告。我現在且從積極一方面提出幾個觀念，和各位同志商酌。

一、少年中國的邏輯邏輯即是思想、辯論、辦事的方法。一般中國人現在最缺乏的就是一種正當的方法。因為方法缺乏，所以有下列的幾種現象：(一)靈異鬼怪的迷信，如上海的盛德壇及各地的各種迷信;(二)謾罵無理的議論;(三)用詩云子日作根據的議論;(四)把西洋古人當作無上真理的議論;還有一種平常人不很注意的怪狀，我且稱他為“目的熱”，就是迷信一些空虛的大話，認為高尚的目的;全不問這種觀念的意義究竟如何;今天有人說：“我主張統一和平”，大家齊聲喝彩，就請他做內閣;明天又有人說：“我主張和平統一”，大家又齊聲叫好，就舉他做大總統;此外還有什麼“愛國”哪，“護法”哪，“孔教”哪，“衛道”哪……許多空虛的名詞;意義不曾確定，也都有許多人隨聲附和，認為天經地義，這便是我所說的“目的熱”。以上所說各種現象都是缺乏方法的表示。我們既然自認為“少年中國”，不可不有一種新方法;這種新方法，應該是科學的方法;科學方法，不是我在這短促時間裡所能詳細討論的，我且略說科學方法的要點：第一注重事實科學方法是用事實作起點的，不要問孔子怎麼說，柏拉圖怎麼說，康德怎麼說;我們須要先從研究事實下手，凡遊歷調查統計等事都屬於此項。

第二注重假設單研究事實，算不得科學方法。王陽明對著庭前的竹子做了七天的“格物”工夫，格不出什麼道理來，反病倒了，這是笨伯的“格物”方法;科學家最重“假設(sgntness)。觀察事物之後，自說有幾個假定的意思;我們應該把每一個假設所涵的意義徹底想出，看那意義是否可以解釋所觀察的事實?是否可以解決所遇的疑難?所以要博學。正是因為博學方才可以有許多假設，學問只是供給我們種種假設的來源。

第三注重證實許多假設之中，我們挑出一個，認為最合用的假設;但是這個假設是否真正合用?必須實地證明。有時候，證實是很容易的;有時候，必須用“試驗”方才可以證實。證實了的假設，方可說是“真”的，方才可用。一切古人今人的主張、東哲西哲的學說，若不曾經過這一層證實的工夫，只可作為待證的假設，不配認作真理。

少年的中國，中國的少年，不可不時時刻刻儲存這種科學的方法，實驗的態度。

二、少年中國的人生觀現在中國有幾種人生觀都是“少年中國”的仇敵：第一種是醉生夢死的無意識生活，固然不消說了;第二種是退縮的人生觀，如靜坐會的人，如坐禪學佛的人，都只是消極的縮頭主義。這些人沒有生活的膽子，不敢冒險，只求平安，所以變成一班退縮懦夫;第三種是野心的投機主義，這種人雖不退縮，但為完全自己的私利起見，所以他們不惜利用他人，作他們自己的器具，不惜犧牲別人的人格和自己的人格，來滿足自己的野心;到了緊要。關頭，不惜作偽，不惜作惡，不顧社會的公共幸福，以求達他們自己的目的。這三種人生觀都是我們該反對的。少年中國的人生觀，依我個人看來，該有下列的幾種要素：第一須有批評的精神一切習慣、風俗、制度的改良，都起於一點批評的眼光;個人的行為和社會的習俗，都最容易陷入機械的習慣，到了“機械的習慣”的時代，樣樣事都不知不覺的做去，全不理會何以要這樣做，只曉得人家都這樣做故我也這樣做，這樣的個人便成了無意識的兩腳機器，這樣的社會便成了無生氣的守舊社會，我們如果發願要造成少年的中國，第一步便須有一種批評的精神;批評的精神不是別的，就是隨時隨地都要問我為什麼要這樣做?為什麼不那樣做?

第二須有冒險進取的精神我們須要認定這個世界是很多危險的，定不太平的，是需要冒險的;世界的缺點很多，是要我們來補救的;世界的痛苦很多，是要我們來減少的;世界的危險很多，是要我們來冒險進取的。俗話說得好：“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們要做一個人，豈可貪圖自在;我們要想造一個“少年的中國”，豈可不冒險;這個世界是給我們活動的大舞臺，我們既上了臺，便應該老著麵皮，拚著頭皮，大著膽子，干將起來;那些縮排後臺去靜坐的人都是懦夫，那些袖著雙手只會看戲的人，也都是懦夫;這個世界豈是給我們靜坐旁觀的嗎?那些厭惡這個世界夢想超生別的世界的人，更是懦夫，不用說了。

第三須要有社會協進的觀念上條所說的冒險進取，並不是野心的，自私自利的;我們既認定這個世界是給我們活動的，又須認定人類的生活全是社會的生活，社會是有機的組織，全體影響個人，個人影響全體，社會的活動是互助的，你靠他幫忙，他靠你幫忙，我又靠你同他幫忙，你同他又靠我幫忙;你少說了一句話，我或者不是我現在的樣子，我多盡了一分力，你或者也不是你現在這個樣子，我和你多盡了一分力，或少做了一點事，社會的全體也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這便是社會協進的觀念。有這個觀念，我們自然把人人都看作同力合作的伴侶，自然會尊重人人的人格了;有這個觀念，我們自然覺得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和社會有關，自然不肯為社會造惡因，自然要努力為社會種善果，自然不致變成自私自利的野心投機家了。

少年的中國，中國的少年，不可不時時刻刻儲存這種批評的、冒險進取的、社會的人生觀。

三、少年中國的精神少年中國的精神並不是別的，就是上文所說的邏輯和人生觀;我且說一件故事做我這番談話的結論：諸君讀過英國史的，一定知道英國前世紀有一種宗教革新的運動，歷史上稱為“牛津運動”(TheodbrQMbveTTlellT )，這種運動的幾個領袖如客白爾(Keble )、紐曼(Newman)福魯德(Fide)諸人，痛恨英國國教的腐敗，想大大的改革一番;這個運動未起事之先，這幾位領袖做了一些宗教性的詩歌寫在一個冊子上，紐曼摘了一句荷馬的詩題在冊子上，那句詩是You shll see thes diftbrellce now thatwe re back sgatn!翻譯出來即是“如今我們回來了，你們看便不同了!”

少年的中國，中國的少年，我們也該時時刻刻記著這句話：如今我們回來了，你們看便不同了!

這便是少年中國的精神。

胡適《人生大策略》散文：自由主義

孫中山先生曾引一句外國成語：“社會主義有五十七種，不知那一種是真的”。其實“自由主義”也可以有種種說法，人人都可以說他的說法是真的，今天我說的“自由主義”，當然只是我的看法，請大家指教。

自由主義最淺顯的意思是強調的尊重自由，現在有些人否認自由的價值。同時又自稱是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裡沒有自由，那就好像長板坡裡沒有趙子龍，空城計裡沒有諸葛亮，總有點叫不順口罷!據我的拙見，自由主義就是人類歷史上那個提倡自由，崇拜自由，爭取自由，充實並推廣自由的大運動。“自由”在中國古文裡的意思是：“由於自己”，就是不由於外力，是“自己作主”。在歐洲文字裡，“自由”含有“解放”之意，是從外力裁製之下解放出來，才能“自己作主”。在中國古代思想裡，“自由”就等於自然，“自然”是“自己如此”，“自由”是“由於自己”，都有不由於外力拘束的意思。陶淵明的詩：“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這裡“自然”二字可以說是完全同“自由”一樣。王皮石的詩：“風吹瓦墮屋，正打破我頭……我終不噴渠，此瓦不自由”。這就是說，這片瓦的行動是被風吹動的，不是由於自己的力量。中國古人太看重“自由”，“自然”的“自”字，所以往往看輕外面的拘束力量，也許是故意看不起外面的壓迫，故意迴向自己內心去求安慰，求自由。這種迴向自己求內心的自由，有幾種方式，一種是隱遁的生活——逃避外力的壓迫，一種是夢想神仙的生活一一一行動自由，變化自由——正如莊子說，列子御風而行，還是“有待”，“有待”還不是真自由，最高的生活是事人無待於外，道教的神仙，佛教的西天淨土，都含有由自己內心去尋求最高的自由的意義。我們現在講的“自由”，不是那種內心境界，我們現在說的“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壓迫的權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縛的權利。

在宗教信仰方面不受外力限制，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在思想方面就是思想自由，在著作出版方面，就是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這些自由都不是天生的，不是上帝賜給我們的，是一些先進民族用長期的奮鬥努力爭出來的。

人類歷史上那個自由主義大運動實在是一大串解放的努力。宗教信仰自由只是解除某個某個宗教威權的束縛，思想自由只是解除某派某派正統思想威權的束縛。在這些方面……在信仰與思想的方面，東方歷史上也有很大膽的批評者與反抗者。從墨翟，楊朱，到桓譚，王充，從範縝，傅奕，韓愈，到李贊，顏元，李恭，都可以說是為信仰思想自由奮鬥的東方豪傑之士，很可以同他們的許多西方同志齊名比美，我們中國歷史上雖然沒有抬出“爭自由”的大旗子來做宗教運動，思想運動，或政治運動，但中國思想史與社會政治史的每一個時代都可以說含有爭取某種解放的意義。

我們的思想史的第一個開山時代，就是春秋戰國時代——就有爭取思想自由的意義。

古代思想的第一位大師老子，就是一位大膽批評政府的人。他說，“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老子同時的鄧析是批評政府而被殺的。另一位更偉大的人就是孔子，他也是一位偏向左的“中間派”，他對於當時的宗教與政治，都有大膽的批評，他的最大膽的思想是在教育方面：有教無類，“類”是門類，是階級民族，“有教無類”，是說：“有了教育，就沒有階級民族了。”

從老子孔子打開了自由思想的風氣，二千多年的中國思想史，宗教史，時時有爭自由的急先鋒，有時還有犧牲生命的殉道者。孟子的政治思想可以說是全世界的自由主義的最早一個倡導者。孟子提出的“大丈夫”是“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婬，威武不能屈”。這是中國經典裡自由主義的理想人物。在二千多年曆史上，每到了宗教與思想走進了太黑暗的時代，總有大思想家起來奮鬥，批評，改革。

漢朝的儒教太黑暗了，就有桓譚，王充，張衡起來，作大膽的批評。後來佛教勢力太大了，就有齊樑之間的範縝，唐朝初年的傅奕，唐朝後期的韓愈出來，大膽的批評佛教，攻擊那在當時氣焰熏天的佛教。大家都還記得韓愈攻擊佛教的結果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洲路八千”。佛教衰落之後，在理學極盛時代，也曾有多少次批評正統思想或反抗正統思想的運動。王陽明的運動就是反抗朱子的正統思想的。李卓吾是為了反抗一切正宗而被拘捕下獄，他在監獄裡自殺的，他死在北京，葬在通州，這個七十六歲的殉道者的墳墓，至今存在，他的書經過多少次禁止，但至今還是很流行的。北方的顏李學派，也是反對正統的程朱思想的，當時，這個了不得的學派很受正統思想的壓迫，甚至於不能公開的傳授。這三百年的漢學運動，也是一種爭取宗教自由思想自由的運動。漢學是抬出漢朝的書做招牌，來掩護一個批評宋學的大運動。這就等於歐洲人抬出聖經來反對教會的權威。

但是東方自由主義運動始終沒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終沒有走上建設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義絕大貢獻正在這一點，他們覺悟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方才能夠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以自由主義的政治意義是強調的擁護民主。一個國家的統治權必須放在多數人民手裡，近代民主政治制度是安格羅撒克遜民族的貢獻居多，代議制度是英國人的貢獻，成文而可以修改的憲法是英美人的創制，無記名投票是澳洲人的發明，這就是政治的自由主義應該包含的意義。我們古代也曾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為邦本”，“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主思想。我們也曾在二千年前就廢除了封建制度，做到了大一統的國家，在這個大一統的帝國裡，我們也曾建立一種全世界最久的文官考試製度，使全國才智之士有參加政府的平等制度。但，我們始終沒有法可以解決君主專制的問題，始終沒有建立一個制度來限制君主的專制大權，世界只有安格羅撒克遜民族在七百年中逐漸發展出好幾種民主政治的方式與制度，這些制度可以用在小國，也可以用在大國。(1 )代議政治，起源很早，但史家指一二xx年為正式起始。(2 )成文憲，最早的一二一五年的大憲章，近代的是美國憲法(一七八仇)。(3 )無記名投票(政府預備選舉票，票上印各黨候選人的姓名，選民祕密填記)是一八五六年South Arsthlia最早採用的。自由主義在這兩百年的演進史上，還有一個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義，就是容忍反對黨，保障少數人的自由權利。向來政治鬥爭不是東風壓了西風，就是西風壓了東風，被壓的人是沒有好日子過的，但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卻漸漸養成了一種容忍異己的度量與風氣。因為政權是多數人民授予的，在朝執政權的黨一旦失去了多數人民的支援，就成了在野黨了，所以執政權的人都得準備下臺時坐冷板凳的生活，而個個少數黨都有逐漸變成多數黨的可能。甚至於極少數人的信仰與主張，“好像一粒芥子，在各種種子裡是頂小的，等到他生長起來，卻比各種菜蔬都大，竟成了小樹，空中的飛鳥可以來停在他的枝上。”(新約馬太福音十四章，聖地的芥菜可以高到十英尺。)人們能這樣想，就不能不存容忍別人的態度了，就不能不尊重少數人的基本自由了。在近代民主國家裡，容忍反對黨，保障少數人的權利，久已成了當然的政治作風，這是近代自由主義裡最可愛慕而又最基本的一個方面。我做駐美大使的時期，有一天我到費城去看我的一個史學老師白爾教授，他平生最注意人類爭自由的歷史，這時候他已八十歲了。他對我說：“我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這句話我至今不忘記。為什麼容忍比自由還更要緊呢?因為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可說了。至少在現代，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種互相容忍的精神，無論是東風壓了西風，是西風壓了東風，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殘自由。多數人若不能容忍少數人的思想信仰j 少數人當然不會有思想信仰的自由，反過來說，少數人也得容忍多數人的思想信仰，因為少數人要時常懷著“有朝一日權在手，殺盡異教方罷休”的心理，多數人也就不能不行“斬草除根”的算計了。最後我要指出，現代的自由主義，還含有“和平改革”的意思。

和平改革有兩個意義，第一就是和平的轉移政權;第二就是用立法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做具體改革，一點一滴的求進步。容忍反對黨，尊重少數人權利，正是和平的政治社會改革的惟一基礎。反對黨的對立，第一是為政府樹立最嚴格的批評監督機關，第二是使人民可以有選擇的機會，使國家可以用法定的和平方式來轉移政權，嚴格的批評監督，和平的改換政權，都是現代民主國家做到和平革新的大路。近代最重大的政治變遷，莫過於英國工黨的執掌政權，英國工黨在五十多年前，只能選擇出十幾個議員，三十年後，工黨兩次執政，但還站不長久，到了戰爭勝利之年(一九四五)，工黨得到了絕對多數的選舉票，故這次工黨的政權，是鞏固的，在五年之內，誰都不能推翻他們，他們可以放手改革英國的工商業，可以放手改革英國的經濟制度，這樣重大的變化，——從資本主義的英國變到社會主義的英國，——不用流一滴血，不用武裝革命，只靠一張無記名的選舉票，這種和平的革命基礎，只是那容忍反對黨的雅量，只是那保障少數人自由權利的政治制度，頂頂小的芥子不曾受摧殘，在五十年後居然變成大樹了。自由主義在歷史上有解除束縛的作用，故有時不能避免流血的革命，但自由主義的運動，在最近百年中最大成績，例如英國自從一八三二年以來的政治革新，直到今日的工黨政府，都是不流血的和平革新，所以在許多人的心目中自由主義竟成了“和平改革主義”的別名，有些人反對自由主義，說它是“不革命主義”，也正是如此。我們承認現代的自由主義正應該有“和平改革”的含義，因為在民主政治已上了軌道的國家裡，自由與容忍鋪下了和平改革的大路，自由主義者也就不覺得有暴力革命的必要了。這最後一點，有許多沒有忍耐心的年青人也許聽了不滿意，他們要“徹底改革”，不要那一點一滴的立法，他們要暴力革命，不要和平演講。我要很誠懇的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歷史，很清楚的指示我們，凡主張徹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沒有一個不走上絕對專制的路，這是很自然的，只有絕對的專制政權可以剷除一切反對黨，消滅一切阻力，也只有絕對的專制政治可以不擇手段，不惜代價，用最殘酷的方法做到他們認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們不承認他們的見解會有錯誤，他們也不能承認反對的人會有值得考慮的理由，所以他們絕對不能容忍異己，也絕對不能容許自由的思想與言論。所以我很坦白地說，自由主義為了尊重自由與容忍，當然反對暴力革命，與暴力革命必然引起來的暴力專制政治。

總結起來，自由主義的第一個意義是自由;第二個意義是民主，第三個意義是容忍——容忍反對黨，第四個意義是和平的漸進的改革。

胡適《人生大策略》散文：打破浪漫病

剛才主席說“材料不很重要，重要的在方法”，這話是很對的。有方法與無方法，自然不同。比如說，電燈壞了若有方法就可以把它修理好。材料一樣的，然而方法異樣的，所得結果便完全不同了。我今天要說的，就是材料很重要，方法不甚重要。用同等的方法，用在兩種異樣的材料上，所得結果便完全不同了。所以說材料是很要緊的。中國自西曆一六零零至一九零零年當中，可謂是中國“科學時期”，亦可說是科學的治學時代。如清朝的戴東原先生在音韻學、校勘學上，都有嚴整的方法。西洋人不能不承認這三百年是中國“科學時代”。我們自然科學雖沒有怎樣高明，但方法很好，這是我們可以自己得意的。閩人陳第曾著《毛詩古音考》《唐宋古音考》等些書。他的方法是很精密的，是顧炎武的老祖宗。顧亭林、閻百詩等些學者都開中國學術新紀元，他們是用科學方法探究學問的，顧氏是以科學方法研究音韻學，他的方法是用本證與旁證。比如研究《詩經》，從《詩經》本身來舉證，是謂本證;若是從《詩經》的外面舉證便謂旁證了。閻氏的科學方法是研究古文的真偽、文章的來源。

一六零九年的哥白尼聽說在波蘭國的北部一個眼鏡店做小夥計，一天偶然疊上幾片玻璃而發現在遠方的東西，哥白尼以為望遠鏡是可以做到的。他利用這儀器，他對於天文學上就有很大的發現。像哈代維(Hudvey)、牛頓(Newton)，還有顯微鏡發明者像黎漢豪(Leeuwenhoek )，他們都有很大的發明。當哥白尼及諸大學者存在的時候，正是中國的顧炎武、閻百詩出世的時期。在這五六十年當中，東西文化，東西學說的歧異就在這裡。他們所謂方法就是“假說”與“求證”，牛頓就是大膽去假定，然後一步一步去證明。這是和我們不同的地方。我們的方法是科學的，然而材料是書本文字。我們的校勘學是校勘古書古字的正確的方法，如翻考《爾雅》，諸子百家;考據學是考據古文的真偽。這一大堆東西可以代表清朝三百年的成績。黎汶豪是以鑿鑽等做研究的工具;牛頓是以木、石、自然資料來研究天文學，像現在已經把太陽系都弄清楚了。前幾天報上宣傳英國天文臺要與火星通訊，像這樣的造就實在可怕的。十八、十九世紀時候，西方學者才開始研究校勘學，瑞典的加禮文他專攻校勘學，曾經編成《中國文字分析字典人像他這個洋鬼子不過研究;四、五年，而竟達到中國有三百年曆史的校勘學成績。加禮文說道：“你們只在文字方面做工夫，不肯到漢口、廣東、高麗、日本等地方實際考查文字的土音以為證明;要找出各種的讀法應當要到北京、寧波，……等地去。”這可證明探求學問方法完全是經驗的，要實地調查的。顧亭林費許多時間而所得到的很少，而結果走錯了路。

剛才楊教務長問我怎樣醫治“浪漫病”?我回答他說：浪漫的病症在哪裡?我以為浪漫病或者就是“懶病”。你們都是青年的，都還不到壯年時期，而我們已是“老狗教不成新把戲”了。現在我們無論走那條路，都是要研究微積分。生物學、天文學、物理學。我們要多做些實驗工夫，要跟著西洋人走進實驗室去。至於考據方面就要讓我們老朽昏庸的人去做。黎汶豪的顯微鏡實在比妖怪還厲害，這是用無窮時間與時時刻刻找真理所得的結果。十九世紀時候，法國化學師柏土多(Pasteur)

在顯微鏡下面發現很可怕的微生物。他並且感受瘋狗的厲害，便研究瘋狗起來。後來從狗嘴的涎沫裡及腦髓中去探究，方知道是細菌在作祟，神經系中有毒。他把狗骨髓取出風乾經過十三四天之久，就把它製成注射藥水，可以治好給瘋狗咬著的人。

但是當時沒有膽量就注射在人身上，只先在別的動物身上試驗看看。在那時候很湊巧一位老太婆的兒子給狗咬傷，去請醫生以活馬當作死馬醫治，果然給他治好了。

還有一位俄人，他給狼咬著他，就發明打針方法。法國酒的病，蠶的病亦給顯微鏡找出來了;歐洲羊的病，德國庫舒(Kch )應用藥水力量把羊醫好。像蠶病。醋病與酒病治好後，實在每年給法國省下來幾千萬的法郎。普法戰爭後法國賠款有五十萬萬之鉅額。然而英國哈維(Harvy )嘗說：柏士多以一支玻璃管和一具顯微鏡，已把法國賠款都付清了。懶的人實在沒有懂得學問的興趣。學問本來是乾燥東西，而正確方法是建築在正確材料上的，像酉方的牛頓那樣的正確。我們中國要研究有結果，最要緊的是要到自然界去，找自然材料。做文學的更要到民間去，到家庭裡去找活材料。我是喜歡談談：大家都是年富力強，應該要打破和消滅懶病。還要連帶說一說。“六零六”藥水，是德國醫生Erlich發明的，用以殺楊梅瘡的微菌，這位先生他用化學方法，經過八年六百零六次的試驗研究而成功的。我們研究學問，要有材料和方法，要不懶，要堅韌不拔的努力;那麼，“浪漫病”就可以打破了。然而英國哈維(Harvy )嘗說：柏士多以一支玻璃管和一具顯微鏡，已把法國賠款都付清了。懶的人實在沒有懂得學問的興趣。學問本來是乾燥東西，而正確方法是建築在正確材料上的，像酉方的牛頓那樣的正確。我們中國要研究有結果，最要緊的是要到自然界去，找自然材料。做文學的更要到民間去，到家庭裡去找活材料。我是喜歡談談：大家都是年富力強，應該要打破和消滅懶病。還要連帶說一說。“六零六”藥水，是德國醫生Erlich發明的，用以殺楊梅瘡的微菌，這位先生他用化學方法，經過八年六百零六次的試驗研究而成功的。我們研究學問，要有材料和方法，要不懶，要堅韌不拔的努力;那麼，“浪漫病”就可以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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