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策》歷代戰國策序跋

劉向戰國策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為，戰國時遊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

　　敘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

　　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援，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

　　及春秋之後，眾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傳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並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為戰國。貪饕無恥，竟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遊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為一，以儐背秦。秦人恐懼，不敢窺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鹹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眾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並有天下。杖於謀詐之弊，終於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偽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為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

　　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故其辯，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專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曾鞏重校戰國策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之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

　　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率以為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泥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為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國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來先後來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益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己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

　　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會。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出，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

　　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雲。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李格非書戰國策後

　　《戰國策》所裁，大抵皆從橫捭闔、譎誑相輕、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鄉其說之工而忘共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於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縱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知之情，雖辯土抵掌而論之，猶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則為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者為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漢而後復有為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堯、舜、夏、商，積製作，以至於周，而文物大備。當其盛時，朝廷宗廟之上，蠻貊窮服之外，其禮樂制度，條施目設，而威儀文章可著之簡冊音，至三千數，此聖人文章之實也。及周道衰，浸淫陵遲，幽、厲承之，於是大壞；然其文章所從來既遠，故根本雖伐，而氣焰未易遽熄也。於是浮而散之，鍾於談舌，而著子言語。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祖吾聖人之道，而所著書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世者，豈數人之力也哉！

　　今《戰國策》宜有善本傳於世，而舛錯不可疾讀，意天之於至寶，常不欲使人易得，故餘不復竄定，而其完篇，皆以丹圜其上雲。

　　王覺題戰國策

　　《戰國策》三十三篇，劉向為之序，世久不傳。治平初，始得錢塘顏氏印本該之，愛其文辭之辯博，而字句脫誤，尤失其真。丁未歲，予在京師，因借館閣諸公家藏數本參校之，蓋十正其六七；凡諸本之不裁者，雖雜見於《史記》他書，然不敢輒為改易，仍從其舊，蓋慎之也。

　　當戰國之時，強者務併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爭於戰勝攻取，馳說之士因得以傳說取合時君。其要皆主於利言之，合從連橫，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以迄於秦，二百餘年興亡成敗之跡，粗見於是矣！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辯麗核緯，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廢也。

　　會有求於本以開板者，因以授之，使廣其傳，庶幾證前本之失雲。清源王覺題

　　孫樸書閣本戰國策後

　　臣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入館，即取曾巫三次所校定本，及蘇頌、錢藻等不足本，又借劉敞手校書肆印賣本參考，比鞏所校，補去是正，凡三百五十四字。八年，再用諸本及集賢院新本校，又得一百九十六字，共五伯五十籤，遂為定本，可以修寫黃本入祕閣。集賢本最脫漏，然亦間得一兩字。癸酉歲，臣樸校定。

　　右十一月十六日書閣本後　　孫元忠

　　孫樸記劉原父語

　　此書舛誤特多，率一歲再三讀，略以意屬之而已。比劉原父雲：“吾老當得定本正之否邪？”

　　耿廷禧戰國策括蒼刊本序

　　餘至括蒼之明年，歲豐訟簡，頗有文字之暇，於是用諸郡例，鏤書以惠學者。念《戰國策》未有板本，乃取家舊所藏刊焉。是書訛舛為多，自曾南豐已雲“疑其幣可考者”，今據所藏，且用先輩數家本參定，以俟後之君子而已。

　　昔袁悅之還都，止齎《戰國策》，曰：“天下要惟此書。”而李權從秦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從橫，用之何為？”蓋學者好惡之不侔如此！夫是非取捨，要當考合乎聖人之道以自擇。要之此先秦古書，其敘事之備，太史公取以著《史記》，而文辭高古，子長實取法焉。學者不可不家有而且誦之。故餘刊書以是為首雲。紹興四年十月魯人耿延禧百順書

　　姚巨集題戰國策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注，止二十一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錄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尚存。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闕。前八卷，後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知所謂。叔堅之《論》，今他書時見一二。舊本有未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南豐所校，乃今所行。都下建陽刻本，皆祖南豐，互有失得。

　　餘頃於會稽得孫元忠所校於其族子慤，殊為疏略。後再扣之，復出一本，有元忠《跋》，並標出錢、劉諸公手校字，比前本雖加詳，然不能無疑焉。如用“埊”、“”字，皆武后字，恐唐人傳寫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所不解。竇蘋作《唐史釋音》，釋武后字，內“埊”字雲“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云然？然“埊”乃古“地”字。又“埊”字，見《亢倉於》、《鶡冠子》，或有自來；至於“”字，亦豈出於古歟？幽州僧行均《切韻訓詁》，以此二字皆古文，豈別有所見耶？孫舊雲“五百五十籤”，數字雖數字雖過之，然間有謬誤，似非元書也。括蒼所刊，因舊無甚增損。

　　餘萃諸本，校定離次之，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採，九十餘條，共事異者，止五、六條。太史公用字，每篇間有異者，或見於他書，可以是正，悉注於旁。辨“灓水”之為“漬水”，“案”字之為語助，與夫不題校人，並題續注者，皆餘所益也。正文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週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為矢”、《史記正義》“竭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靈王遊大陵夢處女鼓瑟”之類，略可見者如此，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初見秦》，“厲憐王”引《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而質矣。先秦古書見於世者無幾。而餘居究鄉，無書可檢閱，訪《春秋後語》，數年方得之，然不為無補。尚覬博採，老得定本，無劉公之遺恨。紹興丙寅中秋，剡川姚巨集伯聲父題。

　　鮑彪戰國策注序

　　《國策》，史家流也。其文辯博，有煥而明，有婉微，有約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自漢稱為《戰國策》，雜以短長之號，而有蘇、張縱橫之說。學者諱之置不論，非也。夫史氏之法，具記一時事辭，善惡必書，初無所決擇。楚曰檮杌，書惡也。魯曰《春秋》，善惡兼也。司馬《史記》、班固《漢書》，有《佞幸》等列傳，學者豈以是為不正，一舉而棄之哉？矧此書，若張孟談、魯仲連發策之慷慨，諒毅、觸讋納說之從容，養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媒賢其尚焉；王鬥之愛縠，憂國莫重焉。諸如此類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違也。若之何置之？曾鞏之序美矣，而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則亦求其故而為之說，非此書指也。

　　起秦迄今千四百歲，由學者不習，或衍或脫，或後先失次，故“肖”、“立”半字，時次相糅，劉向已病知矣。舊有高誘注，既疏略無所稽據，注又不全，浸微浸滅，殆於不存。彪於是考《史記》諸書為之注，定其章條，正其衍說，而存其舊，慎之也。地理本之《漢志》，無則缺；字訓本之《說文》，無則稱猶。雜出諸書，亦別名之。人姓名多不傳見，欲顯其所說，故系之一國。亦時有論說，以翊宣教化，可以正一史之謬，備七略之缺。以之論是非，辨得失，而考興亡，亦有補於世。紹興十七年丁卯仲冬二十有一日辛巳冬至縉鮑彪序。

　　（又）

　　劉氏定著三十三篇，《東周》一、《西周》一、《秦》五、《齊》六、《楚》四、《趙》四、《魏》四、《韓》三、《燕》三、《宋衛》一、《中山》一。今按：西周正統也，不得後於東周，定為首卷。

　　（又）

　　彪校此書，四易稿而後繕寫。已巳仲春重校，始知《東周策》“嚴氏之賊，陽豎與焉”為《韓策》嚴遂、陽豎也。先哲言，校書如塵埃風葉，隨掃隨有，豈不信哉！尚有舛謬，以俟君子。十一日書。

　　姚寬戰國策後序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注，止二十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錄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篤《論》時尚存。今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印本存者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詳所謂。延篤《論》，今亡矣。其未曾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其浙、建小字刊行者，皆南豐所校本也。括蒼耿氏所刊，鹵莽尤甚。

　　宣和間，得館中孫固、孫覺、錢藻、曾鞏、劉敞、蘇頌、集賢院共七本，晚得晁以道本，並校之，所得十二焉。如用“埊”、“”字，皆武后字，恐唐人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不可解。竇蘋作《唐書》，釋武后用“埊”字雲“古字，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埊”乃古‘地”字。又“埊”字，見《亢倉於》、《鶡冠子》，或有自來，至於“”字，幽州僧行均《切韻訓詁》，以此二字皆古文，豈別有所見耶？

　　太史公所採九十三事，內不同者五。《韓非子》十五事，《說苑》六事，《新序》九事，《呂氏春秋》一事，《韓詩外傳》一事，後甫謐《高士傳》三事，《越絕書》記李園一事，甚異。如正文遺逸引《戰國策》者，司馬貞《索隱》五事，《廣韻》七事，《玉篇》一事，《太平御覽》二事，《元和姓纂》—事，《春秋後語》二事，《後漢地理志》一事，《後漢》第八《贊》一事，《藝文類聚》一事，《北堂書鈔》一事，徐廣注《史記》一事，張守節《正義》一事，舊《戰國策》一事，李善注《文選》一事，省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壬”，乃《韓非子初見秦》書，“厲憐王”引詩，乃《韓詩外傳》，既無古書可以考證，第嘆息而己。某以所聞見，以為集註，補高誘之亡雲。上章執徐仲冬朔日，會稽姚寬書。

　　吳師道戰國策校注序

　　先秦之書，惟《戰國策》最古，文最訛舛，自劉向校定已病之。南豐曾鞏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後漢高誘為注，宋尚書郎括蒼鮑彪詆其疏略繆妄，乃序次章條，補正脫誤，時出己見論說，其用意甚勤，思嘗並取而讀之，高氏之疏略信矣，若謬妄，則鮑氏自謂也。東萊呂子《大事記》，間取鮑說而序次之，世亦或從之。若其繆誤，雖未嘗顯列，而因此考彼，居然自見，遂益得其詳焉。蓋鮑專以《史記》為據，馬遷之作，固採之是書，不同者當互相正，《史》安得全是哉？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善於闕疑。夫子作《春秋》，仍夏五殘文；漢儒校經，未嘗去本字，但云“某當作某”、“某讀如某”，示謹重也。古書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鮑直去本文，徑加改字，豈傳疑存舊之意哉？比事次時，當有明徵，其不可定知者，闕焉可也，豈必強為傅會乎？

　　又其所引書，止於《淮南子》、《後漢志》、《說文》、《集韻》，多摭校書之見聞，不問本字之當否。《史》注自裴、徐氏外，索隱、正義皆不之引，而《通鑑》諸書亦莫考。淺陋如是，其致誤固宜。顧乃極詆高氏以陳賈為《孟子》書所稱，以伐燕為齊宣，用是發憤更注；不思宣王伐燕，乃《孟子》明文，宣、閔之年，《通鑑》謂《史》失其次也。鮑以赧王為西周君，而指為正統，此開卷大誤，不知河南為西周，洛陽為東周。《韓非子》說秦王以為何人，魏惠王盟臼裡以為他事，以魯連約矢之書為後人所補，以魏幾、鄢陵為人名，以公子牟非魏牟，以中山司馬子期為楚昭王卿，此類甚多，尚安得詆高氏哉？其論說自謂“翊宣教化”，則尤可議。謂張儀之誑齊、樑為將死之言善，周人詐以免難為君子所恕，張登狡獪非君子所排，蘇代之訑為不可廢，陳軫為絕類離群，蔡澤為明哲保身，聶政為孝，樂羊為隱忍，君王后為賢智婦人，韓幾瑟為義嗣，衛嗣君為賢君，皆悖義害正之甚者。其視名物、人、地之差失，又不足論也。

　　鮑之成書，當紹興丁卯。同時剡業姚巨集亦注是書，雲得會稽孫樸所校，以閣本標出錢藻、劉敞校字，又見晉孔衍《春秋後語》，參校補註，是正存疑，具有典則。《大事記》亦頗引之，而世罕傳，知有鮑氏而已。近時，浚儀王應麟嘗斥鮑失數端，而廬陵劉辰翁盛有所稱許。以王之博洽，知其未限悉數，而劉特愛其文采，他固弗之察也。呂子有云：“觀《戰國》之事，取其大旨，不必字字為據。”蓋以遊士增飾之詞多，矧重以訛舛乎？輒因鮑注，正以姚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存其是而正其非，庶幾明事蹟之實，求義理之當焉！

　　或曰：《戰國策》者，《六經》之棄也。子深辨而詳究之，何其戾？鮑彪之區區，又不足攻也。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識融，則異端雜說，皆吾進德之助，而不足以為病也。曾氏之論是書曰：“君子之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皆知其不可為，然後以禁則齊，以戒則明。”愚有焉爾。是非之在人心，天下之公也。是，雖芻區蕘不遺；非，雖大儒必斥。屈何擇於鮑氏哉！特寡學謏聞，謬誤復恐類之。世之君子有正焉，固所願也。泰定二年歲乙丑八月日金華吳師道序。

　　吳師道曾序跋

　　《國策》之書自劉向第錄，逮南豐曾氏，皆有序論以著其大旨。向謂戰國謀士，度時君所能行，不得不然。曾氏譏之，以為“惑流俗而不篤於自信”。故因之推言先王之道，聖賢之法，而終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其論正矣。而鮑氏以為是，特求其故而為之說者。《策》乃史家者流，善惡兼書，初無決擇，其善者孔、孟之所不能違，若之何置之？鮑之言，殆後出者求備邪？

　　夫滅下之道，王伯二端而已。伯者猶知假義以為名，仗正以為功。戰國名義蕩然，攻鬥併吞，相詐相傾，機變之謀，唯恐其不深；捭闔之辭，唯恐其不工；風聲氣習，舉一他而皆然。間有持論立言不戾乎正，殆千百而一二爾。若魯仲連蓋絕出者，然其排難解紛，忼慨激烈，每因事而發，而亦未聞其反正明本，超乎事變之外也，況其下者乎？當是之時，本仁祖義，稱述唐、虞、三代，卓然不為世俗之說者，孟子一人而已。求之是書無有也。荀卿亦宗王者，今唯載其絕春申之書，而不及其他。田子方接聞孔氏之徒，其存者僅僅一言。又何略於此而詳於被邪？《史》莫大於《春秋》，《春秋》善惡兼書，而聖人之心，則欲寓褒貶以示大訓。是書善惡無所是非，而作者又時出所見，不但記載之，為談季子之金多位高，則沾沾動色；語安陵嬖人之固寵，則以江乙為善謀，此其最陋者。誇從親之利秦兵不出函谷十五年，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雖甚失實，不顧也。廁雅於鄭，則音不純；置薰於蕕，則氣必奪。善言之少，不足以勝不善之多。君子所以舉而謂之邪說者，蓋通論當時習俗之敝，舉其重而名之也。近代晃子《讀書志》，列於縱橫家，亦有見者。且其所列，固有忠臣義士之行，不繫於言者。而其繼春秋，抵秦、漢，載其行事，不得而廢，曾氏固已言之，是豈不知其為史也哉？

　　竊謂天下之說，有正有邪。其正焉者主於一，而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有得焉。君子之於是書也，考事變，究情偽，則守益以堅，知益以明。小人之於是書也，見其始利而終害，小得而大喪，則悔悟懲創之心生。世之小人多矣，固有未嘗知是書，而其心術行事無不合者。使其得是書而究之，則將有不為者矣。然則所謂明其說於天下，為放絕之善者，詎可訾乎？

　　吳師道姚序跋

　　（一）

　　頃歲，予辨正鮑彪《戰國策注》，讀呂子《大事記》引剡川姚巨集，知其亦注是書。考近時諸家書錄皆不載，則世罕有蓄者。後得於一舊士人家，卷末裁李文叔、王覺、孫樸、劉敞語。其自序雲，嘗得本於孫樸之子慤。樸元祐初在館中，取南豐曾鞏本，參以蘇頌、錢藻、劉敞所傳．並集賢院新本，上標錢、劉校字，而姚又會稡諸本定之。每篇有異及他書可證者，悉還於下。因高誘注，間有增續，簡質謹重，深得古人論撰之意，大與鮑氏率意竄改者不同。又云，訪得《春秋後語》，不為無補。蓋晉孔衍所著者，今尤不可得，尚賴此而見其一二，詎可廢耶？考其書成，當紹興丙寅，而鮑注出丁卯，實同時。鮑能分次章條，詳述注說，讀者眩於浮文，往往喜稱稱道；而姚氏殆絕，無足怪也。

　　巨集字今聲，今題伯聲甫，待制舜明廷輝之子，為刪定宮，忤秦檜，死大理獄。弟寬令威、憲令則，皆顯於肘。其人尤當傳也。

　　餘所得本，背紙有寶慶字，已百餘年物，時有碎爛處。既據以校鮑誤，因序其說於此。異時當廣傳寫，使學者猶及見前輩典則，可仰可慕雲。至順四年癸酉七月吳師道識。

　　（二）

　　右此序題姚寬撰，有手寫附於姚注本者。文皆與巨集序同，特疏列逸文加詳，考其歲月則在後，乃知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書。寬所注者，今未之見，不知視巨集又何如也？因全錄著之左方，以俟博考者。吳師道識。

　　陳祖仁戰國策校注序

　　至正初，祖仁始登史館，而東陽吳君正傳實為國於博士。吳君之鄉，則有丁文憲、何文定、金文安、許文懿諸先生所著書，君悉取以訓詣生，匡末學。後君歸丁母艱，病卒。祖仁亦嘗聞君校注《國策》，考核精甚，而惜未之見也。今季夏，浙西憲掾劉瑛廷脩，隨僉憲伯希顏公來按吳郡。一日，囊君所校《策》來言曰：“正傳吾故人，今已矣，不可使其書赤已！吾嘗有請於僉憲公，取於其家，且刻梓學宮。君宜序之，幸勿辭！”祖仁竊惟古之君子，其居家也本諸身，其居官也本諸家，其訓人也本諸己，其安時也本諸天，文其餘也，而況於言乎？是故不以言為上，而後之為言者，莫能上也。不以計為高，而後之為計者，莫能高也。

　　周衰，列國兵爭，始重辭命，然猶出入《詩》、《書》，援據遺《禮》，彬彬焉先王流風餘韻存焉！壞爛而莫之存者，莫勝於戰國。當時之君臣，惴惴然惟欲強此以弱被；而遊談馳騁之士，逆探巧合，強辯深語，以鬥爭諸侯，矜讋妻子。雖其計不可行，言不可踐，苟有欲焉，無不售也；苟有隙焉，無不投也。卒之諸侯不能有其國，大夫不能有其家，而蘇秦之屬不旋踵，勢敗而身僨。由此觀之，非循末沿流，不知其本故耶？

　　是《策》自劉向校定後，又校於南豐曾鞏。至括蒼鮑彪，病高註疏謬，重定序次，而補闕刪衍，差失於專；時有議論，非悉於正。故吳君復據剡川姚巨集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以成此書。其事核而義正，誠非鮑比。古書之存者希矣，而諸儒於是書校之若是其精者，以其言則季世之習，而其策則先秦之遺也。予何幸得觀吳君此書於身後，且知其所正者有所本，而又嘉劉掾不以死生異心而卒其巨集也。故不復辭，而為之序。至正十五年六月浚儀陳祖仁序。

　　錢謙益高誘注戰國策跋

　　《戰國策》經鮑彪殽亂，非復高誘原本，而則剡川姚巨集較正本，博採《春秋後語》諸書，吳正傳駁正鮑注，最後得此本，嘆其絕佳，且謂於時蓄之者鮮矣。此本乃伯聲較本，又經前輩勘對疑誤，採正傳補註，標舉行間。天啟中，以二十千購之樑溪安氏，不啻獲一珍珠船也。無何，又得善本於樑溪高氏，楮墨精好，此本遂次而居乙。每一摩挲，不免以積薪自哂。要之，此兩本實為雙壁，闕一固不可也。崇禎庚午七月曝書於榮木樓，□翁謹識。

　　陳貽典古本戰國策跋

　　（一）

　　《戰國策》世傳鮑彪注者，求吳師道駁正本已屬希有，況古本哉。錢遵王假餘此本，系眺巨集較刻高誘注，益得之於□翁宗伯者。不特開卷便有東、兩週之異，全本篇次前後，章句煩簡，亦與今本迥不相侔，真奇書也，因命友印錄。

　　此冊原本經前輩勘對疑誤，採正傳補註，標舉行間，宜並存之，一時末遑也。□翁雲：“天啟中，得此於樑溪安氏，無何，又得善本於樑溪高氏。”今此本具在，已出尋常百倍，不知高氏本又復問如耳。戊戌孟春六日錄校並識，虞山陸貽典。

　　（二）

　　庚寅冬，□翁絳雲樓災，其所藏書，俱盡於咸陽之炬，不謂高氏本尚在人間。林宗葉君印錄一本假餘，較此頗多是正，而摹寫訛字，猝未深辮，並一一校入，尚擬借原本更一訂定也，戊戌季冬六日校畢記。

　　（三）

　　己亥春，從錢氏借高氏原本校前十九卷。孟冬暇日，過毛氏目耕樓，借印錄高氏本，校畢，此書始為全壁雲。敕先。

　　盧見曾刻姚本戰國策序

　　漢末涿高氏誘，少受學於同縣盧待中子幹，嘗定《孟子》章句，作《孝經》、《呂氏春秋》、《淮南》諸解，訓詁悉用師法，尤精音讀。其解《呂氏春秋》、《淮南》二書，有急氣、緩氣、閉口、籠口之法，蓋反切之學，實始於高氏，而孫叔然炎在其後。今刻二書者，盡刪其說，為可惜也。高氏又嘗注《戰國策》三十三篇，世無其書。前明天啟中，虞山錢宗伯以二十千購之樑溪安氏，乃南宋剡川姚伯聲校正本，後又得樑溪高氏本，互相契勘，遂稱完善。

　　曩餘讀吳文正公《東西周辨》，謂《戰國策》編題，首《東周》，次《西周》，而今鮑彪本誤以西周為正統，升之卷首，始知古本《戰國策》為鮑氏所亂久矣。及餘再蒞淮南，屬友人於吳中借高注考之，嘆文正之辨，為不可易。高注古雅，遠勝鮑氏，其中編次，亦與鮑氏迥異。兩漢傳注存者，自毛氏、何氏而外，首推鄭氏。繼鄭氏而博學多識者，唯高氏。益其學有師承，非趙臺卿、王叔師比也。惜《孟子章名》、《孝經解》不傳，而此書於絳雲一炬之後，幸而得存，為刊板行世。好古之士，審擇於高、鮑二家，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乾隆丙子德州盧見曾序。

　　黃丕烈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並札記序

　　桑老顧千里為予言，曾見宋槧剡川姚氏本《戰國策》，予心識之。厥後遂得諸鮑綠飲所，楮墨精好，蓋所謂樑溪高氏本也。千里為予抉盧氏雅雨堂刻本一過，取而細讀，始知盧本雖據陸敕先抄校姚氏本歷刻，而實失其真，往往反從鮑彪所改及加字並抹除者，未知盧、陸誰為之也？夫鮑之率意竄改，其謬妄固不待言，乃更援而入諸姚氏本之中，是為厚誣古人矣！金華吳正傳氏重校此書，其自序有曰：“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大於厥疑。”知言也哉！後之君子，未能用此為藥石，可一慨已！

　　今年命工，纖悉影橅宋槧而重刊焉。並用家、藏至正乙巳吳氏本互勘，為之《札記》，凡三卷，詳列異同，推原盧本致誤之由，訂其失，兼存吳氏重校語之涉於字句者，亦下己意，以益姚氏之末備。大旨專主師法乎闕疑、存古，不欲敬取文從字順；願貽諸好學深思之士。吳氏校每雲“一本”，謂其所見浙建括蒼本也。今皆不可復得，故悉裁之。宋槧更有所謂樑溪安氏本，今未見，見其影鈔者，在千里之從兄抱衝家。其雲“經前輩勘對疑誤，採正傳《補註》，標舉行間。”惜乎不併存也。非一刻小小有異。然皆較高氏本為遜，故不復論。嘉慶八年八月八日吳縣黃丕烈撰。

　　顧廣圻戰國策札記後序

　　黃君蕘圃刻姚伯聲本《戰國策》及所撰《札記》既成，屬廣圻為之序。爰序其後，曰：

　　《戰國策》傳於世者，莫古於此本矣！然就中舛誤不可讀者，往往有焉。考劉向《敘錄》雲：“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是向書初非不可讀者也。高誘即以向所定著為之注，下迄唐世，其書具存，故李善、司馬貞等徵引依據，絕無不可讀之雲。逮曾南豐氏編校，始雲疑其不可知者，而同時題記類稱為舛誤。蓋自誘注僅存十篇，而宋時遂無善本矣。伯聲續校，總四百八十餘條，其所是正，亦云多矣，但其所萃諸本，既皆祖南豐，又旁採他書，復每簡略，未為定本，尚不能無劉原父之遺恨耳。厥後吳師道駁正鮑注，用功甚深，發疑正讀，殊有出於伯聲外者矣！今蕘圃之《札記》，雖主於據姚本訂今本之失，而取吳校以益姚校之未備，所下已意，又足以益二家之末備也。見於不可讀者，已稍稍通之矣。後世欲讀《戰國策》，舍此本其何由哉？

　　廣圻於是書，尋繹累年，最後於《敘錄》所云“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者，恍然而知《戰國策》實向一家之學，與韓非、太史公諸家牴牾，職此之由，無足異也。因欲放杜徵南於《左氏春秋》之意，撰為《戰國策釋例》五篇：一曰“疑年譜”，二曰“土地名”，三曰“名號歸一圖”，四曰“詁訓微”，五曰“大目錄”。私心竊願為劉氏擁篲清道者也。高注殘闕，艱於證明，粗屬草稿，牽率未竟，他年倘能遍稽載籍，博訪通人，勒為一編，俾相輔而行，未始非讀此本之助也。諗諸蕘圃，其以為何如？嘉慶癸亥十一月元和顧廣圻。

　　於鬯戰國策注序

　　《戰國策》者，經學之終而史學之始也，其書宜無人不讀。今學者固無人不讀《戰國策》，然而考求之者甚鮮。夫國朝諸儒，其能究古籍遠邁前賢矣，而從事於《戰國策》者，元和顧氏徒託空言，使其欲放杜徵南釋例有成，必大可觀。今則惟推吳黃氏《札記》恪守家法，然不過嚴字句之異同；高郵王氏《雜誌》，摘條立案發明，恨其太少；金山顧氏，能為《編年》；陽湖張氏、歙程氏，專門輿地。類皆具策書之一體者，五人而已矣。若夫林氏《戰國紀年》、黃氏《周季編略》、顧氏《七國地理考》等書，亦為讀《策》者之助，而作者不專為此書發也。自漢高氏至於宋有鮑氏，自宋鮑氏至於元有吳氏，落落三家。吳氏之後，絕無聞有繼起巍然成—家者。至於姚氏，存古之功足多，若其所著，即黃氏師法之所取，亦僅在字句異同，實不足副此書之全量。見吳氏既知姚氏之能存古，鮑氏之竄亂古本，則奚不即補註姚氏之書，顧乃依鮑竄亂之本，而必欲節節為之辨駁，亦可謂舍其康莊，而爭步於蹊間者矣。要之，高注既古而多佚，鮑氏綴補之勤，吳氏考校之密，三家固鼎峙千秋也。

　　鬯不敏，初欲掇鮑、吳兩家之注，入之高注之本，俾古本存而義亦備，且義備然後古本賴以久存，於是採錄之際，不能不旁徵他籍，即不能無意為取捨進退於其間，送成《戰國策注》三十三卷，別補姚氏《序錄》一卷，作《年表》一卷，附之高本，存於姚氏，至今又分兩刻。盧氏之刻不及黃氏之善，故一仍黃刻，其誤文不加改，厥文不加補，羨文不加刪，錯文不加乙，一切具於注中。誠以家法所在，雖讀者病不便，不顧矣。意擬他日宜為一塾課本，凡應改、應補、應刪、應乙者，悉為雌黃；且易分國而通為《編年》，如陸隴其《戰國策去毒》之例，與此本相輔而行，兢兢乎蹈鮑氏竄亂之轍，未敢也。惟是其書既介經終史始之間，則其人其才，必可以注經，可以注史，然後可以注此書。末學疏淺，鄉居又艱獲佳籍，即經目遺忘亦多，時有不安，輒意改易，顧此失彼，遂相牽動，牴牾紛壇，知不能免，夫惡敢仰承三家之緒哉？後有作者，得比而審決更定之，則幸甚！光緒三十有四，（宣統初立之年）十有二月十日南匯於鬯香草序。

　　吾朝無國策注家，而日本卻有之。鬯所見關修齡《高注補正》、橫田維孝《正解》、平井魯堂《講義》三家。《講義》不足雲，關、橫田兩家雖學淺，而於虛義理所在時有體會，間出武斷，頗可摘取。至於《策》學之難，首在年紀、地理兩大端，彼固茫乎其未辯也。尚有譚周者，卻主姚氏之本，又有碕明允《通考》，兩書並未之見。橫田書中有引碕哲夫說，即明允也。鬯又記。

　　所得舊刻《國策》，單鮑注殘本，存西周、東周、齊、楚、趙、韓六卷，書首序葉已失。其趙策“以正殷紂之事”，“殷”字厥筆作“股”，避宋宣祖諱，而他處“殷”字又不闕筆，蓋元以後翻宋本也，故其闕筆已校補，而偶失一未補耳。亦小有訛，然不訛者多，合之吳本，間有異。此真鮑本，非如黃《札記》以至正乙巳本為鮑本，未免差爾。十一日又記。

　　戰國策注二十三卷孔昭煥家藏本提要

　　（四庫全書總目）

　　舊本題漢高誘注。今考其書，實宋姚巨集校本也。

　　《文獻通考》引《祟文總目》曰：“《戰國策》篇卷亡闕，第二至第十、第三十一至第三十三闕。又有後漢高誘注本二十卷，今闕第一、第五、第十一至二十，止存八卷。”曾鞏校定序曰：“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此為毛晉汲古閣影宋鈔本。雖三十三卷皆題曰高誘注，而有誘注者僅二卷至四卷、六卷至十卷，與《崇文總目》八篇數合。又最末三十二、三十三兩卷，合前八卷，與曾鞏序”十篇數合。而其餘二十三卷，則但有《考異》而無《注》。其有《注》者多冠以“續”宇。其偶遺“續”字者，如《趙策》一“郄疵”注、“雒陽”注，皆引唐林寶《元和姓纂》；《趙策》二“甌越”注，引魏孔衍《春秋後語》；《魏策》三“芒卯”注，引《淮南子注》。衍與寶在誘後，而《淮南子注》即誘所自作，其非誘《注》，可無庸置辨。蓋鞏校書之時，官本所少之十二篇，誘書適有其十，惟闕第五、第三十一。誘書所闕，則官書悉有之，亦惟闕第五、第三十一。意必以誘書足官書，而又於他家書內摭二卷補之。此官書、誘書合為一本之由。

　　然鞏不言校誘《注》，則所取惟正文也。造姚巨集重校之時，乃並所存誘《注》入之。故其自序稱“不題校人並題續注者，皆餘所益”。知為先載誘《注》，故以“續”為別。且凡有誘《注》復加校正者，並於夾行之中又為夾行，與無《注》之卷不同。知校正之時，《注》己與正文並列矣。

　　卷端曾鞏、李格非、王覺、孫樸諸《序》、《跋》，皆前列標題，各題其字。而巨集《序》獨空一行，列於末，前無標題。《序》中所言體例，又一一與書合，其為巨集校本無疑。其卷卷題高誘名者，殆傳寫所增，以贗古書耳。

　　書中校正稱曾者，曾鞏本也；稱錢者，錢藻本也；稱劉者，劉敞本也；稱集者，集賢院本也；無姓名者，即巨集《序》所謂“不題校人”為所加入者也。其點勘頗為精密。吳師道作《戰國策鮑注補正》，亦稱為善本。是元時猶知《注》出於巨集，不知毛氏宋本，何以全題高誘？考周密《癸辛雜識》稱賈似道嘗刊是書，豈其門客廖瑩中等皆媟褻下流，昧於檢校，一時誤題，毛氏適從其本影鈔歟？近世揚州所列，即從此本錄出，而仍題誘名，殊為沿誤。今於原有《注》之卷題高誘注，姚巨集校正續注原《注》已佚之卷，則惟題姚巨集校正續注，而不列誘名。庶幾各存其真。

　　巨集字令聲，一名伯聲，剡川人。嘗為刪定官，以伉宜忤秦檜，瘐死大理獄中。蓋亦志節之士，不但其書足重也。

　　案《漢藝文志》、《戰國策》與《史記》為一類，歷代史志因之。晁公武《讀書志》始改入子部縱橫家，《文獻通考》因之。案班固稱司馬遷作《史記》，據《左氏》、《國語》，採《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迄於天漢。則《戰國策》當為史類，更無疑義。且子之為名，本以稱人，因以稱其所著，必為一家之言，乃當此目。《戰國策》乃劉向裒合諸記併為一編，作者既非一人，又均不得其主名，所謂“子”者安指乎，公武改隸子部，是以記事之書為立言之書，以雜編之書為一家之書，殊為未允。今仍歸之史部中。

　　鮑氏戰國策注十卷內府藏本提要

　　(四庫全書總目)

　　宋鮑彪撰。案黃鶴《杜詩補註》，郭知達集註《九家杜詩引》彪之語，皆稱為鮑文虎說，則其字為文虎也。縉夏人，官尚書郎。

　　《戰國策》一書，編自劉向，注自高誘。至宋而透注殘闕，曾鞏始合諸家之本校之，而於註文無所增損。姚巨集始稍補誘《注》之闕，而校正者多，訓釋者少。彪此注成於紹興丁卯，其《序》中一字不及姚本。蓋二人同時，巨集又因忤秦檜死，其書尚未盛行於世，故魚未見也。

　　彪書雖首載劉向、曾鞏二序，而其篇次先後，則自以己意改移，非復向、鞏之舊。是書竄亂古本，實自彪始。然向序稱：“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案：‘莒’字未詳，今姑仍原本錄之。)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重複，得三十三篇。”又稱，“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云云。則向編此書，本裒合諸國之記，刪並重復，排比成帙。所謂三十三篇者，實非其本來次第。彪核其事蹟年月而移之，尚與妄改古書者有間。其更定東、西二週，自以為考據之物筆，元吳師道作《補正》，極議其誤。

　　考趙與時《賓退錄》曰“《戰國策》舊傳高誘注，殘闕疏略，殊不足觀。姚令威寬補註，（案：補註乃姚寬之兄姚巨集所作，此作姚寬，殊誤，謹附訂於此。）亦未周盡。獨縉雲鮑氏校注為優。雖間有小疵，殊不害大體。惟東、西二週一節，極其舛謬，深誤學者，反不若二氏之說。”是則南宋人已先言之矣。

　　師道注中所謂“補”者，即補彪注。所謂“正”者，亦即正彪注。其精核實勝於彪。然彪註疏通詮解，實亦殫一生之力。故其自記稱，四易稿後，始悟《周策》之嚴氏、陽豎，即韓策之嚴遂、陽堅，而有校書如塵埃風葉之嘆。雖踵事者益密，正不得遽沒創始之功矣。

　　戰國策校注十卷紀昀家藏本提要

　　（四庫全書總目）

　　元吳師道撰。師道字正傳，蘭谿人，至始元年進士。仕至國子博士，致仕，後援禮部郎中，事蹟具《元史儒學傳》。師道以鮑彪注《戰國策》，雖雲糾高誘之訛漏，然仍多未善，乃取姚巨集續注與彪注參校，而雜引諸書考正之。其篇第註文一仍鮑氏之舊。每條之下，凡增其所闕者謂之“補”，凡糾其所失者謂之“正”，各以“補曰”、“正曰”別之。復取劉向、曾鞏所校三十三篇四百八十六首舊第為彪所改竄者，別存於首。蓋既用彪注為稿本，如更其次第，則端緒已棼，節日皆不相應；如泯其變亂之跡，置之不論，又恐古本遂亡，故附錄原次以存其舊。孔穎達《禮記正義》每篇之下附著別錄第幾．林億等新校《素問》亦每篇之下附著全元起本第幾，即其例也。

　　前有師道自序，撮舉彪注之大紕繆者凡十九條，議論皆極精審。其他隨文駁正，亦具有條理。古來往是書者，固當以師道為最善矣。舊有曲阜孔氏刊本，頗未是正。此本猶元時舊刻，較孔本多為可據云。

　　關脩齡戰國策高注補正序

　　古人崇尚戰國策，比之鴻寶，序論己悉矣。其所謂“譎誑相輕，傾奪之說，然而人讀之，則必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又所謂“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辨麗橫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廢也。”此至當之論，孰為揄揚之浮於實乎哉！夫學究何為反以害乎名教飭戒子弟，令勿披覽也？要苦其難讀，而為護短之計，可謂執一而無權也。

　　餘以不敏，猶欲思其難讀而得焉。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但管窺一班。竊謂《策》多戰國雜說，夫太史公採焉次《史》。蓋由《左》、《國》之後，欲徵興廢之跡，而莫可他求矣。嘗觀著書大指，或有實施於行事者，或有載之空言而無其事者，若夫一辭數出，而馳說考不同，人不相及，而同在一時，則為後人擬策也著矣。餘妄執是說，以為惟取其文辭，不論事業可也。於是乎斷章釋義，必依成文，庶幾無以失夫載說之真哉。其所不逮，存而弗論，以俟君子幸正焉。

　　寬政丙辰季春，河越關脩齡撰。

　　橫田惟孝戰國策正解序

　　《戰國策》者，蓋當時之雜記，而秦人之所編錄也。其事則從橫傾奪，其言則譎誑功利，終之，六國以此喪其國，秦以此失其天下，策士令其終者，蓋亦鮮矣。雖間有彼善於此者，要亦不足以為訓也。然則斯書可廢與？曰：何可廢也。

　　夫治必稱唐、虞、三代，亂必言春秋、戰國。春秋則《左傳》、《國語》存焉，戰國則舍斯書而何在？太史公所據，亦唯斯而已矣。《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夫法治戒亂，古今常典，然不審其所由，而徒稱言而已，則不去就失路而背馳者，幾希矣？且夫舜、禹大聖也，而其相告戒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於家，用殄厥世。”則知空言之諄諄不若指行事之著明矣。然則欲知戰國之所以為戰國，安可不讀斯書也。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蓋曰法善改惡，善、惡皆可以為我師也。是故《詩》之美、刺共存之，《春秋》善、惡並記焉，以示勸懲。孔門之教，蓋為然也。若夫曰害乎名教，而飭戒子弟，令勿披覽者，徒知善之可以為法，而不知惡之可以為戒也。其諸異乎夫子之教與？《詩》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其此之謂也。噫！拘儒一唱是固說，而曲學隨而和之，斯書殆束閣焉。

　　夫古書之傳於今，孰能無誤；然士子所朝夕誦習，隨誤隨正，是以不至大誤。今斯書尤多舛訛者，是誰之過與？吾愍其如此，既讎校數本，善者從之，可者據之，又其他片言只辭，苟可以為徵者，採摭以參互訂正，然後取諸說之長，附以管窺。不獨解文義，間有是正存焉，故並命曰“戰國策正解’。其所不知，闕如以俟後之君子。極知不自揣之甚，不免於蕪穢之責，冀人之好我，摘其過謬。若其護短蔽拙，為之辭者，吾亦不敢。

　　文政甲申仲冬冬至前一日，東都，橫田惟孝，順藏敘。劉向戰國策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為，戰國時遊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

　　敘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

　　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援，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

　　及春秋之後，眾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傳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並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為戰國。貪饕無恥，竟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遊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為一，以儐背秦。秦人恐懼，不敢窺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鹹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眾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並有天下。杖於謀詐之弊，終於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偽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為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

　　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故其辯，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專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